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琪·亚滕奇奥的新书《可能、本来、应该拥有：艺术藏家的内部世界》于9月出版，图片来源：The Art Newspaper
收藏家提琪·亚滕奇奥（Tiqui Atencio）的新书《可能、本来、应该拥有：艺术藏家的内部世界》（Could Have, Would Have, Should Have: Inside the World of the Art Collector）于9月正式出版。亚滕奇奥与布罗德夫妇、乌利·希克（Uli Sigg）、玛亚·霍夫曼（Maja Hoffmann）等艺术收藏家同行及读者分享了各自的艺术收藏方式，探讨了收藏品味的培养。专注中国艺术的乌利·希克选择将中国艺术置入艺术与社会的语境，俄罗斯战后艺术收藏家伊戈尔·楚卡诺夫（Igor Tsukanov）的信条是“学会沉住气”，而自身为艺术家的乔治·康多（George Condo）则讲述了自己从毕加索的一幅素描开始的收藏生涯。这些宝贵的经验之谈使得亚滕奇奥的新书成为了一本名副其实的“内行收藏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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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莱和伊迪丝·布罗德夫妇
Eli and Edythe 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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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家亿万的美国企业家伊莱·布罗德曾说，收藏“成了一种强迫症，一种癖好”，他原来只买比较老的作品，现在转向了当代艺术——尽管这种转变出现得很晚，并且是在他的妻子伊迪丝的启发下开始的。
用伊莱的话说：“伊迪丝比我早开始收藏。她买了一些版画和素描。”她当时买下了一幅布拉克（Georges Braque）的版画，以及一幅罗特列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的海报。“我想买安迪·沃霍尔的汤罐头挂在厨房里来着，”伊迪丝对《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说，“但是当时我在想，要是花了100美元买一张汤罐头的画回到家里，伊莱会把我送进疯人院的！”
▲ 毕加索《怀孕的情人》（Femme Assise），1939年，图片来源：The Broad
事实上正是艺术品的价格吸引了伊莱的注意。“口袋放宽之后，我发觉这东西有点意思了。我1974年买了第一件作品。那是一幅梵高的素描，然后是一幅1933年的米罗，一幅1939年的毕加索。我们沿着艺术史一路走下去。我们想买自己这个时代的作品，因此很快就转向了当代艺术。跟艺术家在一起实在太美妙了，可以了解到他们的想法。我是满世界跑的，无论到哪里，我都会去博物馆、画廊、艺术家的工作室，还会去找别的收藏家。我得到了一种速成式的教育。”
在这个过程中，伊莱得到了许多朋友和顾问的帮助，尤其是 MCA 环球公司副总裁、20世纪艺术大藏家塔夫特·施莱伯（Taft Schreiber）。布罗德通过施莱伯结识了纽约的主要经销商。“到了1980年代初，我们已经很活跃了，和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杰夫·昆斯（Jeff Koons ）、塞·托姆布雷（Cy Twombly）、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让·米切尔·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 ）、凯斯·哈林（Keith Haring）、罗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和贾斯珀·琼斯（Jasper Johns）等人关系很好。”
▲ 凯斯·哈林《红房间》（Red Room），1988年，图片来源：The Broad
▲ 杰夫·昆斯《三个球50／50水箱》，1985年，图片来源：The Broad
伊莱对杰夫·昆斯的作品收藏尤其出名。“昨天和今天我都跟杰夫见面来着。我拥有35件昆斯的作品。我买的第一件是漂浮的篮球，《三个球50／50水箱》（Three Ball 50/50 Tank）。然后我收藏了他‘庆典’（Celebration）系列中最初的几件作品。我很幸运，可以那么早得到它们。让我现在去买，我已经买不起了。”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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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利·希克
Uli Si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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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需要用到脑 、心 、胃，三者权重不一定相同，但必然是兼备的 。瑞士商人、前外交官乌利·希克会同意这个说法。乌利向来超前，他在1970年代末成为首个与中国政府建立合资企业的西方人。后来到了1980年代中期，他被任命为瑞士驻华大使。然而这一次吸引他的是中国创造的艺术品，这成为其生活的重心。
▲ 赵半狄《中国湖C》，2015年，图片来源：randian
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他创造了全世界最大、最庞杂的当代中国艺术收藏。在怀着满腔激情的同时，他的行动是有明确侧重的。对他来说，这是一个理解他所身处的新社会的过程，同时也亲眼见证了一派全新艺术图景的诞生。正如他对香港艺术网站 Ocula 所说：“我是个天生的研究者，幸运的是我有能力买下自己的研究成果。我在中国的身份是商人和外交官，因此我总是能够把作品放入到语境中，不只是在艺术里，也在中国社会里。”
