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人称 FIRST PERSON
在上次讲2008年我的作品参加巴塞尔的艺术无限单元那篇文章《邱岸雄：2008，开往巴塞尔的火车》里，提到了同年九月我和未知博物馆的小伙伴们一起做了一个由林明珠支持的一个展览《我们是世界》。这个展览里面有挺多事情发生，是一个不在我们的意料和计划里的展览。
《我们是世界》展览海报，2008
事情要从2007年说起，07年我和几个刚从上师大毕业的年轻艺术家吴鼎、廖斐、郑焕、隋长江、孙晋……一起租了在漕宝路附近的一个带院子的厂房做工作室，他们都是向京和广慈的学生，我当时在上师大教书，还在上学时就认识了，所以跟他们挺熟的，那个地方开始是广慈找到的，带我们去看，后来他又在别的地方找到更合适的房子就把这个院子让给我们了。所以我去工作室时经常跟他们一起聊聊天。记得有一次聊佛学，除了长江，其他人都被我聊入了梦中，我简直可以去做催眠师了。
2007年正是中国当代艺术如火如荼烈火烹油的时候，当代艺术市场疯狂到什么玩意儿都能卖出去，毕业后就去搞装修再也没有摸过画笔的美院同学也准备回归当艺术家了，还托我把她介绍给萨奇画廊！我也不知道她怎么就会认为我认识萨奇？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萨奇长啥样，宋庄的工作室如春天的韭菜一样一片片茁壮成长，拍卖价格就像放卫星一样天天创新高。当代艺术成了一个盛满欲望的盆子。
那时我有些简单幼稚的疑惑：为什么所有人都只关心价格？只谈论价格，艺术本身的价值在哪里？如果说艺术的价值在于创造，创造是如何发生的？基于这些疑问，我觉得可以做点什么事情。然后我有了未知博物馆的想法的雏形，那是在2007年底。
关于未知博物馆的想法的手稿，2007
我把未知博物馆的想法跟工作室的年轻艺术家们聊了一下，他们都觉得挺有意思，我们就开始每周一次的“论坛”，说是论坛其实有点夸张，也就是每周大家一起聊天，有一定的主题，刚开始我们的主题是围绕地理的话题展开的，大家慢慢有了一些想法，正筹划着做一个展览。这时已经是2008年三四月了，这时发生了一个事情让原来的计划搁浅了。
他们接了一个做雕塑的订单，是一个法国艺术家委托他们做一批狗的雕塑，其中有两只三米高的大狗，然后还有几百只跟真狗一样大小的小狗。按理说是一笔不错的生意，但是这些雕塑做得差不多了，法国艺术家来看了以后说这些雕塑没有达到他的要求，不按合同的规定付款，在最后一次谈判时，法国艺术家提出要看合同，他们拿出合同给他看，合同竟然就在他们眼皮底下消失了，郑焕气得要揍那个法国人，被其他人拉住，法国人趁乱跑了，然后玩儿消失——回法国了。对于刚出校门的年轻艺术家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并且还是跟外国人打交道，这个事情让他们有点沮丧，本来他们对外国人抱有好感和信任，但并不是每个外国人都值得信任，外国人里也有混蛋。
前面他们做雕塑请工人还有材料都是借钱和垫资，工人的工资也都还没付，遇到这种情况就很麻烦了，未知博物馆的聚会上他们心事重重，我觉察到他们情绪低落，问起来才知道这些情况。但是我也没什么办法，法国人回法国了，人都找不到，打官司更不可能，合同都没了，没有任何证据，根本没有办法。现在除了一堆做了一半的雕塑狗，他们手里没有别的东西了。然后还大概知道了这些狗是要拿到戛纳电影节的海滩party上，大狗放在海滩上展示，小狗会送一些给参加电影节的电影明星们，剩下的卖。我脑子里开始有了些模糊的想法，或许我们可以用这些雕塑做一个展览。
有一天我去林明珠林小姐的晚宴，那时林小姐家的晚宴之于上海当代艺术圈有点像斯坦因夫人家的聚会之于现代主义时期的巴黎艺术圈，上海当代艺术圈的人大概很多人都去过衡山路41号顶楼的那个长廊大客厅。里面挂着她收藏的艺术作品。除了上海本地的艺术家们，很多来上海的重要国际艺术圈人士林小姐都会设宴招待，什么毕加索的孙女，泰特的馆长、MoMA的馆长、新美术馆的馆长、小汉斯、邓文迪…..反正各色人等都在这里暂时相遇，我记得我就是在这里认识小包的。那天是谁来了我已经不记得了，晚宴吃的差不多，人都走了一大半了，我和林小姐到旁边的沙发聊天，说起那个雕塑狗的事情，我大概说了一下什么情况，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展览，就用这些狗的雕塑，做一个关于世界生产关系的展览，林小姐说可以啊，我想怎么做给她一个计划和预算，正在这时，林小姐用她那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对着我背后招手大喊：“棉棉，你快来听听，这个事情你肯定有兴趣。快过来！” 我回头就看见棉棉带着她特有的对一切都爱答不理的表情从餐桌那边走过来，我知道她是著名作家，但从没见过，这是第一次见到真人，我是在白夜听翟永明说起过她的小说。棉棉坐下来，林小姐催促我：“你跟她说说！” 棉棉抿了一口香槟问：“什么事儿啊？”我又跟她讲了一遍，听了一会儿，她就发话了：“这不行的，这太欺负人了！这事儿我不能不管的，萨科齐的手下是我哥们儿，我明儿就打电话给他们，让他们管管！” 我听着来头这么大，我跟她都不认识，她凭什么要来管根本不认识的一个人的朋友的这堆麻烦事儿呢？她这话说的我都不太敢抱什么希望，姑且听之吧。那时也没有微信这个东西，好像是留了电话。林小姐愿意支持我们做展览倒是让我觉得是更实际的计划。
