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特美术馆总馆长尼古拉斯·塞罗塔（Nicholas Serota），图片来源：Christie’s
世界上三大最重要的现当代艺术博物馆是：坐落于巴黎、二战前的艺术中心蓬皮杜中心（Centre Pompidou）、战后在纽约拔地而起的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 / MoMA），以及位于伦敦的泰特美术馆（Tate）。6月17日，由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建筑事务所（Herzog & de Meuron）设计、造价高达2.6亿英镑（约合25亿元人民币）的泰特现代美术馆新馆（New Tate Modern）正式对外开放。
其实早在泰特现代美术馆对外开放之前，泰特美术馆总馆长尼古拉斯·塞罗塔就已经预见到了未来扩张的必要。
现在，这一切发生得比想象中还要快。
“十万火急”：说服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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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塞罗塔向现在的泰特美术馆，即位于Millbank、1897年门廊建筑里的“老泰特”递出了一页双面A4纸的求职信，申请成为泰特的馆长——“十万火急”（Grasping the Nettle），据说当时的纸上标注着这字样。这是艺术界口耳相传的一桩轶事。当时，泰特的董事会成员们并不知道塞罗塔早已在脑海中盘算着扩张泰特美术馆的计划。
▲ 2016年2月，泰特现代美术馆新馆的建设现场，图片来源：Zimbio
“1988年时，我就清楚地知道伦敦需要一座现代艺术博物馆，”他回忆道，“当时泰特正在挣扎，试图将英国艺术之外的国际收藏塞进一幢空间远远不够的建筑内。”当时有人提出围绕着泰特美术馆周边建造一系列卫星场馆的建议，但是塞罗塔说：“我们早就进行了分析，发现当时的场地不仅根本不够容纳所有的艺术收藏，更无法以最好的方式向公众呈现它们。”在当时的塞罗塔看来，对于一座致力于收藏现当代艺术的全新美术馆而言，除了将目光投向在世艺术家之外，还要对艺术家及其作品表现出足够的尊重。
当时，塞罗塔考虑在2025年左右对泰特美术馆进行扩张。但是当原本计划可以接纳200万名参观者的美术馆迎来500万名参观者时，所有人都震惊了。
▲ 2006年，在泰特现代美术馆建设以前，人群涌入泰特美术馆参观 Carsten Holler的装置作品，图片来源：Wait a Moment
令塞罗塔感到扩建项目事不宜迟的另一个因素是当时伦敦的变化：面向伦敦的投资以及一条新建的地铁大大帮助了泰晤士河沿岸的重建工程。与此同时，地产商开始向泰晤士河沿岸的发电厂（即现在的泰特现代美术馆旧址）周边倾注巨额资金，将艺术家工作室逼到了伦敦市郊。
“泰特周边发生的改变虽然因我们而起，却也让我们意识到，一旦泰特现代美术馆开幕，周围的利益者将纷纷聚拢过来，这势必会阻碍美术馆的发展。”在泰特美术馆扩建之际，塞罗塔也面临着大量的说服工作。这其中需要被说服的人包括包括董事会、政府、资助人。塞罗塔也需要说服他的下属：他的下属们多数希望将注意力放在收藏上，希望重振泰特美术馆的老场馆，而不是建立一个新场馆。
▲ 泰特美术馆，即位于伦敦Millbank的“Tate Britian”，与“Tate Modern”、“Tate Liverpool”与“Tate St Ives”并列，为泰特美术馆在英国的4个分馆之一，图片来源：Wikipedia
说服的过程是漫长的，但塞罗塔显然善于打持久战。他的身上聚集着一种少见的性格组合：他既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也是一个细致入微的人。1992年，泰特董事会终于被塞罗塔说服。两年后，董事会批准了1.34亿英镑（约合12.9亿元人民币）的修建资金，用于将英国建筑师贾莱斯·吉尔伯特·斯科特（Giles Gilbert Scott）设计、现已废弃的发电厂改造成泰特现代美术馆。
▲ 英国建筑师贾莱斯·吉尔伯特·斯科特设计的发电厂，泰特现代美术馆前身，图片来源：The Courtauld Gallery
