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收藏家的独白》初版封面，图片来源：archive.org

英国作家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 Carew Hazlitt）在其1897年出版的著作《一位收藏家的独白》（The Confessions of a Collector）中写道，收藏是一种“奇怪的、难以言表的、无法遏制的欲望”，让许多人“终其一生毫无章法地集齐艺术和奇珍异宝，然后在他们死后四散各地”。哈兹里特坦言，自己收藏成瘾，并称之为一种“内在的且无法被摧毁的人类特质”，乃“人之所以为人的疯狂”。

▲ 耶罗尼姆斯·弗兰肯二世（Hieronymus Francken II，1578-1623）的画作《收藏家的展示厅》（A Collector’s Cabinet）记述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藏家的狂热，图片来源：苏富比

从古至今，但凡谈论收藏，人们往往会使用“上瘾”、“疯狂”这些带有病态意义的字眼，仿佛冥冥之中有一种令人琢磨不透的力量使人着迷于收藏。诚然，任何事物，艺术或非艺术都可被收藏，古典艺术在收藏的漫漫历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对古典艺术的收藏几乎和古典文明一样漫长。

自公元前3世纪起，古希腊艺术就为诸多希腊化城邦所追逐，古罗马人更是将对古希腊艺术的景仰推向巅峰。然而千年之后，无论是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还是保罗·盖蒂（Paul Getty），古典艺术依旧让如今的藏家为之痴迷。弗洛伊德一生共收藏了2000余件古典艺术品，他曾对他的私人医生马克斯·舒尔（Max Schur）说，他狂热的“收藏瘾仅次于他对尼古丁的迷恋”。而盖蒂称自己的收藏行为是一种“受病毒感染”的“慢性顽疾”。

▲ 收藏的极致展现——纽约新美术馆（New Museum）展览“收藏者”（The Keeper），图片来源：《纽约时报》

古典艺术让古往今来的藏家执迷的原因究竟何在？无论是对政治权力的渴求，对自我生活的掌控，对精神慰藉的获取，抑或是将古典艺术作为启蒙——对古典艺术的收藏貌似关乎过去，却无外乎总是关于当下。藏家通过对过去的占有，巩固、理解、逃避或改善着现实。

收藏古典艺术与对权力的渴求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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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古典艺术的获取往往和对权力的渴求密不可分，尤其是对统治者而言。藏家占有的并非仅仅是源自古典时期的艺术品本身，而更是古典文明的精髓，并借此为自己的统治正名。阿塔罗斯一世（Attalus I.）在公元前241年继位成为帕加马（Pergamon）王国（位于现土耳其境内）的国王。他和他的儿子欧迈尼斯二世（Eumenes II）通过委托大规模的艺术创作来巩固王朝在历史上的地位。他们留下的最著名的遗迹包括如今在柏林的帕加马祭坛（Pergamon Altar），装饰其上的浮雕展现了一系列古希腊神话中的神和英雄。

▲ 兴建于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国王欧迈尼斯二世统治时期，位于小亚细亚帕加马古城的卫城。其复原物陈列在柏林博物馆岛的帕加马博物馆，图片来源：《艺术新闻》

阿塔罗斯一世还收集了许多古希腊艺术鼎盛时期的杰作，包括米隆（Myron）和普拉克希特利斯（Praxiteles）的雕塑，并将它们公开展示在皇宫、图书馆和宗教场所中。阿塔罗斯王朝对希腊艺术的仰慕源于他们为自身正名的迫切性，他们试图展现自己和古希腊人别无二致。亚历山大大帝最初征服了阿塔罗斯王朝占据的领土，而阿塔罗斯王朝则试图证明自己是他合法的继承者，是这个权力和领地的传人。

▲ 德国艺术家维勒（Johann Georg Wille）创作于18世纪的腓特烈二世画像，图片来源：哈佛艺术博物馆

古罗马人在征服希腊的领地后，会掠夺当地的艺术品，将其带回罗马，然后在盛大的游行中展示这些精美的战利品，极尽罗马的辉煌。而13世纪在位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也通过古典艺术来强化自己的皇权，昭告自己可重现旧时罗马共和国的繁盛。他不仅收藏古罗马时期的钱币和青铜雕塑，还将建筑收入麾下。当时，奥古斯都皇帝的陵墓、泰特斯凯旋门、君士坦丁凯旋门这些如今罗马地标性的建筑，都被当地的贵族改造并纳入私人住宅的一部分，而腓特烈二世则将它们一一买下，变为自己的藏品和领地。

对过去自我的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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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这一行为所象征的掌控并不仅限于国家和疆域，也可以是对自身。对古典艺术的占有仿佛掌控了我们遗忘或掩埋的过去的自我。而谁掌管了过去，就掌管了现在。