之后我就去巴塞尔了，巴塞尔之后又去了悉尼，悉尼双年展安排我住在一个艺术中心，艺术中心不大，但是空间很棒，正在展艾未未的个展。有一天艺术中心的主人，一个犹太老太太，邀请我跟她喝下午茶，聊聊天，抱着她刚从特拉维夫回来的小孙女，说起现在她儿子正在美国做制片拍一部片子，导演是艺术家斯蒂夫·麦昆。然后我接到一个中国打来的电话：
“三十六万。”
我就说：“你们应该拿多少钱一分钱也不要少。”
我知道这不是那个法国人良心发现，起了慈悲心，一定是棉棉找法国那边的人说这个事情起的作用，不由对她肃然起敬，倒不是因为她跟萨科齐的幕僚是哥们儿，而是她愿意帮助素不相识的我们，且说到做到，真是侠义心肠。我发现一个规律，那些吹牛逼的男人们大多都兑现不了他们吹出的牛逼，但是女人敢放狠话，基本都是能兑现的。接完电话然后继续跟老太太聊天，后来从别人那里才知道老太太是真的有矿，差不多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矿，还有电视台，但是老太太说话一点没架子，很体贴周到的照顾到我这个年轻不知名的艺术家，让人如沐春风，这是教养。
过了两天又接到电话：法国人来了，抱了一大堆现金，全是零钞，数了半天才数清楚。我估计是那个法国艺术家故意恶心人，不管他吧，收到钱就行，算是讨回了公道。
回到上海我去找棉棉感谢她，她倒是轻描淡写的说：“其实我也没做什么，就是给他们打了一个电话，吓唬他们了一下，他们不能这样对待中国艺术家，这样会造成严重后果……然后他们就去过问了这个事情，就这么简单！”虽然对她来说也许真的就是打了一个电话这么简单，但这真是帮了那些年轻艺术家的大忙了。没有她打这个电话钱肯定是要不回来的，当然还要感谢林小姐，没有她叫棉棉来听听，也就没后面这些事了。
《我们是世界》展览现场，上海灵石路创意园区
我绝不想浪漫化他们这样的简陋生活，其实很大程度是不得已，上海租房子住成本太高，能将就将就，能凑活凑活，省下钱来就是自己的。但他们也没那么愁苦，也要找乐子，也想多挣点钱，可以回老家盖房子娶媳妇儿，我也不能说这就是麻木，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在他们自己的轨迹里，很多知识分子总想拯救底层人民，其实他们自己都拯救不了。我觉得那时我都有一点这样的心态，我们拍了一些采访工人们的视频，展览时在现场放，好像在为他们发声或者所谓的田野调查，但其实我们所做的事情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他们生命中的一个小插曲，讨得回钱或讨不回钱也就是一时的困难或者宽裕，在他们生命里有远比这件事更难或者更开心的事，那都不是我所了解的事。
艺术在现实生活里并不能拯救谁，艺术是关于心灵和精神的事情，但是现在当代艺术中很时髦的事情是介入社会，要充当拯救者呼吁者，真要介入社会其实做义工做志愿者就行了，或者去开公司创业也行，那介入社会的深度和力度都不可同日而语。艺术的介入社会有点像想游泳却站在岸边把脚伸进水里晃了晃，想像自己在游泳。有人会说艺术和真实的生活还是有区别的，当然，艺术本来就是假的，艺术像一面镜子，映射这个世界，但是里面都是虚像，没有人会把镜子里的映像当真，艺术是一种以假见真的介质，假可以让人思考真。但是在后现代以后艺术与真实生活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镜像试图与它映射的世界融合在一起，这些介入式艺术就是在真实与虚假之间摸索，也就是说这面镜子试图让自己干预真实世界。但是这种干预并不能带来实际的结果，这种干预更像是表演，他们说要让人关注的事情并没有太多人关注，或者说那是些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事实，可能他们自己获得的关注还要多些，甚至关注他们的人也寥寥无几。至少我自己就很难有耐心在一个双年展上在一件文献式的田野调查作品面前停留太久，更不要说看完所有的资料，那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姿态而不是真的要你看完所有的东西，因为艺术家自己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当代艺术圈是个极小的圈子，而关心这些介入艺术的人就更少了。回到我们的现场，我想来看展览的人也没有几个人真的看完甚至多看一眼那些采访雕塑工人的录像，大多是漫不经心的扫一眼后就匆匆走过的观众。
远处的电视里是采访录像，《我们是世界》展览现场
《我们是世界》展览现场，近处是雕塑翻模工作现场
《我们是世界》展览现场，上海灵石路创意园区
《我们是世界》展览现场，上海灵石路创意园区
