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1956年10月16日，弗兰克·劳埃德·赖特 （Frank Lloyd Wright）在芝加哥拥有1700间房间的谢尔曼酒店举行了媒体发布会，揭晓他新设计的“伊利诺伊大厦”（The Illinois，又称“英里大厦”）。这位美国最知名的建筑师也许正需要一处大场地，来揭晓其宏大计划。在他的设计中，这座摩天大厦高达一英里（约1600米），拥有528层楼，配备56台原子能动力电梯，足够容纳13万名房客，可停泊1.5万辆车，还带有可供100架直升机停泊的双停机坪。

▲ “伊利诺伊大厦”的设计草图，图片来源：Frank Lloyd Wright

赖特知道如何吸引媒体的眼球。他在发布会上将本就尺幅可观的9英尺高建筑透视图，延伸至22英尺高，以展示这座5280英尺的大厦。 这不仅是一个远大抱负，而是根本太庞大的计划。伊利诺伊大厦体现了赖特的理论，他坚信规模庞大且不断蔓延的现代城市需要得到约束。 在其理想的状态中，以芝加哥的城市规模，只能容纳为数有限的摩天大厦，环绕这些摩天大厦的则是丰饶的绿地而非街道。赖特的宗教信仰是大写的“自然”。伊利诺伊大厦正希望通过浓缩和克制现代城市的方式来保护自然。

▲ 赖特在“伊利诺伊大厦”发布会现场，图片来源：Getty

媒体报道纷至沓来。这位享年88岁的建筑师在其一生中都是绝佳的新闻素材——富有争议、直言不讳、妙趣横生且充满灵感，赖特敢于想象并且始终活跃在大舞台上。他的生活则充满戏剧性与悲剧性。家两度被烧毁、情人及其孩子被发疯的持斧男子谋杀、高调离婚，并在1893年开设同名公司之后不断创作出杰出、革新的建筑设计方案。这一切都在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身上同时存在。

因此，他留给后人大量形形色色的档案资料毫不令人惊讶。2012年，这些档案从其位于威斯康星和亚利桑纳的塔里耶森建筑事务所（Taliesin），被转移到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当代艺术博物馆（MoMA），策展人得以从中发掘中5.5万幅绘画、30万张信件、285部影像以及2700张手稿。MoMA 在新展“拆开档案”（Unpacking the Archive）中呈现了450件档案作品，以纪念赖特诞辰150周年。

在展品之外，博物馆还特别出版了一册文集，囊括从各个角度阐释赖特建筑思想的文章。他在长达72年的职业生涯中所发展出多种设计与绘画风格，正像所有的长寿画家一样，需要从不同阶段进行阐释。但其中的共通点在于令人信服的绘图技艺，并体现出他所受的艺术与工艺运动（Arts and Crafts Movement）、日本版画技术、维也纳分离派 （Viennese Secession）、Art Deco、欧洲现代主义艺术（但赖特本人从不承认这点，尤其考虑到他对现代主义的影响）、汽车设计（赖特曾拥有过85辆车），甚至好莱坞电影的一连串影响。

▲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拆开档案”（Unpacking the Archive）展览现场，图片来源：MoMA

赖特本可以成为一名艺术电影导演和布景设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自己的戏剧化生活是艾因·兰德（Ayn Rand）1943年著名小说 《源泉》（The Fountainhead）的创作灵感，该小说在1949年被搬上好莱坞银幕。由加里·库珀（Gary Cooper）主演的男主角虽然外形借鉴自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但其人物原型更接近赖特。赖特的形象毫无疑问是明星式的，他自己也深知这一点。一次在法庭上被问及职业，赖特的回答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师”。其第三任妻子、黑山裔芭蕾舞蹈家奥尔季万娜·拉佐维奇 （Olgivanna Lazović）提醒他注意用词，赖特则如此回复：“我没有选择，奥尔季万娜。我宣誓了要说实话。”