▲ 弗洛伊德诊所的等候室内充盈着弗洛伊德收集的逾2000件古典雕塑，图片来源：《艺术新闻》

弗洛伊德坐落于维也纳贝克街19号（Berggasse 19）的寓所和办公室内除了那张躺过无数病人的著名的躺椅外，还充盈着各式古典艺术品：墙上挂着古罗马的绘画、古希腊的浮雕，还有古埃及雕像的照片；桌上摆着青铜时期的塑像，古巴比伦的印章，古希腊的花瓶，古希腊爱神的塑像等等。

作为一位执着的收藏家，弗洛伊德也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对收藏这一行为做出了一番解析。他将收藏视为控制欲的呈现，并将这种欲望的源头追溯至幼儿如厕行为的养成。他认为孩童如厕训练是其学会自我控制的关键过程。但幼童往往经历排便的失禁，这也成为了他们成长中的创伤。收藏则是藏家试图通过对物品的占有重新寻回对自我的掌控。

▲ 一生执着收藏的弗洛伊德在他位于伦敦的书桌前，与他近3000件产品中的一部分，1938，图片来源：《独立报》

弗洛伊德关于收藏的理论如今看来虽不免偏颇，但将其置于弗洛伊德本人的生平来看，却在情理之中：他购置的第一件藏品是在其父去世之后。父亲的去世对弗洛伊德造成了巨大的打击，而收藏古典艺术品似乎成为了他将生活重新拉回正轨的开端。

弗洛伊德的病人也往往对这位精神分析师的古典艺术藏品之丰颇感震惊。俄罗斯贵族塞尔盖·潘克杰夫（Sergei Pankejeff）第一次来到弗洛伊德家时感叹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考古学家的书房，而非一个医生的诊所。在弗洛伊德自己看来，古典艺术和人类的心智有着紧密的关联。过去往往影响着当下，正如他“孩童乃成人之父”的言论。

▲ 施里曼发现了特洛伊古城，用考古证据一点点拼接灿烂古文化，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特洛伊古城的发现者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是弗洛伊德最崇敬的人之一，而后者也常将自己精神分析师的角色比喻为考古学家：考古学家在废墟中将古典艺术的遗存一块块拼贴起来，呈现逝去文明的图景；精神分析学家则将人类记忆的碎片拼贴在一起，通过重现过去而了解病人现今的人格。身为精神分析师的弗洛伊德同时收藏了具象和抽象的历史，并通过掌控过去来梳理当下的脉络。

超越物质的灵魂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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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认为，对过去物件的收藏是我们对现时历史的另外一种可能性的渴望。在兵荒马乱的战争时期，古典艺术可以成为人们的精神慰藉。1913年，埃里·博罗夫斯基（Elie Borowski）出生于波兰的一个犹太家庭。二战时期，他自愿入伍，也同时在日内瓦的一个博物馆内兼职工作。但他的家庭在华沙却面临着被屠杀的命运。1943年在博物馆工作时，博罗夫斯基发现了一个古代近东地区的滚筒印章，印章上刻有“leshallum”的字样，他推测这可能指涉公元前741年的以色列国王沙龙。这印章让博罗夫斯基和他的民族的过去联系在一起，在战时成为了他心灵的一剂良药。后来，他买下了这枚印章。

▲ 从收藏印章开始的埃里·博罗夫斯基终生致力收藏古董艺术品，并创立耶路撒冷圣经地博物馆，图片来源：耶路撒冷圣经地博物馆官网

“我如果能建立这样一个收藏该多好……让人们超越转瞬即逝的物质层面，而回归恒久的精神性的价值，以及圣经和人文主义的美丽”。他认为在纳粹暴力的摧残之后，千疮百孔的社会需要一个新的基石以避免纳粹主义的重现。这个基石对他而言是已然被大多数人淡忘的圣经中的道德感和希腊人文主义的结合。

“旧约强调道义的行为，是人类精神的实质。希腊文化强调美、人体和运动员的崇高，是人体美学的精髓。” 博罗夫斯基在战后成为了一个古董商，也创立了加拿大首个圣经地考古基金会，以及耶路撒冷圣经地博物馆（Bible Lands Museum Jerusalem）。他为之捐献了1700余件藏品，以及1200万美元的建筑资金。

以古典文明开启启蒙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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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盖蒂（J. Paul Getty）曾将20世纪初美国的精英阶级称为“受过教育的野蛮人”。这位熟知古典历史、通晓拉丁语和古希腊语的石油大亨对古典艺术格无论是对政治权力的渴求，对自我生活的掌控，对精神慰藉的获取，抑或是将古典艺术作为启蒙—对古典艺术的收藏貌似关乎过去，却无外乎总是关于当下外钟情，同时，国人对欧洲古典文明的无知令他倍感厌恶。

