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艺术家周啸虎在柏林地标查理检查站进行的行为作品《有限冒犯》（2014）
柏林，继巴黎和纽约之后成为艺术家聚居目的地之一，城中工作和居住着超过2.5万名艺术家，包括时下当代艺术圈最活跃的艺术家：阿里琪娅·克瓦达（Alicja Kwade）、傅丹（Danh Vo）、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提诺·赛格尔（Tino Sehgal）……柏林拥有175座美术馆，450多家画廊代理着全世界超过6000名艺术家的作品，这里有夏洛滕堡区超过30年资质的老牌画廊，也有聚集在波茨坦广场一带和毗邻博物馆岛米特区实力雄厚的当代艺术画廊。前东西柏林交界处的查理检查站的“真空”地带更是吸引了如Veneklasen Werner和Carlier | Gebauer这样的画廊辟出500多平方米的巨大展示空间。东南片的克罗兹贝格区（Kreuzberg）分布着艺术家驻留地和非营利的项目空间。更多私人藏家和基金会则低调地选址在零星分布全市、闹中取静的历史建筑中。柏林何以在近十年一跃成为当代艺术最有活力的舞台？
柏林何以为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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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纽约、巴黎和伦敦，柏林的生活成本和租金低廉得多。一间30平方米的工作室月租金大约350欧元（约合人民币2500元），其他生活开销更是在北京、上海等国内一线城市之下。1989年柏林墙倒后，为了复兴当地经济，柏林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比如，居住在废弃的住宅超过一定年限便可得到长期使用权，这吸引了很多艺术家和机构。KW当代艺术中心（KW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Art）原来是一座黄油厂，而对面的Michael Fuchs画廊前身是一所犹太人女子学校；广告业巨子博罗斯（Boros）买下二战防空洞建立了私人收藏馆（Sammlung Boros）、知名画廊主约翰·科尼西把教堂改建成了科尼西画廊（Galerie König）的展示空间、而来自伦敦的画廊Blain | Southern的原址是柏林的一家印刷厂。其次，交通便利也是一大考量，从地理位置来看，柏林地处西欧最东，东欧最西。放眼全球，随着亚洲和南美艺术市场的兴起，从这里去香港、圣保罗和去纽约的飞行时间差不多。
▲ 以防空洞改建而成的博罗斯收藏馆（左）及它的创始人，广告业巨子博罗斯（右）
追根溯源，柏林的城市肌理上书写着满满的历史，脉络中则流淌着变革的血液。从18世纪初至今，它曾是普鲁士王国、德意志帝国和纳粹第三帝国的首都，巴洛克和新古典主义建筑林立于市中心；1920年代短暂的魏玛共和国期间，柏林的文艺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新即物主义、包豪斯、桥社；二战后一城两国的东西柏林一度展开现代主义建筑竞赛。新与旧汇聚一座城，尤其是统一后的近10至15年以来，城市本身不论是从历史角度还是审美角度来看，已经成为艺术创作的最佳素材。
柏林成为很多艺术家工作室的首选。因为在这里，空间不单是物理性的存在，更包含着历史的厚重语境；当代艺术的创作、展现和再现更应是一场与不同时空的对话。透纳奖获得者、工作生活于柏林的道格拉斯·戈登（Douglas Gordon）说：“这座城市的历史不单停留于某座桥或纪念碑，而是渗透到了每个角落，氤氲在空气中，变革在看得见的历史中发生，艺术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孕育。”
艺术和先锋精神更像是柏林的城市基因，而不是附着于资本上的筹码。这种文化身份会吸引有抱负的艺术家、策展人、学者、画廊、藏家和基金会，使柏林艺术生态圈的活力得以延续，个性得以保留。
作为近年来最受欢迎的艺术家聚居目的地，柏林拥有：
从北京到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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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的80-90年代，已名声在外的华人艺术家，如秦玉芬、朱金石和孟煌选择定居柏林，而如今这里的集群效应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华人艺术家和画廊前来。柏林华人艺术家驻留项目“候鸟计划”（Migrant Birds）的负责人卢玫非常看好柏林，因其历史造就了文化多元性和包容性，“柏林是一个能不断产生新话题，新对话的地方，同时，多元环境也伴随着自身文化观与身份的消解和再认识，这个过程对当代艺术生产很重要。”