▲ 由加里·库珀主演的电影《源泉》，男主角的人物原型更接近赖特，图片来源：ArchDaily

赖特和他的学徒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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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末，赖特所设计的所罗门·R·古根海姆博物馆（Solomon R Guggenheim Museum）已经屹立在纽约第五大道上，他的工作室仍在持续创作前无古人的建筑方案。此时，赖特开始在电视节目中频频露面，展现出其迷人、风趣、深刻且令人难忘的性格。例如，在1957年9月“华莱士访谈录”（The Mike Wallace Interview） 的直播中，他谈论的话题之广，涉及了宗教、战争、安乐死、艺术、批评家、美国青年、性、道德、政治、 自然、死亡及他的英里摩天大厦。

▲ 所罗门·R·古根海姆博物馆，图片来源：Guggenheim.org

▲ 赖特在1957年9月的“华莱士访谈录”中，图片来源：youtube

为了吸引到全国范围的更多观众，赖特精熟一系列传播方式——从彩铅画一直到书籍、杂志、展览、专著、电影、广播及电视，他甚至去了一档当时流行的电视猜谜节目——“我的台词是什么？”赖特更知道怎样吸引有才华的年轻助手，他们有的来自高中校园，有的仅是因为画得一手好图。事实上，MoMA 在展览中揭示赖特的大量绘图来自于其助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被称为“赖特手中的铅笔”的杰克·豪（Jack Howe）。这名年轻人在19岁便加入了赖特事务所，在1937年“流水别墅”（Fallingwater）——美国史上最知名的建筑之一——建造期间是事务所的首席绘图师。 

▲ 流水别墅，图片来源：Fallingwater.org

赖特于1895年招募的首位助手名为玛丽昂·马奥尼（Marion Mahony），也是第一位获得建筑学学位的女性。她对赖特工作的贡献不容小觑，其素描和水彩的技术可谓一流。1910年，柏林出版社恩斯特·沃斯默斯（Ernst Wasmuth）出版了分为两卷的赖特工作室设计选集，《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已完成的项目与设计》（Ausgeführte Bauten und Entwürfe von Frank Lloyd Wright），选集包括100幅其建筑方案图及透视图的线描版画。这些带有持续独特风格的图稿，超过半数都出自马奥尼之手。她不仅为这部选集的风格奠定了基调，也很快获得了第一代欧洲现代建筑师们的追随。▲ Marion Mahony Griffin 及其建筑手稿，图片来源：handeyesupply.com

现代主义设计师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的柏林工作室就收到了一本该选集的复制本。据说这位德国建筑师的学徒们因为埋头研究赖特的设计图，甚至停工了一天。这几名学徒正好就是后来的勒·柯布西耶、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与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其他复制本辗转来到了奥地利年轻建筑师鲁道夫·辛德勒（Rudolph Schindler）与理查德·诺伊特拉（Richard Neutra） 手中，他们两人后来都移居美国为赖特工作，并在此后开创了独特的加州现代建筑风格。▲ 瓦尔特·格罗皮乌斯、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与勒·柯布西耶，图片来源：buffalorising.com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赖特事务所的美国系统建筑住宅（American System-Built Homes）设计方案便来自辛德勒及另一名年轻的捷克建筑师安东宁·莱蒙德（Antonin Raymond），莱蒙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现代建筑的开创者之一。

深受日本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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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特与日本之间的关联颇深——他一生热爱日本版画，并拥有大量收藏。MoMA 此次纪念展呈现了赖特著名的日本帝国大厦（Imperial Hotel）的罕见摄影图集。这栋大厦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中被毁坏，并于1968年被彻底拆除。 赖特曾表示，帝国大厦被设计为一处“花园、沉陷花园及阶梯上升花园的系统，在此，阳台、凉廊及屋顶都作为花园”。这件艺术家式的设计可以算作其早期与中期阶段的桥梁，亦是中西设计的连结。