▲ 乌利·希克在邵帆的绘画《月兔》旁，摄影：Karl-Heinz Hug，图片来源：M+
但是他告诉我，要想做一名高效的收藏家，一个人必须同时运用自己的情感和理性。“有侧重点并不表示这是完全理性的，只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过程。这里面同时也包含着直觉。事实上如果没有好的直觉，你永远不可能建立一个好的收藏。你的本能会对一些打动你的特殊视觉符号做出反应，尤其是在一开始。但如果你是一个成熟的藏家，那么思考也会很重要，你需要考虑得更周全。即便是我们所说的直觉也应该加以分析。“比如为什么我们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呢？到了一定时候，你需要开始反思你的直觉——纯粹的本能反应本身可能是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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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戈尔·楚卡诺夫
Igor Tsuka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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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戈尔·楚卡诺夫是全球首屈一指的俄罗斯战后艺术收藏家。他的收藏包括了约50位艺术家的逾400件作品。和希克相像的是，他以一种机构的姿态进行收藏，完全采用系统的方法。不过，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是非常饥渴和急躁的。
“2000年在纽约，我从我的朋友阿纳托利·贝克尔曼（Anatoly Bekkerman）那里买到了第一件艺术品，他是1970年代从莫斯科移居纽约的经销商。那个时候我想要快速建立起一个收藏，因此两年里买了35到40幅画，全都是20世纪初的俄罗斯艺术。但是我很快意识到，高水平的东西都在博物馆里，相比之下我买的都是二流甚至三流的作品。”自此，伊戈尔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兴趣点，决定侧重20世纪下半叶的俄罗斯艺术。他一丝不苟地执行了这个策略。
▲ 伊利亚·卡巴科夫《假日1号》（Holiday #1），1987年，图片来源：The Tsukanov Art Collection
“我原来是搞科研的，因此会从科学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我认定了自己的目标和方法论，明确了我的资源——我能拿出多少钱去实现这个目标？我专注于购买没有被博物馆看上的所谓‘地下’艺术。通常这种作品都是由外国人带出俄罗斯的，尤其是记者和外交官，尽管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把作品带出国是非法的。”
“到了2005年前后，这类艺术有市场了，价格开始涨。多数作品都在欧洲、亚洲和美国。”伊戈尔会从专营俄罗斯艺术品的精品拍卖行 MacDougall’s 买一些东西，不过多数重要藏品都是没有进入公开市场的。
▲ 斯维特拉娜·科皮斯蒂安斯基（Svetlana Kopystiansky）《故事》（Story），1989年，图片来源：The Tsukanov Art Collection
“我只能去搜寻持有作品的人，基本上都是1960、70年代在莫斯科的退休外交官，我会跟他们做交易。我在波士顿遇到过一位女士，因为间谍丑闻两次被逐出莫斯科。她在那里总共生活了15年，有三、四十件东西被我买下了。”
伊戈尔虽然起初是一个草率的藏家，但已经能够沉住气，有时候会为了得到一件合适的作品等上几年。他不仅在追踪潜在收购目标时注重科学，还在买下什么、放弃什么的决策上十分循规蹈矩。“我用来摆放作品的空间有限，所以需要精挑细选。我买的都是对这个收藏至关重要的作品，时间最晚到1990年代。我不会仅仅因为喜欢而买下某件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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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亚·霍夫曼
Maja Hoff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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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亚·霍夫曼是一位瑞士制药商继承人，一位“艺术促进者”、鲁马基金会（Luma Foundation）创始人，她至今还保存着20岁左右的时候沃霍尔给她拍的宝丽来相片，但可惜的是，她错过了沃霍尔为她绘制肖像的机会。为此她给出的原因是羞怯。“他想给我画像，但我觉得我不是那么重要的人物。他还要我爷爷出2.5万美元——那时候是很大一笔钱 。”
玛亚放弃了那一宗购藏交易，但这并没有打消她拥有当代艺术的念头，她对收藏的热情就是那时候燃起的。除了沃霍尔，她在纽约还结识了让-米切尔·巴斯奎特 、朱利安·施纳贝尔（Julian Schnabel）、大卫·萨利（David Salle）、弗朗 切斯科·克莱门特（Francesco Clemente）等艺术家，买了他们的作品，此外还有一些与经销商玛丽· 布恩（Mary Boone）有往来的艺术家。如今她已经是国际舞台上最活跃的当代艺术资助人之一，对收藏家这一身份怀有一种复杂的情感。“我并不是特别想拥有东西，” 她对《W》（W Magazine）杂志说，“ 那不是我关注的，我想要促成一些事情 。”
▲ 玛亚与艺术家朋友 Edit deAk、Izhar Patki 在纽约街头，1992年，摄影：Christian Kryl，图片来源：W Magazine
她自称是一位艺术世界的异议者，《W》杂志称她是极具影响力的艺术世界推动者，但多数人没听说过她。“作为一名活动家—慈善家，她宁愿在幕后工作，一头扎进实实在在的艺术创造过程中去，”杂志写道。文章还引用其好友让·皮格奇（Jean Pigozzi）的话说：“她是非凡的艺术项目的制作人，要是没有她，那些事就成不了。她有钱，有活力，而且什么都是亲力亲为 。”