▲ 柏林华人艺术家驻留项目“候鸟计划”开幕现场
▲ “八种可能路径——艺术在北京”展览中展出了方璐的影像作品
研究中国艺术30余年的施岸笛（Andreas Schmid）则鼓励已经有一定实力和影响力的中国画廊来柏林开设分支，因为在德国，渴望更多中国艺术家的受众群始终存在。2014年，施岸笛曾联合艾墨思（Thomas Eller）和郭晓彦在柏林策划了“八种可能路径——艺术在北京”（Die 8 der Wege）的展览，集中展现了中国80后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并配合在柏林艺术大学举办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当代艺术的研讨会。
这场展览也引起了德国戴姆勒艺术基金会（Daimler Art Collection）的关注，该基金会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全球优秀艺术品的永久收藏。截至2016年年底，戴姆勒艺术基金会将购进包括邱志杰、杨福东、张培力、刘鼎、徐震、关小等20多位艺术家的40余件颇具代表性的作品，并计划举办世界巡展。柏林艺术周期间，基金会还举办了曹斐的新书《I watch that worlds pass by》发布会。据基金会策展人RenateWiehager博士介绍，戴姆勒10%的利润来自重要的海外市场中国，中国当代艺术可作为透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一个切入口。而在场的德国观众则对西方思潮如何影响中国当代艺术生产更感兴趣。获DAAD艺术奖学金来柏林驻留一年的艺术家周啸虎则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在德国要避免标签化，中国人不能老聚在一起谈论中国人的事情，应该多利用这里的资源和国外艺术家开展对话。
另外，部分华人艺术家将这里作为重要的驻留地，如新近把工作室迁往柏林的何翔宇看中这儿的地理优势，以及材料、人力的性价比；受宝马和霍夫曼基金会邀请在柏林短期驻留创作的方璐则欣赏这里相对自由的节奏和丰富的基金会项目。
▲ 戴姆勒基金会展览“从一首诗到日落”现场的中国艺术家关小的作品
资本入驻，延续活力还是扼杀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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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无发达的金融系统支撑运作，也无藏家财团汇聚的柏林怎样在资本逐利的艺术生态圈自我造血，独树一帜？2005年起，由知名柏林画廊Esther Schipper、 Neugerriemschneider等自发组织的“画廊周”每年5月吸引了德国乃至全世界的藏家，成功运作的抱团模式让其他城市纷纷效仿；去年起，资深画廊主克里斯蒂安·雅姆舍克（Kristian Jarmuschek）组织起了与柏林艺术周同期举办的POSITIONS柏林艺术博览会，每个展位15平方米，仅限4件作品，明码标价affordable art（买得起的艺术品），旨在吸引潜力巨大的中产阶层藏家把资本带到柏林。
柏林艺术生态圈的多元化和国际化有利于竞争，但在拉动创意产业和旅游业、吸引藏家的同时也让这里的房价水涨船高。艺术周期间，濒危工作室空间联盟（Alliance of Endangered Studio Spaces）聚集东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抗议租金上涨和开发商收购土地，呼吁政府为艺术家开放更多的废弃楼房，给予政策优惠。而私有化的艺术家驻留计划也在市场利益的驱使下改变着，位于Kreuzberg区的“GlogauAIR”项目由来自西班牙的艺术家Chema Alvargonzález创立，因为受限于遗嘱条约限制，该处房产只可用于艺术项目，遗产继承人计划在明年将工作室租金上涨五成，同时也在思考如何引入更具市场化潜力的艺术家，吸引藏家和机构观摩开放工作室（Open Studios）。
一些艺术家已经开始行动，搬到了当代艺术正在起步，房价更低的古老城市——伊斯坦布尔。而一些不那么容易搬迁的活跃的草根级项目空间则面临更严峻的租金和运营的压力，不得不打游击战般迁徙。柏林市政府文化厅每年拨给7个最有潜力的项目空间3万欧元如杯水车薪，在柏林，这样的非营利项目空间大约有200多个。普罗大众空间（General Public）在与房东谈判破裂后，不得不在去年年中撤离位于新兴的年轻艺术区Prenzlauer Berg已有9年之久，举办了400多场展览和活动的驻地。负责人之一玛丽-约·奥体兰纳（Marie-Jo Ourtilane）说：“非营利项目空间对于艺术市场来说与画廊和博物馆同等重要，因为在那儿你可以不受市场左右地尝试一切。如果政府不重视的话，很快柏林就会和其他城市一样无聊。”
撰文 | 蒋立言
编辑 | 吴亦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