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对中国而言，1911年可谓是历史上转折性的一年。这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瓦解陷入政治分裂之中。在这动荡的时代，大批的书画珍品因为战乱随之逸散，更有皇亲高官趁着国难之际，纷纷将手中的藏品抛售于海外。

▲ 黄道周书法作品局部，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图片来源：東京國立博物館

对于自古和中国保持着密切贸易的日本而言，相比较为正统的美术品流入方式：譬如镰仓、室町时代以禅宗寺院和足利将军家族为中心的收藏、或是江户时代临济宗黄檗宗僧人所带来的舶来收藏，这个时期关西地区的收藏多托足于清末民国的动荡之中。

经济力量的优劣，使书画流失之于中国，转存之于日本，关西地区的大收藏家亦在此时崛起，开启了日本近现代中国书画研究的先河。那些因战乱而辗转流离异乡的中国书画，逐渐汇聚到方圆不足100公里的关西地区。

▲ 关西区域示意，图片来源：关西信息网

泉屋博古馆：

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

▲ 泉屋博古馆，图片来源：TANC

泉屋博古馆属于赫赫有名的日本豪族住友家族，泉屋博古馆这个名字来自住友家族在江户时代经营冶铜业的字号“泉屋”和中国宋代古器图录《宣和博古图》。除却世界第一流的中国青铜器收藏，以明末遗民书画家作品也是该馆的核心收藏。

住友宽一是住友家族第十五代吉左卫门的长子，1896年生于大阪，他的父亲是住友家的入赘女婿，为主导该财团的核心人物。然而住友宽一自幼体弱多病，最终未能继承家业，终其一生沉浸于宗教、艺术和音乐之中。当时在日本尚未得到重视的明代遗民画家们的作品，在宽一看来更富有新鲜感。他相继从老师桑名铁城那里得到八大山人的《安晚册》、石涛的《庐山观瀑图》等名作，后来又购得石涛的《黄山八胜画册》等等。自号无为庵主的宽一，大概也从这些作品中得到了某种若合符节的共鸣吧。

▲ 住友宽一著《无为庵印谱》，图片来源：Yahoo! Japan

1932年，战争的混乱时局中，隐居于箱根的宽一投入了大量时间从事写作和研究。并从1952年开始着手将其收藏的中国绘画出版为图录，直到1956年因病去世。当时出版的《石涛和八大山人》《明末三和尚》等五册图录珂罗版印刷，异常精美。从细微笔触的差异扩展到与西方各艺术门类的广泛比较，可见宽一深刻的洞察力、敏锐的直觉和最为可贵的对艺术的真挚。时至今日，明末清初的画派被日本广泛接受，不得不说住友宽一的贡献非同小可。

宋代米芾曾论及好的收藏家时说：“谓其笃好，遍阅记录，收藏亦不秘藏”，以此来总结宽一的一生，实非过言。住友宽一去世后，他的收藏被其弟弟捐赠给建于京都东山的泉屋博古馆。这里也是宽一之父所修建别墅的旧址。1960年建立后，最初用来展示住友春翠收集的中国古代青铜器、铜镜等美术品收藏。之后，住友家族由陆续了约3000件文物，包括中国和日本的绘画、书法，以及茶具、文房等工艺品。

▲ 泉屋博古馆，图片来源：TANC

▲ 八大山人《安晚图》之十四，图片来源：Pinterest

澄怀堂美术馆：

澄怀观道，卧以游之

从京都站八条口坐上开往三重县四日市的大巴车，接近两个小时的车程才能到达澄怀堂美术馆。澄怀堂的收藏者山本悌二郎，在台湾日据时代是台湾制糖总公司的负责人，并分别在昭和2年（1927）田中义一内阁和昭和6年（1931）犬养毅内阁担任农林大臣，活跃于日本政坛。而他的收藏品（主要是明治时期至昭和初年收集的中国宋元明清书画）后来被其晚年的亲信、企业家猪熊信行继承，如今完整地保存在猪熊信行的老家三重县四日市的澄怀堂美术馆中。

