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时分：利奥诺拉·卡林顿在一个世纪后引领“超现实热”
Nov 25, 2024
撰文 林希 编辑 胡炘融
利奥诺拉·卡林顿与她的画作《圣安东尼的诱惑》（The Temptation of Saint Anthony），1945年 图片来源：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Archives, New York
2024年，《超现实主义宣言》发表后的整整100年，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利奥诺拉·卡林顿 (Leonora Carrington）在拍卖会上成为了“最贵”英国出生的女性艺术家。她出生于英国，在墨西哥城度过了人生的大部分时光。在今年苏富比纽约的春季拍场中，一件卡林顿创作于1945年的作品《达哥贝尔特的消遣》（Les Distractions de Dagobert）以285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超出拍前估价的两倍之多，这件作品也在今年上半年全球拍品成交价格记录中排在第八位。
利奥诺拉·卡林顿，《达哥贝尔特的消遣》，1945年 图片来源：苏富比
在今年苏富比纽约春拍的现场拍卖过程中，《达哥贝尔特的消遣》这件作品的竞价过程长达10分钟，最后由阿根廷商人愛德瓦多·科斯坦提尼（Eduardo Costantini）竞得，他在2001年创立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拉丁美洲艺术博物馆（MALBA）。据苏富比的官方声明，科斯坦提尼曾于30年前就在拍场中遇见这件作品，但在价格持续攀升后放弃加价。那是1995年的苏富比纽约秋拍，来自美国的私人收藏将这件作品上拍，最终以43万美元的价格落槌，跟今年的落槌价（2450万美元）相比，三十年过去，科斯坦提尼花费将近57倍的价格将这件作品收入囊中。该作品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拉丁美洲艺术博物馆中展出，“这是超现实主义艺术史上备受赞誉的作品之一，也是拉丁美洲艺术中无与伦比的杰作。”科斯坦提尼对这件作品赋予高度评价。
1985年，美国艺术史学家惠特尼·查德威克（Whitney Chadwick）在她的书籍《女艺术家与超现实主义运动》（Women Artist and the Surreality）中写道：“没有任何其它艺术运动有如此多活跃的女性参与者”，这本书的出现颠覆了艺术史学家对超现实主义的理解，特别是对参与其中的女性角色，从作为“缪斯”形象的出现，到对超现实主义发展的引领。也是在这一年，卡林顿的作品首次登上拍卖，共有10件作品出现在苏富比的春拍拍场中，仅成功成交了一半。从这一年起，卡林顿的作品几乎每年都稳定出现于拍场，但每年交易额一直处于平稳的状态，2000年至2010年之间，卡林顿作品每年的全球拍卖交易额维持在14.9万美元至320.4万美元之间，2007年创下的交易额高点并没有被迅速突破，而是处于持续波动的状态，一直到2022年，才以765万美元的全年交易额再次达到制高点。随之而来的2023年其全年交易额再次出现回落，仅达252.7万美元，随后在2024年实现飞跃，至2024年10月的全年交易额已达到2928万美元，《达哥贝尔特的消遣》的成交占据了交易额的一大部分。
阿根廷商人愛德瓦多·科斯坦提尼与利奥诺拉·卡林顿画作《达哥贝尔特的消遣》 图片来源：苏富比
据Artprice统计，卡林顿作品的价格指数（以当年1月1日记）从2000年开始处于平稳波动状态，在2009年和2012年达到小高峰，分别为360.86和378.56，但小高峰的产生也伴随着回落的出现，2016年一度降至低于2000年的水平，此后几年稳步波动攀升，在2023年（1月1日）达到422.39的小高点后，于2024年10月1日迅速攀升至857.8。从价格指数的角度看，已超过马克思·恩斯特（Max Ernst）和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这些长久以来被视为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也超过了Artprice的全球价格指数。
利奥诺拉·卡林顿作品价格指数，2000年至2024年 图片来源：Artprice