▲ 弗朗切斯科·克莱门特（Francesco Clemente）《霍夫曼肖像》，约1985年，图片来源：W Magazine
利亚姆·吉利克（Liam Gillick）则从艺术家的角度出发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她想做更多的事，比任何人都多，但这跟她的个性是一致的。她不断在追求想法和对话，总是希望知道‘这件作品与你的思考和发展契合在哪里？’这正是一个为艺术家争取时间的收藏家应有的品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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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康多
George Co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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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一向乐意与公众分享其收藏的达明·赫斯特（Damien Hirst），乔治·康多在收藏方面很低调。“我通常不会谈论这个，除非是朋友。不过我希望大家知道我是如何进入这个疯狂的市场的。”
“我买第一件作品是在1985还是1986年。拉里·高古轩（Larry Gagosian）在纽约西23街有间画廊，他在内室有几幅毕加索，其中一部分是来自海伦娜·鲁宾斯坦（Helena Rubinstein）的收藏。我说：‘我太爱这些疯狂的素描了 。’ 他说：‘ 真的，你喜欢这个？拿走吧。我们做个交换。’于是他就把画从墙上摘下来，我就这样拿着一幅毕加索素描走了。我觉得这很酷，之前我从来没收藏过任何东西，我现在想了。我胳膊下夹着毕加索在街上走着。回到酒店，我把毕加索放在一张椅子上，打电话叫凯斯·哈林来看。那是一幅1943年的素描。至今还在我这里，很妙的一张雕塑头部素描。那是我的第一件藏品。
“6个月后拉里选了我的一张画作为交换，挺大的一张立体主义风格作品。当时我在纽约和巴黎两地生活，就把素描带回巴黎了。我为它配了一个很漂亮的18世纪金画框。凯斯过来看过；让-米切尔·巴斯奎特也来我的巴黎公寓看过它。我们都很喜欢这件作品。后来在巴黎，我产生了再收一些东西的想法。很有意思 。”
▲ 乔治·康多《毕加索记忆》（Memories of Picasso），1989年，图片来源：Frac Île-de-France Collection
▲ 乔治·康多《花园里的人》（Figures In a Garden），2010年，图片来源：Collection Laura and Stafford Broumand
“我弄到了一张毕卡比亚（Francis Picabia），一张沃霍尔的布面油画，上面是杰奎琳（Jackie）和肯尼迪的头部，上有两个署名，写着‘致 Florence’。我还得到了一幅勒内·马格利特（René Magritte）的素描，画的是一匹马和一块漂浮的石头。于是我就慢慢建立起了一个收藏。我跟布鲁诺·比绍夫伯格（Bruno Bischofberger）做过交易。有一次我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一幅很大的沃霍尔，一幅漂亮的巴斯奎特。此后我就一直在收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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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斯坎达和法蒂玛·马利基
Eskandar and Fatima Male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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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斯坎达·马利基在1996年用了一些巧妙的谈判手段，拿下了他和法蒂玛的收藏中极具代表性的藏品：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作于1990年的《抽象画（725 – 4）》（Abstraktes Bild [725 – 4]）。和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一样，时机是关键。“当时是巴黎国际当代艺博会（FIAC）的最后一天 ，马丽安·古德曼的那件作品还没有出手，”他回忆道。“然而，显然此画是很特别的，有着非同寻常的来历。里希特本人很喜欢它，曾经把它留下来，放在自己家里。”
▲ 格哈德·里希特《抽象画（725 – 4）》，1990年，图片来源：gerhard-richter.com
5年后，他打算把画卖了，于是委托给了古德曼和安东尼·多菲（Anthony d’Offay）共同打理。“那是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分钟，我们去跟马丽安谈。那个时间点是一个绝佳的谈判时机，就是在艺博会的最后关头。我对她说，‘想想你要把这运回纽约去，要花多少钱啊。’”
法蒂玛接着说：“他还在没完没了地讨价还价，我就说，‘你可真是把你的伊朗人 底子给露出来了。’到最后他还到了22万美元 。那可是天文数字。”的确很贵，但他们得到的是一幅传世之作。正如苏富比资深当代艺术专家伊莎贝尔·帕格曼（Isabelle Paagman）在2016年1月所说：“1989年、1990年的里希特是最难得的……那个时期的作品超过一半在博物馆里 。”
帕格曼是在马利基夫妇宣布下月将此画上拍后说出那番话的。画作估价是1400万到2000万英镑，有望以突破上线的价格成交，也就是说将达到马利基夫妇20年前出价的近150倍。然而他们在即将开拍时突然决定撤拍。（撰文／Tiqui Atencio 翻译／经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