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今年7月是西班牙内战爆发80周年纪念。内战的一方是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支持的由佛朗哥将军率领的右翼反共和政府武装，另一方是第二共和国的民选政府和它的反法西斯支持者们，双方激烈的冲突一直持续到1939年3月下旬。在内战期间，平民目标遭到了轰炸——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就表现了这样臭名昭著的事件；教堂也没能幸免于难，例如，保存着何塞·马利亚·塞特（José María Sert）的珍贵壁画的维希大教堂（Vich Cathedral）也毁在战火之中。

▲ 普拉多博物馆里的沙袋，普拉多博物馆的建筑本身在佛朗哥军队轰炸马德里期间遭到破坏；幸运的是，绝大多数藏品完好无损，图片来源：Museo del Prado

西班牙内战成为了如何在战时保护艺术品的分水岭。1939年2月3日晚上大约7、8点钟，当时的共和政府外交部长胡利奥·阿尔瓦雷斯·戴尔·瓦约（Julio Álvarez del Vayo）与卢浮宫副馆长雅克·贾贾徳（Jacques Jaujard）签署了《菲格拉斯协议》。当时混乱的局势与这份协议的长远意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政府军正在节节败退，戴尔·瓦约躲藏的菲格拉斯圣费尔南多堡距离法国边境不过一段很短的车程。那一天佛朗哥反政府军发动的空袭刚刚切断了所有的电力供应，戴尔·瓦约和贾贾徳借着一辆欧宝汽车大灯的亮光签署了协议。

▲ 革命委员会在瓦伦西亚宣传保护艺术品的海报（1937），呼吁保护宗教物品，“它们也是艺术品”，图片来源：The Art Newspaper

运送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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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协议，西班牙政府委托“拯救西班牙艺术珍品国际委员会”把艺术品运送到靠近西班牙-法国边境的安全地点。该委员会由来自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卢浮宫、国家美术馆、伦敦泰特美术馆等重要机构的代表们组成。他们承诺把西班牙的艺术珍品当作第二共和国的礼物经过法国送到国际联盟刚刚在日内瓦建立的总部，那里的议会厅就是用塞特的壁画装饰的。

▲ 国际联盟议会厅，1938年，图片来源：League of Nations Archives

不久之后，装着1842个板条箱的71辆卡车开始向法国边境进发，马德里普拉多国家博物馆的364幅画和180幅素描也在这些板条箱里。2月15日，伦敦《泰晤士报》报道说，戈雅的115件作品、葛雷柯的43件作品、委拉斯开兹的45件作品、提香的38件作品和鲁本斯的25件作品被安全送抵日内瓦；委拉斯开兹的名作《宫娥》（Las Meninas）也在其中。

▲ 委拉斯开兹《宫娥》（Las Meninas），1656年，图片来源：Wikipedia

世界顶级博物馆合作疏散一个国家的艺术珍品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虽然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前，国际社会就已经开始着手建立战时保护艺术品的应对措施了。1899年《陆战规则和惯例的海牙公约》禁止任何可能使文化古迹成为军事目标的行为——例如转运、储存军火或者隐蔽狙击手——并且规定战斗人员在道义上应当尊重文化古迹。

▲ 伦敦国家美术馆二战期间进行馆藏疏散，图片来源：Imperial War Museums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英博物馆馆长弗雷德里克·凯尼恩（Frederic Kenyon）——后来“拯救西班牙艺术珍品国际委员会”的积极参与者——把大英博物馆里易损的藏品转移疏散到了威尔士国家图书馆。从1934年起，国际博物馆办公室（隶属于国际联盟）基于这些成功的先例制定了一套保护艺术品的方案，例如在博物馆内构建安全保护空间，就像大英博物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做的那样；或者在远离冲突的中立地区建立保护点。