▲ 澄怀堂美术馆，图片来源：TANC

山本悌二郎编著的堂堂十二卷《澄怀堂书画目录》共收录作品1176件，足见其收藏的宏伟博大。他的收藏是在清朝崩毁、中国书画大量流失海外的极度混乱之际，由日本国内外诸多学者和政治家的奔走而由中国流入日本。不论最初的目的如何，确实也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这批文物毁于战火。当澄怀堂财团于昭和61年（1963）成立时，他又以私人财力兴建澄怀堂文库，将这些贵重的书画作品面向一般大众广为公开，在欣赏研究的同时使它们不再散佚、一直流传下去。

▲ 山本悌二郎，图片来源：Wikipedia

澄怀堂美术馆是在日本也极少见的专门收藏中国书画的美术馆，其名字来源于《宋书·卷九十三·宗炳传》中“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慢慢地澄净内心，悠游于胸中的山水。馆内展厅也是为了可以更好展示中国书画作品而专门设计的。澄怀堂美术馆每年于春秋两季策划主题展，并举办有不少中国书画相关的讲座等活动。

山本悌二郎由明治年间至昭和初期以一代之力建立的中国书画收藏，现在作为澄怀堂美术馆的核心收藏和阪东贯山旧藏砚石为主的文房一起被珍而重之的传承下来。

▲ 翁同龢《澄怀堂横幅》，图片来源：澄懷堂美術館

▲ 黄道周《草书答孙伯观诗》，图片来源：澄懷堂美術館

黑川古文化研究所：

天地偶然留砥柱，江山有此障狂澜

从大阪梅田站搭乘阪急电车约15分钟进入兵库县的西宫市，从北侧的车窗就能望见六甲山麓；而坐落于东侧山腰台地上的白色两层建筑，就是黑川古文化研究所。这里收集了约8500件以中国和日本为主的东亚美术、考古及历史相关文物。这些收藏是由近代的大阪富商——黑川家族历经三代汇集、传承并且在成立黑川古文化研究所后捐赠的藏品。尤其是第二代黑川幸七，籍由中国清末民初的混乱时期收藏了大量的书画、青铜器、古镜。尤其是于明治45年（1912）购自大阪博文堂的《集王圣教序》北宋拓本、晚年购入的传五代董源《寒林重汀图》确立了他在关西地区收藏界的地位。

▲ 黑川古文化研究所，图片来源：TANC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与罗振玉的关系非常密切：其时罗振玉为了躲避清末战乱而远渡日本，并在京都生活了8年（1911-1919）之久。黑川幸七的收藏之中屡屡可见罗振玉的旧藏，而很多古钱币以及殷墟出土的甲骨也是从罗氏手中购得。

据说黑川幸七晚年曾考虑出版藏品图录，可惜在昭和13年（1938）即以67岁之龄病故。时代的巨轮急速地将日本推向战争的漩涡，而与二代黑川幸七一直来往的犬养毅和内藤湖南等人也相继离世，可以说黑川幸七是战前关西地区收藏中国美术的最后一道余晖。

▲ 罗振玉，图片来源：Wikipedia

黑川古文化研究所每年举办春秋两次的展览，各为期一个月。春季为名品展，主要介绍收藏品种不同领域的代表馆藏；秋季则是主题展，依照每次侧重的主题进行陈列展示。

在全球现代化带动的急剧变化之中，如何继承传统文化美好的一面也很重要。在重视个性与新奇的现代价值观之中，中国书画也提示了我们融古创新的意义。

▲ 黑川古文化研究所天台远景（远处为神户），图片来源：TANC

▲ 董源《寒林重汀图》局部

相较国立博物馆的整饬的收藏序列，私立博物馆的收藏不仅代表日本汉学在美术上的研究扩展，更反映了日本研究者对中国书画从古代舶来的地方性转向文人正统脉络的认知转向。走过这一座座美术馆，看到的也是清末以来中日国势凌替、文化消长和学术兴废的时代缩影。（撰文、摄影／王梦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