作品的高价成交也使卡林顿成为拍场中最受追捧的艺术家之一，2850万美元的价格与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创下的拉丁美洲艺术家的最高价艺术品记录（3480万美元）接近，这个记录的创造者同样是科斯坦提尼，这件卡罗作品同样保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拉丁美洲艺术博物馆中，在永久收藏展厅里呈现。同时，卡林顿作品在公开市场中的表现，也超过了马克思·恩斯特（Max Ernst）和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等超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的记录，他们两位的作品拍卖记录分别为2100万美元和1200万英镑。
弗里达·卡罗，《迭戈和我》（Diego y yo），1949年 图片来源：苏富比
近年来，拍卖场中对超现实主义女性艺术家的兴趣也在增长，这些艺术家在拍卖会上正在取得越来越高的价格，例如2021年，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的《Diego y yo》所拍得的3480万美元，既创下拉丁美洲艺术家的最高价艺术品记录，也是有史以来女性艺术家在拍卖会上取得的第二高价。这个被忽略了数十年的群体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当下备受关注，“近期拍卖中对以前被忽视的与超现实主义运动有关的女性艺术家的兴趣激增，标志着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化转变，”纽约苏富比现代艺术晚拍负责人阿莱格拉·贝蒂尼（Allegra Bettini）在声明中说道。
根据Artnet的数据显示，2013年，女性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作品平均售价为35,098美元，而当时的超现实主义男性艺术家的平均售价为72,273美元。此后，女性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平均售价平稳上升，在2021年大幅跃升至167,263美元，虽在次年有所回落，但截至2023年，平均售价达95,376美元，超过了男性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平均值：59,183美元。尽管如此，男性超现实主义者在拍卖中的总销售额仍远远超过女性超现实主义者，2022年达到5.61亿美元的峰值，而女性的最高点是2021年的6,205万美元。导致这一差距的原因是拍品数量的差距，在过去十年中，男性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大约有80,864件作品被拍卖，而同一时期的女性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仅有3908件，期待随着主流艺术机构对这段历史的扩充梳理和回顾，能够使更多女性艺术家作品被挖掘并得到价值上的认可。
利奥诺拉·卡林顿目前拍卖第二高价作品，《La Grande Dame (The Cat Woman) 》，雕塑，1951年。于2024年11月18日在纽约苏富比拍出，估价500万至700万美元，落槌价980万美元，成交价1138万美元 图片来源：苏富比
超现实主义运动中的核心成员总被认为大多是男性，例如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马克斯·恩斯特、勒内·马格里特（René Magritte）等，但女性艺术家在这场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可忽视，她们在一个男性主导的圈层中释放自己的声音，开拓地位。尽管女性艺术家的角色在以往的艺术史中时常被描绘为男性艺术家的“缪斯”，但卡林顿却说道：“我没空做别人的缪斯，我忙于反抗我的家庭并学习成为一名艺术家。”
出生于英国富裕家庭，在二战期间流亡墨西哥，并在这个地理边陲之地度过生命的大部分时光，几十年来，卡林顿似乎总处于艺术史与主流叙事的边缘地带，直至2015年，泰特利物浦分馆举办了卡林顿回顾展，她的一生和艺术创作的全貌才首次全面地展示在英国公众面前。
利奥诺拉·卡林顿个展在泰特利物浦，2015年 图片来源：TATE
她是超现实主义流派的弄潮儿，也是女性主义的倡导者，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卡林顿和其它女性主义者就曾发起了墨西哥女性解放运动。近年来，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特别是该流派中的女性艺术家频繁出现在全球各大机构和双年展中，关于超现实主义女性艺术家的梳理越来越全面，曾经隐藏着的历史逐渐显露，女性艺术家在超现实主义发展过程的重要角色也终被广泛认知。