即使董事会已经同意扩建，塞罗塔在向董事会呈现新场地时仍然十分谨慎，生怕他们突然对这片半工业废弃地带起疑心。塞罗塔在2012年接受《纽约客》采访时说，当时，他必须确定董事们看到发电厂的第一眼，是从泰晤士河的北岸——也就是圣保罗大教堂的一侧看到的。（当时候选的场地还包括滑铁卢的亨格福德［Hungerford］停车场、国王十字周边、伦敦西南部的Vauxhall以及伦敦码头区。）
塞罗塔在1999年曾指出：美术馆在未来将会面临收藏更广范围的艺术作品的挑战。这一言论发布之后，泰特美术馆持续扩充来自20世纪和21世纪的艺术收藏：泰特美术馆收藏了更多女性艺术家、非洲裔艺术家以及亚洲艺术家的作品；并将收藏目光投向了来自拉美、俄罗斯、中国以及非洲的艺术家。
随着泰特现代美术馆的建立，塞罗塔终于为这些藏品找到了合适的归宿。
关于泰特未来的收藏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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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本身正在发生改变。到2000年中期，大批艺术家开始创作装置艺术、行为艺术、影像、甚至数码作品。塞罗塔说：“我们迅速达成一致，认为我们应该展出涉猎范围更广的艺术收藏。我们想展出摄影作品。相较于2000年前，我们承担起了更重的责任。”
▲ 2016年2月泰特现代美术馆举办的摄影艺术展“Performing for the Camera”，图片来源：GBPhotos
从泰特现代美术馆于2016年1月任命新馆长之后，收藏委员会和展品部就开始了双线工作。相较于90年代，这是一次质的飞跃。据塞罗塔透露，6月，参观者将有幸看到“从60年代末期，至70年代早期以及当下的影像作品”。他将白南准（Nam June Paik）作为典范，向我们证明了泰特具有深厚历史的影像收藏。塞罗塔还提到：“我们还将展出大量女性艺术家的作品、来自更多其他国家艺术家的作品以及摄影作品。这样大规模的改变是2000年时的泰特现代美术馆不能比拟的。”
▲ 白南准《Untitled》，2003年，泰特美术馆藏品
不过塞罗塔也承认，这样大规模的改变也势必会惹怒一些人。“我们花费了巨额资金购买在国际艺术界上并不是非常知名的作品。当一组来自美国的收藏家前来参观时，我需要向他们解释，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将看到很多并不熟悉的作品。我知道，肯定有人会说：‘我知道你们收藏了很多埃尔斯沃思·凯利（Ellsworth Kelly）的作品，去年还展出来着。为什么你现在要给我看这些席拉·哥沃达（Sheela Gowda）的作品？凯利才是更重要的艺术家。’”
塞罗塔说，在埃尔斯沃思·凯利——这位极具影响力的美国现代艺术家于2015年12月去世前不久，他还曾与艺术家进行过会面。塞罗塔“热切地关心着”凯利的作品（确实，2017年，泰特利物浦就将为这位艺术家举行一场重要的展览）。
▲ 埃尔斯沃思·凯利《Red White》，1966年，泰特美术馆藏品
“但是，”塞罗塔说，“你要意识到，很多伟大的美国艺术家已经尘封在了储藏室里，一些伟大的英国艺术家也尘封在了仓库里，而一些伟大的国际上的艺术家也遭遇了同样的结果。所以，当泰特现代美术馆于6月16日重新对外开放时，我们所展出的将是泰特收藏中最棒的作品。这将是一场对于博物馆收藏在2016年当下的分析与解读，这些收藏将持续增长。我们也将会对藏品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
不过即使是作为最具影响力的现当代艺术博物馆之一的泰特，在扩充藏品的过程中，也曾错失佳作：由于类似像查尔斯·萨奇（Charles Saatchi）这样的大藏家出手更快，泰特错失了例如瑞秋·怀特瑞德（Rachel Whiteread）的重要作品《鬼魂》（Ghost，这件主题沉重的作品是一件石膏雕塑，以伦敦北部Archway城市中某间房子的内部为范本进行雕刻。这件作品目前收藏于华盛顿国家美术馆。）
▲ 瑞秋·怀特瑞德《Ghost》，1990年，图片来源：Saatchi Gallery
