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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清朝,“中国风”如何与西方交融?

Nov 23, 2016   TANC
20161124_112758_000▲《遇见清朝:中西艺术交流》,曲培醇、丁宁编辑,盖蒂研究所,2015年10月

《遇见清朝》一书讨论了清朝(1680-1830)在漫长的18世纪中,中国和西方的视觉文化交流。许多专著已然探讨了清朝(1644-1912)对欧洲文化的影响,但此书从东方和西方二者的角度同时探讨了这种相遇。书中16篇论文选择的内容和处理材料的方式风格各异。这16篇文章被划分为4个主题:收藏和展示,中西知识和信息交流,被采用的表现手法的样式和意义,以及中国风和欧洲风的混合体。

在序言中,乔迅(Jonathan Hay)生动地概述了收录论文所讨论的范畴。为避免读者认为一切都是文化的交融,他提醒我们有些艺术形式,比如清朝的文人画并没有受西方的影像。乔迅注意到清朝和欧洲相遇的三个主要地点在首都北京、南方的港口城市广州,以及蒙古和俄罗斯边界。在这些地域发生的相遇在书中被详实地探讨。西方热衷的“中国风” (Chinoiserie)装饰风格不仅指源自中国的视觉元素,还包括日本和南亚的视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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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iner Maria Latzke,中国风(Chinoiserie)系列作品《日本庭园》(Dreamworlds-Jardin-Japonaise) 图片来源:Rainer Maria Latzke
20161124_112758_002▲ Rainer Maria Latzke,中国风(Chinoiserie)系列作品《紫禁城》(Forbidden City),图片来源:Rainer Maria Latzke

而中国对欧洲事物的兴趣,即“欧洲风”(Euroiserie)却囊括来自南亚、中东以及欧洲的绘画、建筑、园林和工艺品。除了图像、物件和文本的交流外,植物标本也在东西方之间流通。它们共同对中国和西方的视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诸如商贩、外交官和传教士的往来,尤其是耶稣会会士,对这些物品的交换至关重要。

文以诚(Richard Vinograd)在论文中描绘了发生在实际空间的相遇,比如在承德避暑山庄,以及虚拟空间的相遇,比如在欧洲瓷器和铜胎珐琅上的装饰图案。安娜·葛拉斯康(Anna Grasskamp)探究了展示外来物件的手段,并以一个浑天仪的案例生动阐释了她的观点。有不少学者重新考量自都铎王朝起欧洲加在中国瓷器上的精美底座和外饰。克里斯泰尔·史曼泰克(Kristel Smentek)就是其中之一。梅玫(Mei Mei Rado)关注欧洲丝绸在清宫的角色。乾隆帝将来自英国斯毕塔菲尔德(Spitalfields)和法国里昂(Lyon)的丝绸织入自己的服饰和物件中。

20161124_112758_003▲绢本绘画《乾隆大阅图》(1758)局部,卷轴所用的丝绸来自欧洲

约翰·芬莱(John Finlay)研究了法国人对被誉为“北京的“凡尔赛宫”的圆明园的评价。圆明园在本书中被多次提及,但我本人,尤其从邱治平(Che-Bing Chu)和陈婉丽(Yuen Lai Winnie Chan)的研究中获良多他们的论文讲述了欧洲的植物种子如何被运输到中国,以及植物学家们如何使用它们在圆明园中打造西式的花园。这在许多方面都和中国植物标本被植入伦敦的邱园(Kew Garden)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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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海晏堂铜版画,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20161124_112758_005▲伦敦邱园(Kew Garden),图片来源:Royal Botanic Gardens

书中也有多个章节从不同的视角评价了法国人对乾隆时期战争版画的制作。马雅贞(Ya-Chen Ma)和玛西娅·瑞德(Marcia Reed)认为铜版画进入中国乃皇家订制的结果。庄岳将马国贤(Matteo Ripa)描绘的《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和中国工匠创作的《御制避暑山庄诗》相对比《御制避暑山庄诗》中云朵、河流和天空造成大面积的留白,而在马国贤的版画中这些虚空则被阴影线所填补。李启乐(Kristina Kleutghen)就中国绘画中具单点透视的作品展开了讨论,并在皇家订制的作品之外研究了苏州的版画和其他民间的图像。刘礼红对中国绘画中的阴影颇有兴趣。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在康熙皇帝脸上绘制了暗部,这在对天子的描绘中是难以想象的,这块暗部甚至被误视为灰尘。

20161124_112758_006▲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绘制的康熙画像,图片来源:Pinterest

在书的最后一个部分,官绮云(Yeewan Koon)关注了对中国城市街道生活纪实性的描绘,这丰富了日益增加的对中国的一手报道和发布的图像。陶格(Greg Thomas)认为布莱顿皇家行宫(Brighton Pavilion)必须被视作一种行为艺术或装置。

20161124_112758_007▲布莱顿皇家行宫(Brighton Pavilion),图片来源:Britannica

斯泰西·斯洛博达(Stacey Sloboda)表示不只是欧洲对中国有浓厚的兴趣,美洲殖民地、奥斯曼帝国以及波斯都对中国颇感好奇。英格兰普利茅斯(Plymouth)的索尔全姆别墅(Saltram House)中的墙纸和装潢是英国对中国风式样追逐巅峰时期的卓越案例。

20161124_112758_008▲索尔全姆别墅(Saltram House)内景,图片来源:Treasure Hunt

詹尼弗·米拉姆(Jennifer Milam)的论文让我们获悉了彼得大帝在位时的俄国对中国风的兴致。这本书读来让人兴趣盎然,也开启了许多从物质文化和文本同时出发研究东西方关系的新思路。(撰文/霍吉淑 译/赵文睿)

*作者霍吉淑(Jessica Harrison-Hall)是伦敦大英博物馆亚洲部中国艺术主任。

荧光兔子、黏菌和细菌:当更多的艺术家走进生物实验室

我们身处生物科技的黄金时代。曾经仅存在于科幻或者哥特小说中的克隆技术 、仿生人、DNA修复、基因工程以及异种器官移植(即跨物种的器官或组织移植)—— 就像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笔下活过来的弗兰肯斯坦一样 —— 在生活中渐渐成为了现实。随着生物科学家不断重塑人类对于自身以及所处世界的看法,艺术家们在也通过利用生命体表达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之中的机遇与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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