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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林·娜沙特
Shirin Nes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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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
对我意义最重大的经历之一是我2001年在蒙特利尔当代艺术博物馆（Montreal Museum of Contemporary）举办的个展。展览开幕前恰逢“9.11”，当时弥漫着强烈的反穆斯林情绪，所有人都认为博物馆会取消这个展览。甚至乘飞机对我们都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只能开车前往蒙特利尔。不过策展人坚持要让展览如期举办，而那次展览也成为了一个异常动人的经历。
▲ 希林·娜沙特，《独白》（Soliloquy）视频静帧，1999
有大量的观众造访了展览，因为所有人都对那次惨案以及之后对穆斯林群体的误解感到难过，而艺术也成为了探讨这些话题的契机。不过老实说蒙特利尔是一个激进的城市。当时我若是在美国举办展览，它极有可能会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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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默格林和德拉塞特
Elmgreen & DRAG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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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组合
1998年我们参与了由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HansUlrich Obrist）、南茜·斯佩克特（Nancy Spector）和克劳斯·比森巴赫（Klaus Biesenbach）策划的首届柏林双年展。这是一次让我们大开眼界的体验，是我们第一次对国际艺术界有真正的了解。那时我们刚从哥本哈根搬到柏林，也只参与过一次大型的群展。我们没有与画廊合作，对艺术市场以及私人画商和藏家的力量一无所知，也不认识什么艺评人和策展人。
▲ 艾默格林和德拉塞特的“许愿井”
在一个展馆入口前的人行道上，我们挖了一口“许愿井”。那是一个方形的池子，注满了蓝色的水。池子底部是一系列丹麦铸币厂铸造的硬币，但币面上并没有刻有价值。一个在艺术圈举足轻重的画廊在那次双年展上代理了另一位艺术家，它尝试劝说组委会将我们的作品移走，因为它的艺术家认为我们的作品离他的太近。幸运的是南茜·斯佩克特代表我们拒绝了那家画廊的要求。那时的我们非常无知。不过这次经历告诉我们个人利益往往试图左右像双年展这样的公共事件。我们也明白了作为艺术家，有一个辅佐支持你的体系是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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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安娜·瓦思康丝勒
Joana Vasconce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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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
我向2005年威尼斯双年展组委会申请在军械库展出3件作品，它们全都被接受了。然而在组织展览的过程中，策展人罗莎·马丁内斯（ Rosa Martinez）打电话对我说：“我没办法展出你的全部作品，我们有太多的艺术家。你必须做出选择——在入口处展出一件作品，或是在会场内展出两件作品”。
那是一个艰难的时刻，但我最终决定在军械库入口处展出我的作品《新娘》（A Noiva），它是一个由2.5万条卫生棉组成的巨大吊灯。那成为了我做过的最明智的决定。我在当时籍籍无名，不过是一个年轻的葡萄牙艺术家。突然间我变成了一个历史性时刻——首次由女性策划的威尼斯双年展的焦点。
▲ 琼安娜·瓦思康丝勒在2005年威尼斯双年展上展出的作品《新娘》
当观众走近军械库的时候，我的作品会进入他们的眼帘，他们会明白我的作品奠定了整个双年展的基调。如果我当时做出了其他的选择，我的职业生涯会是另一种面貌。时至今日所有人依旧称我为那个“创作了卫生棉吊灯的艺术家”。它的影响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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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莲·明特
Marilyn M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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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
我原本对2006年惠特尼双年展的预想不过是我将有3件画作在一个巨大的群展上展出。然而组委会选择将我的一幅画作为展览画册的封面，将我的另一幅画制成横幅，沿街挂在麦迪逊大道上。他们还将我的作品用在所有双年展的宣传材料上。
▲ 玛丽莲·明特的作品《粉红眼睛》
这种程度的公共曝光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也彻底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我从默默无闻变成上了双年展海报的艺术家。我的职业生涯得益于我的公共知名度，这并非是什么新鲜事。但我也意识到任何一个能在公共视野内活跃超过20年之久的艺术家必然有其独到之处，这与我原来的想法大相径庭。自此之后，我开始大力支持其他艺术家并辅佐他们的事业。我们所致力的并非易事，而与时俱进和遵从自我对艺术家是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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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诺克·佩雷斯
Enoc Per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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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
2007年，北迈阿密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我在美国的首次个展。这次展览从很多方面而言都对我意义重大。这是我第一次目睹自己十年的创作被聚集在一处，这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我认识到我已经用我的作品证明了我以为我依旧需要去证明的东西。所以下一个问题是，“现在我应该干什么？”。它让我的思想驰骋。
▲ 艾诺克·佩雷斯2007年在北迈阿密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其在美国的首次个展现场
另外，我原以为你的作品在达到这种程度的认可之后，未来的道路自然会一帆风顺。我错了。市场有自己的逻辑。也许今日你是弄潮儿，明天你就落伍了。这是生活。甚至博物馆也不例外，也许今天流行的是绘画，明天流行的是行为艺术，之后流行什么？没有人知道。因此我只好全身心投身创作，而不抱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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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丽尔·多尼根
Cheryl Done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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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
在新美术馆的个展“场景和广告”开幕后，我心里的一块巨石落了地。鉴于我在各种媒介间的迂回尝试，以及我在纽约零星且间隔巨大的展览历史，我担心我的创作对家乡的观众而言显得支离破碎反复无常。
▲ 谢丽尔·多尼根在新美术馆的个展现场
和新美术馆的乔安娜·伯顿（Johanna Burton）及她的团队的合作经历打消了我的顾虑。我们能够从我多样的创作中梳理出我的创作手段和关注的议题，并将这条主线清晰地呈现。她和助理策展人莎拉·欧姬芙（Sara O’Keeffe）以及艾丽西娅·里特森（Alicia Ritson）非常理解我，并帮助我在我实践多样性的基础之上清楚地表达我艺术创作的连贯性。尽管这是一个新展，但我认为它可以对我未来的发展大有裨益。也希望如此。因为这给了我一个梳理我艺术创作的契机。我感到如释重负，也确信这个展览为未来大众对我作品的评价提供了参照（撰文/Rachel Corbett 译/赵文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