关于首位女性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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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泰特美术馆发生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泰特现代美术馆于2016年1月任命了首位女性馆长：弗朗西斯·莫里斯（Frances Morris）。同时，泰特还任命阿历克斯·法尔哈森（Alex Farquharson）为泰特不列颠美术馆（Tate Britian）馆长、弗朗切斯科· 马纳科尔达（Francesco Manacorda）为泰特利物浦（Tate Liverpool）馆长。泰特圣艾芙（Tate St Ives）的馆长职位目前仍然空缺。莫里斯自1988年起就在泰特工作。在她被委任为馆长之前，前任3位馆长都是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男性。
▲ 2016年1月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新馆长弗朗西斯·莫里斯，图片来源：The Guardian
塞罗塔在提到莫里斯时说，她无疑是最合适、最优秀的人选。“莫里斯自2000年起就在进行泰特国际收藏的建设。她为这一收藏注入了深厚的内涵，她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策展人。”塞罗塔提到了多个艺术家的大型个展，例如路易丝·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2007-2008）、草间弥生（Yayoi Kusama，2012）以及阿格尼斯·马丁（Agnes Martin，2015）的展览。他还提到了例如于2001年举行的“贫穷艺术”（Arte Povera）、1993年“战后巴黎”（Paris Post War）以及1995年的“过渡仪式”（Rites of Passage）展览。
▲ 2012年莫里斯在泰特现代美术馆策划的草间弥生回顾展，图片来源：The Guardian
“我认为，在一些人看来，莫里斯的任命证明泰特已经拥有足够的自信和能力，可以不需要外界的力量来自行运作了。我赞同这说法。”塞罗塔说道。
莫里斯同时也对自己的新上司赞不绝口。在4月与《卫报》的访谈中，她说“非常希望塞罗塔可以继续留在泰特……因为一切才刚刚开始。”但是通常情况下，一旦为美术馆筹款完成（虽然现在还有高达3000万英镑[约合2.9亿元人民币]有待筹集），塞罗塔就应该会为自己的下一步做打算了。
关于是否留任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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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过程中的塞罗塔几乎时刻保持警惕——对于采访中狡猾的问题，他都会在回答之前停顿许久，然后以十分得体、正式的语言加以回应。但是当我们问到他是否将留任泰特时，他开始变得躲躲闪闪。
“我一向尊重弗朗西斯的意见，”他边笑边说。但随即他又放下了警戒：“我有责任监督这个项目直至完成。我们将会出席开幕式，然后我们就会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我还需要继续筹款（来完成美术馆的扩建工程），我需要继续说服政府、基金会、个人向我们捐款。与此同时，我需要同馆长们分享我的经验。”毕竟，所有的新馆长都才都上任不久。
塞罗塔很容易就被当作是一名政客和筹款专家，但是，他对于自己的角色却很谦虚：“我偶尔也会策展。”他最近一次策划的展览是马蒂斯剪纸回顾展（Matisse: the Cut-Outs），好评如潮。
▲ 2014年塞罗塔在泰特现代美术馆中策划的马蒂斯剪纸回顾展，来源：News Locker
访谈过程中，塞罗塔说自己已经有了一些新想法。然而，随着访谈结束，我们并没有从塞罗塔口中得知任何新动向。他正准备在访谈结束后参加展览部门的会议，届时这一话题可能会被再次提及。我们相信展览部应该不会将塞罗塔的建议拒之门外。
“你可不知道他们会说些什么，”塞罗塔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他们很可能会觉得我的提议和实际需要毫不沾边。”访谈结束，我们对于这位奠定了21世纪美术馆先锋范本的馆长又添了一层敬畏。（翻译／Laura）
本文部分图片来源于 Tate Photograph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