9月是那时上海当代艺博会期间，这是上海当代艺术界最热闹的时候，那时往中国跑的老外如潮水一样。开幕那天林小姐带着一大群老外来看展，她登上台阶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
“Crisis is coming！”
“什么？”我没明白。
“金融危机来啦！”
然后她招呼着VIP们进入这个八九十年代中国工厂的礼堂兼食堂的展厅，空气中还弥漫着刺鼻的树脂凝固剂的化学味道，雕塑工人们还在继续拼接打磨雕塑，外模和翻好的玻璃钢大狗伫立在场地中，巨大的雕塑泥稿开始干裂剥落，在我看来这粗糙干裂的泥稿比光滑的玻璃钢更有感觉。
《我们是世界》展览现场，上海灵石路创意园区
《我们是世界》展览现场，上海灵石路创意园区
林小姐带着VIP走了后，廖斐、吴鼎、长江他们过来告诉我说那个法国人也来了，他非常生气。他说这些狗做的比给他做的好。他喝了几瓶啤酒然后愤怒的离开了。实际上我认为这些狗跟给他做的狗质量并没有什么差异，只是开始他想刁难他们而故意找茬儿，然后说不要了，再拖一段时间，想以此来压低价格。但是没想到最后故事没按他想好的剧本发展，完全走样了，他不仅没有占到便宜，而且还吃了瘪，让一个平时在中国在上海处处感觉高人一等的法国人碰了壁，这才是他愤怒的真正原因。
过了几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当时尤伦斯的馆长杰罗姆·桑斯，法国人，委托人来跟我说，希望我跟那个法国艺术家道歉，我说这是不可能的，我找不到给他道歉的理由，我们没有要求他向我们道歉就已经是对他的宽容了。他如果没有前面那些恶劣的行为，后面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他应该反省自己的行为而不是要求我给他道歉。
随后我收到一封律师函，说是我抄袭了他的作品，要起诉我侵犯知识产权云云，并且在欧洲封杀我做任何展览。看到律师函我都笑了，以抄袭的名义告我，我真怀疑他懂不懂当代艺术，第一、展览不是我的个展，这些狗也不是我个人的作品，对象都搞错了；第二、这个展览里的狗不是以一个单独的个体作为完整的作品展示，而只是一个整体装置的局部，并且以不同的材质和状态包括生产过程以及其他元素如临时工房、泥稿、模具等等呈现出来的整体才是完整的作品。这跟他的作品有本质的区别。虽然这些作品的想法是由他的行为引起的，但这不意味着作品和他的作品一样。第三，如果按照他的逻辑，他的法国老乡杜尚应该被那个小便器的制造商起诉，小便器的造型、材料甚至制造都不是杜尚完成的。而这个展览里狗除了品种是相同的，造型、材质，颜色都跟他作品不一样，并且都是我们自己制作完成，Richard Prince 直接用万宝路广告的图片都没被告倒，他是如何理解抄袭的呢？我没回复，要起诉就起诉吧。封杀就更可笑了，欧洲是民主制度，而且还不是一个国家，可能法国总统都做不到，我第二年就在丹麦 Aken Museum of Modern Art 有一个个展，我倒想看看他如何封杀我。
林小姐告诉我，他也到艺博会上她的画廊摊位去闹，也说要跟她打官司，她说：“我就是学法律的，最不怕的就是打官司。”
我又收到张颂仁先生转给我一家法国画廊 Navarra Gallery 的邮件，张先生跟他们合作过，说是那个法国艺术家做狗的项目是他们组织的，希望尽快妥善解决，不要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和纠纷。我回复邮件简单说明了一下前因后果以及我的态度。
最后什么也没有发生。我没有收到任何起诉文件。我在欧洲的展览也都如期举行，没有任何人来封杀我。
《乌托邦》邱岸雄个展，Arken Museum of Modern Art
《为了忘却的记忆》影像装置 2008
我和棉棉成了很好的朋友，她后来在襄阳路的一个老洋房做活动，未知博物馆的下一个展览《冥想台》就是在这里做的。
几年过去了，那家法国画廊 Navarra Gallery 的经理 Sebastian 来上海找到了棉棉和我，要跟我们合作，他解释说他们也被那个法国艺术家给坑了，他们给他提供了很大一笔制作费，但是他在中国所做的事情他们完全不知情。2014年，我在 Navarra画廊做了第一个在法国的个展。
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想对这件事对我们帮助最大的林明珠小姐和棉棉致以衷心的感谢！
撰文/邱岸雄
邱岸雄，1972年出生于四川，1994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2003年毕业于德国卡塞尔艺术学院，现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作品涉及动画，绘画，装置，录像等不同媒介，以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结合新媒体形式表达对当代社会的批判以及对历史文化的思考，于2007年创立“未知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