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 Bob Colacello在《名利场》二月刊上撰写了一篇名为《The Battle For Art, Prestige, And Young Trustee Blood》的文章，展现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与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等纽约的美术馆对于藏品与藏家的争夺。引发这两家美术馆“战争”的其中一个导火索是来自于2013年，著名化妆品牌雅诗兰黛创始人Estée Lauder之子Leonard Lauder将其收藏的78件，价值高达11亿美元的立体派画作捐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Leonard Lauder

2014年10月20日，这批作品首次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共展出了四位立体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立体主义绘画大师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法国立体主义运动领袖费尔南德•莱热（Fernand Léger）、立体主义风格三大支柱之一西班牙艺术家胡安•格里斯（Juan Gris）以及西班牙艺术大师毕加索（Pablo Picasso），共计80幅绘画、拼贴及雕塑作品。英国《卫报》对此展的评论，这是继1989年在MoMA举办的“毕加索、布拉克双个展”后，迄今为止唯一最重要的一次立体派作品展。

毕加索创作于1912年的《扇贝壳》

而这批藏品也迅速提升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早期现代主义领域的藏品水平，使其可以与MoMA和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的收藏比肩。尽管MoMA近年虽然质量上乘的展览不断，却被诟病对本身馆藏的呈现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因此未能在本次藏品的争夺上获胜。

1909-1914年是立体派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毕加索与Braque密切合作的高峰。其中Braque在1912年将木纹纸融入画面的《果盘与玻璃杯》，这是立体派的第一件拼接作品。

此外展示空间限制也是一大原因。为了本次的捐赠，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耗资2200万美元打造一个全新的现代艺术研究中心。而且大都会将从2015年起还长期租用原惠特尼美术馆所在地Breuer大楼。尽管目前大都会对进驻Breuer大楼的策展方略并未敲定明确方案，但像Holland Cotter等有影响力的艺评人纷纷发声，表示并不希望看到在那里仅展示现当代艺术，而是借此机会进行更多跨部门、跨文化的思考实践。由此可见，Lauder收藏的另一重要目的已见端倪，那就是对获赠机构产生变革性的影响。

收藏世家的艺术权力

不仅以捐赠收藏来彰显影响力，雅诗兰黛家族的成员在纽约各大艺术机构，都担任过董事会要职或重要筹款活动的主席：Lauder本人在1994~2008年间，任惠特尼美术馆董事，在退休时一次性为惠特尼美术馆捐献了1.31亿美元；在《金融时报》对他的访谈中，他明确表示跟艺术有关的采访都会选在惠特尼美术馆。

Ronald Lauder

其弟Ronald Lauder是重点收藏20世纪德国、奥地利艺术与设计的博物馆纽约Neue Galerie的创办人之一，在32岁时就成为MoMA最年轻的理事。Ronald曾幽默地将所有艺术品分成三类：“Oh”、“Oh My”和“Oh My God”，对他来说只有第三类才值得被考虑。因此他对收藏十分挑剔，比如毕加索的作品，他只收1935年前的。2006年，他斥资1.35亿美元，买下从纳粹手中复原的、克林姆特为维也纳社交女郎Adele Bloch-Bauer所作的肖像。如今这件作品常设在Neue Galerie中，像女主人一样俯瞰着所有来客。

Ronald Lauder收藏的《Portrait of Adele Bloch-Bauer I》

而他的两个女儿也继承了家族衷情艺术的这一传统：出生于1970年的Aerin Lauder曾在1999年担任大都会年度时装盛宴联合主席，成为担任此项工作的历史上最年轻的女孩；妹妹Jane Lauder则为MoMA举办年度最重要的筹款晚会。

追讨二战遗作，毁誉参半

Leonard虽然将其最重要的立体派收藏捐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但是他也是MoMA的名誉主席。同时他还是“大屠杀时期艺术品归还计划（(Holocaust Art RestitutionProject)”的主要倡导者，与很多追寻纳粹时期流失艺术品的案件相关。

席勒（Egon Schiele）创作的《沃莉肖像》（1912）

归还战争期间被抢夺的物品涉及到庞大的法律问题，毕竟战争已经过去数十年，这使得事情持续有争议。但是对于艺术品归还计划的专家来说，最棘手的问题是公开的信息过少。作品拥有者的后人常常不知道作品在哪里，也不懂得该怎么开始找。Leonard在1997年建立了“重获艺术委员会”（Commission for Art Recovery），将之作为世界犹太人大会的分支机构。在其网站上Leonard写道，博物馆“必须重新检查一下他们的收藏，以确认并公开其收藏中有哪些曾经可能遭盗取的”

不过他本人就曾经被人批评在1997年一桩涉及MoMA的艺术品案件中的行为是失败的。该案是所有与纳粹掠夺欧洲相关的赔偿案中最棘手的。法官当时判决奥地利利奥波德基金会将继续拥有席勒（Egon Schiele）的一幅在战争中被抢走的《沃莉肖像》（1912）的所有权，但是需要向已故犹太艺术藏家Lea Bondi Jaray的后人支付1900万美元，但利奥波德基金会是否知道此作品为被盗作品一直是案件争议的焦点（上世纪30年代，纳粹画商维尔茨将画从Lea Bondi Jaray那里偷走），这件作品于1997年被利奥波德基金会带入美国领土并在MoMA展出。

二战结束后，美国错误地认为“沃莉”是属于死在集中营的亨利希·里格（Hein rich rieger）的，并将作品交给了奥地利政府，后者又把画作赠给了奥地利国立画廊。接下来就是国立画廊的一系列掩盖事实的举措，发现画作来历判断有误的美国政府对他们发出了警告，他们置之不理，至于利奥波德，他在1953年听说画作目前为博物馆所有，试图帮助贾莱拿回作品，结果最后言而无信并把作品收入了个人收藏中。一篇刊登于当年12月24日的《纽约时报》的调查文章称其“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一门心思的执着于收藏艺术品”，Leonard作为MoMA的董事主席也被指责在这个案件上有责任。

而且关于Leonard私人收藏的资料相当少，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收藏了多少东西，这也成了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大屠杀时期艺术品归还计划”的一个障碍。“当要评价归还计划的时候，他总是雄辩滔滔，”乔治敦大学艺术史讲师及大屠杀时期艺术品归还计划的策划者，奥力·索尔特斯（Ori Soltes）说，“但要要求公开更多个人内部信息时，他却变得非常沉默。”Leonard还支持藏家后人通过“重获艺术委员会”索还藏品，这个委员会帮助建立列出可能遭抢夺的画作的门户网站（目前144个美术馆参与其中，但Neue Galerie没有参与）。因此这也仍是一个遭受争议的话题。撰文整理/TA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