卡林顿笔下的多元世界至今仍在为生态、物种、性别等诸多议题提供思路。2023年，威尼斯双年展以卡林顿在上世纪50年代创作的绘本为灵感，以“梦想之乳”（ The Milk of Dreams）命名本届双年展的主题。威尼斯双年展组委会对卡林顿的致敬，既彰显着其作品对当下产生的启迪，也代表着艺术界及艺术史对于卡林顿艺术成就和影响的正视与承认。她不再是男性艺术家的“缪斯”，而是具有反抗精神、前锋精神的女性艺术家。
利奥诺拉·卡林顿作品在2023年第60届威尼斯双年展现场 图片来源： La Biennale di Venezia 2023
关于卡林顿以及超现实主义女性艺术家的梳理和承认并非一蹴而就，近年来，无论是国际知名画廊的梳理，或是权威艺术机构对这一主题的重视，都使超现实主义女性艺术家成为备受关注的群体。
2017年，白立方伦敦举办展览“醒来的梦想家”（Dreamers Awake），着重探讨女性艺术家对超现实主义的贡献。这场展览汇集从1930年代起的多种媒介作品，从女性总被描绘的“他者”角色，转而探讨女性艺术家作为创造力、感知力和思考力的存在。展览同时也强调了超现实主义对新一代年轻艺术家的持续影响。
利奥诺拉·卡林顿，《随后我们看到弥诺陶洛斯的女儿》（And Then We Saw the Daughter of the Minotaur），1953年 图片来源：MoMA
利奥诺拉·卡林顿作品《随后我们看到弥诺陶洛斯的女儿》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馆藏展厅，2024年
2019年，重新开馆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将卡林顿的作品放置在超现实主义展厅的醒目位置，并在2020年购入两件她的画作。同年，位于纽约的Di Donna画廊举办一场名为“超现实主义在墨西哥”（Surrealism in Mexico）”的展览，梳理了1940-1955年间，一群国际艺术家为逃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前往墨西哥定居后使超现实主义的原则在新的文化和流亡经历中转变的过程与成果。卡林顿的作品也在这场展览中，当远离压抑的成长环境和战争的恐怖，卡林顿在墨西哥发展了更加自由的视觉语言。《纽约时报》对这场展览评价道：“一些超现实主义最优秀的画作是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墨西哥由女性创作的。”
2021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呈现展览“超现实主义跨越边界”（Surrealism Beyond Borders）呈现了来自45个国家的艺术家在近80年间的超现实主义创作，该展览也于2022年2月巡展至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
利奥诺拉·卡林顿，《马克斯·恩斯特肖像》，约1939年，于浦东美术馆“百年狂想：苏格兰国立美术馆的超现实主义杰作”展出 图片来源：浦东美术馆
“百年狂想：苏格兰国立美术馆的超现实主义杰作”展览现场，浦东美术馆，上海，2024年
今年，上海浦东美术馆呈现了一场来自苏格兰国立美术馆（National Galleries of Scotland）馆藏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群展——“百年狂想”，透过对百余件超现实主义重要作品的重新梳理，再次追溯了自1916年“达达”的诞生直至20世纪晚期超现实主义团体解体后艺术家们的持续创作。展览最后一个章节特别探讨了该运动中的女性成员、她们与同时代男性艺术家的合作和交往，以及与超现实主义核心团体间若即若离的关系。
国际知名艺术机构对同一主题的关注并不是巧合，而是艺术界中涌起的一座风向标。对女性艺术家角色的重新评估是这些大型展览的共同点，在梳理和回顾历史的同时，赋予艺术品其应有的价值，和迟到的承认。卡林顿作品在拍场上的高价成交，将这个浪潮推向新高度，如同觉醒时分，是市场的觉醒，也影射着艺术界的觉醒。
2015年我认识常羽辰，是在芝加哥，她曾读书的城市，在那里她做艺术书、开始用英文读阿多诺。我们一起在酒吧里一起坐了一会儿（白天！）。后来我知道，那是常羽辰的创作生涯中相对远离语言，尤其是理论语言对生活的阐释，而相对靠近以动作和实物去表达的一段时间。用她自己的话说，那个阶段，她“在劳动分工的边缘散步”。如何经过时间？我以为她那时是以现象学的方式，在身体对距离的触摸中、在物/事的创造中、在对语言的悬置中，去丈量、体会、渡过时间。这些过程，都是一种声音不大，持续有力的且游且行，带着疑问和思虑。在那几年，我遇到对鸟儿的分类名词时——猛禽、鸣禽、攀禽、陆禽、游禽、涉禽，会想起羽辰。她像涉禽，原本能够游泳或者飞翔，那么自由，但先涉水而过，正在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