革命者和空袭的双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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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政府和国际社会转移疏散艺术珍品的先例反映出战争的威胁是多么可怕，保护世界级的艺术文化遗产必须付出超乎寻常的努力。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艺术文化遗产面临着两个巨大的威胁：革命者和空袭。革命的工人武装了起来，在加泰罗尼亚就有多达4万件从军营里缴获的武器落到了左翼手里。武装工人在马德里、巴塞罗那等大城市挫败了政变，为革命铺平了道路。然而，激进分子们为了建立新秩序打算摧毁所有旧秩序的象征，尤其是教堂和宗教艺术品。英国共产主义者拉尔夫·贝茨（Ralph Bates）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他是比利牛斯小镇埃斯波特的一个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认为圣徒像简直“令人作呕”，应该统统烧掉；但它们同时具有巨大的艺术价值，应该被保护起来。

▲ 西班牙内战期间武装革命者破坏耶稣塑像，图片来源：Wikipedia

佛朗哥将军的支持者们在宣传中利用了破坏圣像的事件。1938年，在佛朗哥主义者占据的格拉纳达，一本名为《1931-1937年被破坏的西班牙艺术宝藏》的书宣称有731个教堂被捣毁。强大的宣传攻势抵消了共和政府试图树立民主、法律和秩序的捍卫者形象的努力。

文化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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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召“保卫文化”的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联盟力图克服反叛者的宣传所造成的破坏。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联盟起源于西班牙内战之前，那时候许多重要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认同共和国的进步和开明。知识分子们也认为西班牙乡下文化生活匮乏的人们可以通过参观“巡回博物馆”——展出普拉多博物馆伟大西班牙名作的复制品的博物馆——能够成为更合格的公民。 从冲突爆发之日起，联盟的成员们就开始着手接管被谋杀或逃亡国外的贵族或神职人员的家园和收藏。其中比较出名的就是西班牙共产主义青年团接管了阿尔巴公爵的利里亚宫，扣押了里面收藏的名作，包括戈雅的《阿尔巴公爵夫人》以及伦勃朗、鲁本斯等大师的作品。

▲ 戈雅的《锡耶纳的圣贝纳迪诺》从马德里圣弗朗西斯科大教堂被疏散转移，图片来源：Museo del Prado

1936年7月23日，共和政府迈出了从佛朗哥武装组织夺回舆论控制权的第一步，建立了“保护西班牙艺术珍品革命委员会”。马德里的“革命委员会”在卡洛斯·蒙蒂亚（Carlos Montilla）的领导下，以保护国家文化遗产的名义征收了所有能找到的私人和公共领域的艺术品。蒙蒂亚保证说，通过与“值得称道的”共产主义民兵的合作，所有被征收的物品都得到了妥善的登记和保护。他持续地利用宣传手段推进保护工作的开展，出版了从反叛者、强盗和国际艺术品黑市商贩手里抢救的艺术品的目录。

▲ 内战期间转移博物馆馆藏，1937，图片来源：Museo del Prado

这样的做法既可以保护艺术品，又可以赢得宣传战，堪称一箭双雕，这也就是为什么在1936年9月19日颁布了一条政府令，任命巴勃罗·毕加索为普拉多博物馆馆长。实际上，毕加索从来都没有前往马德里赴任。正如1936年联盟的报纸《蓝工装》所指出的那样，毕加索作为西班牙文化的最著名代表人物，现在已经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斗争”。

▲ 内战期间转移博物馆馆藏，1937，图片来源：Museo del Prado

佛朗哥反政府武装对马德里的轰炸为共和政府的宣传攻势提供了重要的素材。1936年11月16日，佛朗哥反政府武装的飞机投下的九枚燃烧弹击中了普拉多博物馆。第二天，18枚燃烧弹严重毁坏了利里亚宫，民兵们奋不顾身地从中抢救出来许多珍贵的藏品。紧接着在1936年12月，共和政府在瓦伦西亚举办了一个展览，专门展出从被轰炸的宫殿里抢救出来的艺术品。展览的宣传册上写道，该展览“是活生生的证言，让文明世界看看反法西斯人民是如何挽救了文化遗产的。”

