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港岛隔湾远眺西九龙文化区M+视觉艺术博物馆（效果图）)

中国美术馆新馆的设计方案至今仍是一个秘密。早前公众所能了解到的，就是法国设计师让·努维尔（Jean Nouvel）和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朱小地联名中标，建筑位于鸟巢一侧，外形像一块黑色的残墨，是一座面积达到13万平方米的超级美术馆，但更多的详情，并没有被披露。2013年5月，在第三届博物馆·美术馆·规划展览馆建筑设计高峰论坛期间，让·努维尔本人在演讲中公开了正处于优化阶段的效果图，从现场透露的图片来看，建筑的外立面已由原先见到的黑色改为了银白色。

半年前，范迪安也是如此对外发布新馆动态的，态度谨慎，而此后信息却并没有进一步更新。至于漫长而周折的协调工作何时结束，中国美术馆方面讳莫如深。但可以肯定的是，新馆无法在预定的2015年落成——两年时间不可能完成建造工作。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选址于香港西九龙的M+博物馆的动态，它不断向公众披露最新消息，并在这段时间频繁地成为艺术界的焦点。与中国美术馆的保守姿态不同，M+在筹备期间就确定了为公众服务的宗旨，博物馆将节点性的信息披露也视作是公众服务的一部分。M+在规划阶段就确立了它的基本理念是成为一所为香港人设立的博物馆。

7月上旬，M+确定了建筑的设计方案，瑞士的赫尔佐格和德梅隆（Herzog & de Meuron）与香港本土机构TFP Farrells获选为M+设计团队，新的M+建筑物将由展板楼以及水平展厅组成，与西九龙文化区地下独特的凹陷式展览空间形成“+”号形态。随后，M+的建设就会进入快车道，场馆计划于2017年落成。M+近期还对外公布了总策展人的人选，现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绘画雕塑部副策展人郑道炼（Doryun Chong）将加盟M+，并于今年9月中旬上任。在此之前，皮力、陈伯康、姚嘉善等一批活跃的策展人已先后进入M+工作。

M+是一座规划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香港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也是中国美术馆旧馆面积的4倍多。M+定位世界一流，向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看齐；而由于它立足本土，对中国水墨、移动影像、中国当代艺术都会投以关注；此外，它不仅会大量吸收相关藏品，也会以更吸引人的条件招募该领域最优秀的职员和策展人。这一系列举动，无疑将对中国美术馆构成挑战。2012年年中，M+就获得了乌利·希克捐赠的1463件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收藏，引发舆论一阵哗然。中国方兴未艾的美术馆建设热潮，并没有获得这位著名收藏家的认可——他不相信中国内地美术馆（包括中国美术馆）能够有条件保管这批重要藏品。希克收藏的波普艺术、玩世现实主义作品，至今都由于作品审查的原因而无法在内地美术馆完整展出，这也促使他选择了一个更自由的地方来保管这批藏品。

随着中国内地经济的崛起以及文化设施上的投入追加，中国各地开始兴建大量巨型美术馆。这些超级美术馆最先进入大众视野的，往往是它的建筑设计方案，而业主方也都希望能够打造一座像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一样的夺目地标。但在税费政策、收藏预算、运营经费以及人员培养上，内地的当代艺术馆往往缺少足够的重视，这直接影响到了这些漂亮建筑的有效使用。

比如希克捐赠的这批作品，估价为13亿港币，依照中国内地的23％的税率，内地美术馆要接纳这批作品就要支付5亿港币。包括中国美术馆在内的内地美术馆都没有能力承受这样的支出，这就使得美术馆在建立特色馆藏上捉襟见肘、难有作为。而在香港，免税政策使得这一状况不构成问题。即便有财政支持，中国内地的美术馆是否值得收藏家、艺术家信赖？他们是否能够放心地将艺术品交由美术馆进行收藏和研究？这仍然是一个疑问。举一个例子，广州画家杨之光捐赠给国家博物馆的《毛泽东同志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稿），就因博物馆搬迁而“找不到了”。尽管杨之光的家人对此表示不满，但此事最终还是不了了之。类似这样的事故在内地美术馆、博物馆并不鲜见，甚至还有美术馆的库房发生过火灾。这些事故对整个行业声誉构成了破坏性的影响，如何修复它，恐怕比建造场馆更为重要。

除此之外，中国内地的美术馆属于文化领域的重要公立机构，无论是人员招聘，还是展览策划、作品收藏都会注重政治的正确。近期广东美术馆发布招聘通告时，位列8条招聘条件第一位的是“政治思想素质好”，而第四条是“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这种专业往后移、政治往前靠的导向，就使得一些期望在专业上有发展又崇尚自由的策展人无法适应“在体制内”的生活，更不必奢论施展才干、开展原创性研究和发展新的学识了。

颇值得寻味的是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曾于2012年12月9日对中国的美术馆内部行政主导、策展人身份和权责不明确提出了批评。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份报纸曾持续地关注中国美术馆的发展和当代艺术的动态。《人民日报》上的这位作者通过一种反问的方式来思考这个美术馆内部的重要问题：“在双年展、三年展等出现以前，在中国当代艺术和民营博物馆变得热闹以前，在国外策展人策划的大大小小的展览之外，有多少国内博物馆或美术馆自主策划和组织的展览被印刻在了公众的心中？”作者的反问，正好道出了中国的美术馆的普遍实情。即便是一些被投以巨资的美术馆，在自主策划展览和培养策展人上均是乏善可陈；那些租借的展览除了用来填充展厅的空档期，恐怕很难提高美术馆的公共服务质量，而在此基础上开展的公共教育，只能是一种形式罢了。中国的美术馆只有在摆脱了对建筑外形的求新冲动，转而将重点置于美术馆内部体制的革新之后，它们的工程时代才会远去，而发展的黄金时代才会到来。

范迪安近日就对北京的《新京报》记者坦承：中国美术馆的自主策划展览长期徘徊在三成左右；如何激活一个事业单位的活力和潜力，对他们而言仍是问题。中国美术馆的陈旧体制，是否会随着场馆的再造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搬入新馆后的中国美术馆，是否能够拒绝“关系展”和艺术家租借场地进行展览的行为？招聘人才是否能够以专业性为第一要求？这些都将直接决定了中国美术馆能否在新的空间中树立起全新的国家美术馆的形象，也决定了这家美术馆能否从权力艺术的中心转变为艺术的中心。不过，目前比较遗憾的是，筹备期的中国美术馆团队并没有向外界释放类似的信号——也许，这是一个漫长的等待。但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在兴建的艺术博物馆而言，这是一个“超车”的机会。撰文／钟刚

本文作者曾先后供职于《南方都市报》、《南都周刊》等，负责文化、艺术版块的报道与编辑，现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