▲ 帝国大厦，图片来源：Pininterest

赖特曾在东京待过很长一段时间，他常在日本米纸与透写纸上绘图，甚至在后来回到美国还继续为工作室订购这种纸张。1920年代，日本建筑师夫妇土浦信子与土浦龟城（Kameki and Nobuko Tsuchiura）成为了赖特的助手，他们曾参与当时帝国大厦的项目，土浦信子也是日本第一位女性建筑师。在赖特半住宅、半建筑工作室的西塔里耶森（Taliesin West studio）中工作过的助手与学徒还包括伊丽莎白·“贝蒂”·鲍尔（Elizabeth “Betty” Bauer），她是二战期间 MoMA 建筑与设计部门的主管。“贝蒂总是穿着蓝色工作服在‘战壕’中工作，”赖特曾对另一个朋友如此写道，“她总是在户外，大汗淋漓。这位纽约客的大部分时间都被汗水浸没了。”

推崇自然主义：最好的生活在城市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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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A 纪念展着重强调了赖特对自然的热爱，以及他认为最好的生活存在于城市之外的观点。1932年，随着罗斯福新政的出台，赖特与工程师、会计师及管理咨询人瓦尔特·戴维森（Walter Davidson）合作起草了“小农场单元”（Little Farm Units）计划——以一到五英亩、自力更生的小块农田组成，并与道旁的超市联合运作。这一计划的模型和图纸至今仍引人入胜。想象一下以赖特规划的方式生活吧，而不是在21世纪的郊区通勤宿舍中，几乎没有与自然或土地的连结。

▲ “小农场单元”计划图纸，图片来源：Treadway Gallery

尽管这些模型和图纸带我们走进了赖特的浪漫田园主义，“小农场单元”计划最终化为泡影。他对自然持久的热爱，以及对个人主义的专注植根于19世纪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和沃尔特·惠特曼 （Walt Whitman）的写作。这三位诗人与评论家都大力赞扬自力更生、独立、个体主义的美国田园生活方式，赖特还曾向西塔里耶森的助手与学徒们朗读惠特曼的《草叶集》（Leaves of Grass）。他的生活方式似乎参照了梭罗《瓦尔登湖》（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中的多愁善感——“如果一个人与他的同伴们步调不一致，也许是因为他听到了不同的鼓声，他的脚步跟随着他所听到的音乐，无论这音乐是标准的还是遥远的。”

赖特的存在是显眼而特别的，但他不曾独行。展品中，“广亩城市”（Broadacre City）的模型和图纸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这一开始于1930年代初的项目提倡一种低密度的花园城市，赖特在此提出了“建筑+英亩”的公式，作为对由一大群年轻建筑师打造的纽约与芝加哥城市面貌的反驳。这一设计背后的反城市化哲学也许不被赞同，但是此座未能实现的城郊乌托邦于1935年4月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首次展出时，仍轰动一时。

▲ 广亩城市图纸，图片来源：MoMA

到了1958年，“广亩城市”逐渐演变成为“活着的城市”（Living City）计划。该计划中未来主义汽车以及科幻式飞行机器的现代性符合当时年轻观众的趣味，是英里大厦的姊妹作品。或许赖特希望当时的美国人过上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但事实上，他谙熟所有可操作的媒介渠道，为所有这些抓人眼球的建筑项目吸引城市居民的注意。

“拆开档案”向我们展示的是，除了是一名具有高度创新力并擅长挑选助手的建筑师之外， 赖特还是一位高明的交流者——不管你怎样解读他的思想、他的设计及他的自负。关于他的展览比任何一名其他建筑师都要多。他的作品曾在 MoMA 的首个建筑展览——1932年由亨利-罗素·希区柯克（Henry-Russell Hitchcock）与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策展的“现代建筑：国际展览”（Modern Architectur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中占据主要位置。现在亦是如此。在以88岁高龄在芝加哥揭幕其超自然的摩天大厦88年之后，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作品仍然鲜活，仍然发人深省。（撰文／Jonathan Glancey 译／L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