▲ 保罗·盖蒂在他的书桌前办公，摄于约1939-1945年，图片来源：盖蒂中心

当时的美国人对欧洲古典艺术有着矛盾的态度：一方面，美国独立战争和建国的理念扎根于古典文明，尤其是罗马共和国的精神。18世纪美国的哲学家、政治家、演说家们纷纷从古代典籍中为发动革命和建立新政府寻求正名和启蒙，他们从古希腊的历史中精炼民主的概念，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提出的“自由帝国”的概念也是借鉴了罗马帝国的理念；另一方面，美国迅速腾飞的经济让他们认为本国有能力不依赖“旧世界国家”的帮助，生产一切他们所需要的物品。

这两方面原因导致了美国人对欧洲国家所持的文化优越性倍感不屑，也造成了自身对欧洲文化的无知。19世纪末，美国国内的古典艺术品数量甚微，只有少数从欧洲传入的古代雕塑的石膏复制品。盖蒂认为，“20世纪的野蛮人只有通过艺术欣赏才能转化成有文化、有教养的人”，他试图凭借自己的古典艺术收藏将他的同僚转型成文明社会的文明人。

▲ 盖蒂别墅全外景，图片来源：盖蒂中心

盖蒂于上世纪70年代初期委托建筑师罗伯特·兰登（Robert E. Langdon, Jr.）和欧内斯特·威尔逊（Ernest C. Wilson, Jr.）建成了盖蒂别墅。这座占地64英亩的别墅原型是公元1世纪意大利赫库兰尼姆城（Herculaneum）的帕皮里别墅（Villa dei Papir）。公元79年，帕皮里别墅因维苏威火山的爆发而被掩埋，至今别墅的大部分仍未被挖掘。

在设计盖蒂别墅时，建筑师参考了许多庞贝、赫库兰尼姆和斯塔比亚城的罗马乡间住宅的蓝图。如今，盖蒂别墅已成为保罗·盖蒂博物馆的一部分，展示由保罗·盖蒂本人收藏的精美绝伦的古希腊、罗马和伊特鲁利亚文物。1976年盖蒂去世时，他的遗产高达20亿美元（在2015年价值约为83亿美元）。他将其中6.61亿美元（在2015年价值约为27亿美元），即约三分之一的遗产留给了盖蒂博物馆。

▲ 盖蒂别墅罗马绕柱式内院（上）灵感取自古罗马时期别墅建筑（下），图片来源：盖蒂中心、维基百科

然而，藏家虽抱以崇高的目的组建自己的收藏，他们对藏品的急切渴望有时会促使他们选择非法的文物获取渠道。博罗夫斯基常从臭名昭著的文物走私商处获取藏品。2005年，因文物走私，盖蒂博物馆的古典文物策展人玛丽恩·特鲁（Marion True）被意大利政府告上法庭。2007年，在盖蒂博物馆承诺将40件非法获取的文物交还给意大利后，控诉才被撤销。

这40件文物中，最重要的一件是一座公元5世纪的阿芙罗狄特（Aphrodite）塑像。它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于西西里岛的默干提纳（Morgantina）被非法挖掘，随后秘密辗转于意大利、瑞士和英国的古董商之间，并在1988年被盖蒂博物馆买下。保罗·盖蒂当年曾立下准则，只购买来路明确、正当的物品，以避免“毋庸置疑的风险”。

▲ 盖蒂博物馆饱受争议的阿芙罗狄特雕像，图片来源：《Smithsonian Magazine》

然而，博物馆显然没有遵循盖蒂立下的原则。对珍品的追求让博物馆不再顾及它非法、不明的来路。玛丽恩·特鲁在对这尊雕塑的购买提案中写道：“这尊阿芙罗狄特塑像不仅会成为我们收藏中最为杰出的古典艺术作品，也会成为美国和除了希腊及英国之外最伟大的古典雕塑”。

收藏过程中，藏家与藏品形成了一种不分你我的特殊关系，过去与现在彼此交织。君主们通过对过去的占有，巩固现有的王权；弗洛伊德通过对过往碎片的拼贴，组成他和病人各自现实的图景，意图掌控自己当下行为和生活；伊甸园般的古典文明往往可让人们躲避现世的纷扰，寻得心灵的寄托；这份崇高也可以启蒙更多的民众。

▲ 藏家与藏品、过去与现在交织环绕，错综复杂，图片来源：《Smithsonian Magazine》

数千年来，无数的收藏家不可抑制地收集古典艺术品，似乎各有各的目的，但究其本质，古典艺术品令人不可抗拒的诱惑也许缘于无法逃脱的现实。每个人都必须活在当下，但过去却往往是我们用以应对现实的途径。实际上，我们都活在历史里。（撰文／赵文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