▲ 燃烧弹轰炸后的马德里废墟，1936，图片来源：Museo Reina Sofia

共和政府把转移疏散国家宝藏的工作分成了三个阶段，这个展览就是第一阶段工作的一部分。这些国家宝藏被首先从马德里疏散到瓦伦西亚，然后转移到加泰罗尼亚，最终送抵日内瓦。政府方的说法是为了躲避法西斯主义者的轰炸才开始向瓦伦西亚转移疏散艺术品的，但实际上在普拉多博物馆被袭击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 一辆装载有普拉多馆藏的卡车抵达瓦伦西亚塞拉诺塔，1936，图片来源：Museos, monumentos y más cultura en Valencia

1936年11月初，佛朗哥的军队到达了马德里的郊区。共和政府估计马德里很快就会沦陷，于是在11月6日晚上转移到了相对安全的瓦伦西亚。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联盟的成员们在共产主义第五军团的协助下转移了普拉多博物馆的珍贵藏品。这项工作十分危险，拉斐尔·艾伯蒂（Rafael Alberti）和他的妻子玛丽亚·特雷莎·利昂（María Teresa León）在街上运送《侍女》的时候，周围还有炸弹不停地爆炸。他们为了赶紧找地方躲避轰炸，不得不把那件伟大的作品放在了联盟总部利纳雷斯宫外面的大街上。

政府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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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共和政府在瓦伦西亚对抢救出来的国家宝藏照看得非常用心。从普拉多博物馆转移出来的几百幅绘画大部分被保存在塞拉诺塔的圆形双塔里。1937年9月，弗雷德里克·凯尼恩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他在塞拉诺塔的见闻，称赞说双塔被钢筋水泥混凝土和大量泥土保护得很好。他还很满意地看到绘画都被保存在防火的结实箱子里。凯尼恩的报告有利地反驳了佛朗哥主义者的指控，他们说共和政府已经把宝藏在黑市上卖掉了或者背叛了西班牙人民把宝藏送到了苏联。

▲ 瓦伦西亚塞拉诺塔，1891，图片来源：torres de valencia

在1938年的时候，瓦伦西亚也变成了前线，因此艺术家蒂莫泰奥·佩雷斯·鲁维奥（Timoteo Pérez Rubio）领导下的共和政府“保护西班牙艺术珍品革命委员会”在三、四月间把西班牙伟大的艺术宝藏转移到了加泰罗尼亚，随后送到了日内瓦。在加泰罗尼亚，这些宝藏被存放在佩拉达堡、瓦霍尔矿山和菲格拉斯的圣费尔南多堡。在所有宝藏安全到达日内瓦之后，共和政府的艰巨努力赢得了“拯救西班牙艺术珍品国际委员会”的尼尔·麦克拉伦（Neil MacLaren）和迈克尔·斯图尔特（Michael Stewart）的称赞。1939年5月，他们在一封给《泰晤士报》的信中证实，只有几幅画在辗转的运送过程中损坏了。例如，因为轰炸而坍塌的阳台砸在了装着戈雅的《五月二日》和《五月三日》的箱子上，致使两幅画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不过在离开西班牙之前它们就已经被大致修复了。

重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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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努力多年以来一直没有得到承认。在宝藏到达日内瓦之后不久，佛朗哥赢得了内战，因此历史就任由新政权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了。1939年一整年，佛朗哥主义者控制的报纸《ABC》都在不断地批评“赤色分子”“抢夺了”西班牙的宝藏。佛朗哥政府在塞特等人的帮助下通过谈判要求返还西班牙艺术品。不过在返还之前，佛朗哥政府先在日内瓦举办了一次名作展。那次展览表达了佛朗哥政权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主展厅被取名为“皇家画廊”，展出的112件西班牙艺术家的作品完全占了上风。在西班牙国内，佛朗哥政权鼓吹宝藏的返还都要归功于佛朗哥的“超群智慧”。1939年9月，所有的曾经被转移的艺术品都在此番狂热之中回到了西班牙。（撰写／Peter Anderson 译／盛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