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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影像艺术扎根美国

Jul 15, 2013   艺术新闻/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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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仍清晰记得第一次看到中国影像艺术时的情景。

2004年,新媒体策展人芭芭拉·伦敦(Barbara London)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策划了《今日中国》(China Now)艺术节。在这场展览中,我看到了徐震的作品,他将摄像机设在人流众多的上海闹市,记录下人群在听到艺术家大声怪叫后回头一探究竟时或惊讶或恐慌的表情;还有宋冬早期实验作品,他以碎镜子的反射捕捉中国街头风貌。这些影像全然粉碎了我对中国怀有的种种陈旧猜想。这些极富才华的影像艺术家们运用折射、碎片化或是瓦解重构的方式向观众展示出种种光怪陆离的大城市景观。

MoMA率先将中国影像艺术介绍给美国观众。早在1997年,芭芭拉就曾带领团队到中国考察,并制作了有关中国当代艺术的网页。当时美国观众对中国的艺术家还很陌生,在那个连诸如张晓刚和岳敏君这些后来的市场明星的名字都还鲜有人知的时代,芭芭拉就已经从中国带回了与冯梦波、王功新、张培力以及汪建伟所做的访谈,这让我了解到新媒体艺术的兴起并不仅仅是一个西方现象。

当我初次得知当时的中国艺术家也跟我们一样可以接触到网络、摄像机和后期设备,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直到后来有人告诉我美国的电脑大多是由中国制造,我才开始转向对新媒体艺术源自中国这一可能性的思考——此前我确信这一艺术形式来自美国。

不同于此时期的中国绘画——这些作品在我看来更多的仍是在回望“文化大革命”时期——影像艺术激发了中国艺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更革新、更具实验性的时期。首先非常明显的是,在早期的作品中,中国艺术家运用影像去记录他们那些激进的行为艺术作品,从而将这些地下艺术景观的能量传达给更广泛的观众。同时,影像等媒介以其特有的灵敏性适应了中国迅速变革的社会状况,并向世界各地传输日新月异的中国景观。

例如汪建伟在1999年拍摄的《生活在别处》(Living Elsewhere),就是一部让我长久难以忘怀的作品。艺术家记录了一群失去土地的农民如何占领一处四川郊区的烂尾别墅、在那生活的场景。由于缺乏水电供应,在这所装潢着罗马柱、大理石地板的豪华大宅中,农民们竟过着近乎原始的生活。

近年来,美国的美术馆在展示当代中国影像艺术方面十分超前。2007年,纽约的亚洲协会宣布该机构即将开始建立新媒体及影像艺术品方面的永久性收藏。杨福东的影像五部曲《竹林七贤》随即在亚洲协会展出。他将中国卷轴画的诗意、超现实叙事以及对城市弊病的描绘巧妙融合交织,以揭示出现代中国社会中人的异化与迷失。

古根海姆美术馆也一直重视中国的新媒体艺术家,杨福东和曹斐皆获得了古根海姆基金会推出的雨果·博斯奖(Hugo Boss Award)提名。曹斐的作品已经跨入了交互式装置的领域,她的作品《人民城寨》(RMB City)具有3D电子游戏的形式,艺术家自己也在作品中创建、经营着自己的第二人生。

与之相似,冯梦波也创作了一件真人大小的电子游戏装置《长征:重启》(Long March Revisited),游戏的参与者扮演红军的角色,依靠投掷一听听的可口可乐消灭敌人,这件作品曾在MoMA、 PS1中展出。

最近,前洛杉矶海默博物馆(Hammer Museum)策展人詹姆斯·伊雷恩(James Elaine)在休斯敦当代艺术博物馆(Contemporary Art Museum Houston)策划了名为《国家进行时:中国新影像艺术》(Unfinished Country: New Video from China)的中国影像艺术展。伊雷恩再次十分超前地挑选了如马秋莎、李然和黄然等青年艺术家。此前在其于海默博物馆策划的展览中,艺术家孙逊凭借其手绘动画,以及质疑政治制度不合理性的超现实寓言而脱颖而出。

让美国的美术馆对中国影像艺术如此感兴趣的原因之一,在于与一些如绘画及雕塑等相对传统的媒介不同,中国的影像艺术家真正地站在了世界影像艺术的前沿。这些艺术家们的作品展现出对影像的强大把控力并推动了此艺术领域不断向前发展。相反,那些在美国备受关注并被视作市场明星的中国画家、雕塑家们并未一直保持创新,他们其实仍未被美国的艺评家们全然接受。

这些由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艺术家们创造的图像通常较易理解,而关于“文革”时期的集体记忆或是融合毛泽东与可口可乐的政治波普符号,随着时间的流逝已愈加重复化,了无生趣。恰恰是影像艺术家们尖锐地揭露出新的中国迷思,不断地将新鲜的图像呈献给世界观众。

就在上个月,MoMA展映了中国年轻电影人王博的新片《中国协奏曲》(China Concerto),影片批判性地回望了重庆的“红歌运动”。一方面导演为观众呈现出这座中国重要城市的异化;另一方面这也引发出人们对于那个曾经“单纯时代”的怀念与乡愁。同时,王博也看到人民在所谓“官方”、强制文化下的压抑与趋同性。从技术角度来看,影片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叙事结构,我无法肯定若电影公映,身在中国的观众是否可以全然理解。

观影时我不禁思考影像艺术如何进一步描绘和阐释城市景观——闪烁的霓虹灯、拥挤的购物中心、怪物般的新城市建筑。在这样的背景映衬下,影像艺术如何捕捉相对静谧的瞬间,如街头表演者正演唱赞美红军的歌曲,或是年轻人伴着流行音乐起舞。美国观众最需要看到的正是这样多样化的视角,这也是美国策展人所一贯支持的。

无论传统媒介作品如何创出拍卖新高,如此多层次切入中国文化的创作在其他传统媒介中仍属鲜见。在我看来,在当代中国种种艺术形态中,只有影像艺术能真正体现出中国对世界艺术的推动。撰文/Barbara Pollack  译/胡斯琦

威尼斯之死?

对于像威尼斯这样优美而脆弱的城市,未来一定已规划好了吧?事实却并非如此。1987年,威尼斯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址,相应的管理方案本也应随之出台。今年3月,市议会终于将方案呈现给公众,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为该市编写的管理方案。议会宣称,其目的是要“确定战略并通过行动计划将其付诸实践”。可惜的是,方案在这两方面几乎都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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