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苏州文士文震亨的《长物志》分《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舟车》、《位置》、《蔬果》、《香茗》等十二卷，涉及面广，点评精当。《长物志》书名“长物”典出于《世说新语》王恭的故事，含有“身外余物”之意。文震亨为什么要详尽描写这些“身外余物”？在序作者沈春泽看来，这些“物”被寄予了“我之慷慨不平”之气。文震亨是感于“吴人之心手日变”，“小小闲事长物，将来有滥觞而不可知者，聊以是编缇防之”。《长物志》体现的是对当时流行风气“删繁去奢”之寄意。

柯律格（Craig Clunas）所著的《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

同是这篇序文，柯律格（Craig Clunas）的著作《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下简称《长物》）重点引证的恰是沈春泽对当时“流行风气”的一段评论：

“近来富贵家儿与一二庸奴、钝汉，沾沾以好事自命，每经赏鉴，出口便俗，入手便粗，纵极其摩挲护持之情状，其污辱弥甚，遂使真韵、真才、真情之士，相戒不谈风雅。”

《长物》作者柯律格是从物质文化角度研究中国文明史的重要学者

正如柯律格在《长物》开篇所言： “这本书的中心命题是自16世纪中叶至1644年明朝灭亡的这段历史时期内，物质世界的产品与掌握权力社会士绅所认同的社会等级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长物志序》中的这一段很好地证明了《长物志》及其类书的作者们的写作动机——通过对“物”之雅俗的精微区分，将自己与其他社会等级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分，正是明代晚期“资本主义消费方式”的显现，也是“早期现代中国”的体征。

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的明代瓷器

柯律格坦言《长物》源自其“在任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远东部主任期间接触馆藏实物的经历”。晚明文人笔下兼含格致、反诘意味的“长物”，在近代因为各种原因漂洋过海，成为了西方博物馆中的馆藏以及艺术市场上的珍稀。而《长物志》及其类书在西方博物馆学的研究体系里则通常仅被作为解说中国艺术的鉴赏文献。柯律格的贡献在于，他努力突破西方博物馆学的实证、鉴赏框架，发掘《长物志》及其所评述的“中国物品”更为完整和原初的意义，即同中国当时社会历史的关联性。

晚明文人书房

柯律格从《长物》开始的系列著作：《丰饶之地：明代中国的园林文化》、《早期现代中国的图画与视觉性》、《中国艺术》、《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大明帝国：明代中国的视觉和物质文化》等，都主要从物质文化角度研究中国艺术史。而在这些著作中，中国“明代”在作者笔下从“早期现代中国“（Early Modern China）到“明朝中国”（Ming Dynasty China），再到“明王朝中国”（Ming China）、“大‘明’帝国”（Empire of Great Brightness）的变化，可以看出《长物》所体现的物质文化史与社会史关联的研究方法贯穿在柯律格的中国艺术研究之中。

柯律格所著《中国艺术》、《早期现代中国的图画与视觉性》。

这样的关联方法，在《长物》中体现为：作者一方面忠实于自己博物馆学家的实证习惯，对宏大的解释体系保持着本能警惕，一方面又以谨严委婉的叙述、精整流丽的结构将《长物志》中所论的“中国物品”逐层放还于其所处的社会语境之中，在《长物》各章“物之书——明代的鉴赏文献”，“物之观念——明代鉴赏文学的主题”，“物之语——明代的鉴赏语言”，“往昔之物——古物在明代物质文化中的功能”，“流动之物——作为商品的明代奢侈品”，“物之焦虑——明代中国的消费与阶级”逐层展开。作者努力将这些辗转至西方博物馆中的中国之物及其相关的历史文本的真实面貌地展现给读者，只是这种“真实”仍然无法免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引领世界的总体历史观念与“消费主义”话语的深刻影响。

晚明南京城写实

正如作者在《长物》尾声通过引述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表达的，“欧亚大陆的任何一段的重要社会活动，都能观察到显著的相似性”，“即使我们小心避免把经济和文化的关系庸俗化、简单化，这些相似性仍然不能仅仅归于巧合”。通过尽量委婉的言辞，作者最终将《长物》所描述的中国明代晚期物质文化的种种形态，关联于大航海时代“海外贸易”的影响。

《富春山居图》的开卷部分，由黄公望作于1347-1350年间。柯律格在书中以李慧闻对其拥有者的研究为例，举证珍稀书画流转的商品价值与文化意义。

只是仍有意味的是，作为博物馆策展人（柯律格在书中序言中写道：“本书的写作是从一个博物馆策展人出发的。”）的柯律格，与《长物志》及其类书的作者们却有着另一重远隔重洋、关山难越的“灵犀相通”。相似于《格古要论》、《长物志》、《养生八笺》的作者们对器物形状的精微描摹，柯律格对各种“物的话语”间的细微差异非常敏感。在《长物》第三章“物之语——明代的鉴赏语言”中，柯律格比较了“物和器”、“古和旧”、“雅和俗”、“佳和精”、“用和玩”、“奇和巧”、“赏鉴和好事”、“骨董”等系列明代相关著作中的主要鉴赏语言。与此同时，他敏感地举出这些关键词之外，还有一个不在场而时时在场的字——“趣”。

也正是这种对物的描述语言及物本身形态的关注，使柯律格对晚明“物之书”中所涉器物间的内在关联，以及晚明士绅文人评价它们的统一标准常常感到迷惑。柯律格最终认为能够成为“物之标准”的只有把握这些物品的人。物的真正区别在于使用它的人的区分。只是因受布迪厄（Bourdieu）“区隔”概念的深刻影响，柯律格对这一层“物”与“人”关系的领悟，在《长物》一书中最终表现为对明代绅士阶层与其品物行为的解释的循环——物的标准最终来源于人，同时人又以品物来厘定自己的阶层。

（明）文徵明《品茶图》（局部）

对于文震亨们来说，这些“常在衣履襟带间”的长物之间的真正联系是一个不在场而时时在场的“志”字。“长物”是否真是“身外余物”，就看人志之别——品鉴长物仅仅是“好事”，还是寄“我之慷慨不平之气”。《长物》在今天留给学术史的意义，也已不在于它的历史观念与理论运用，而在于它对“物”与“人”的内在关系的始终关照。撰文／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