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哲学家陈嘉映
2015年11月中旬，著名哲学家陈嘉映教授应中国美术学院之邀，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语言与思想——想与说”公开讲座。讲座重新梳理、辨析了语言哲学史上关于“语言与思想”关系的诸种理论言说，提出“语言是思想的归宿”的说法，并围绕它进行了一系列释义与辨析。
在讲座现场，诸多听众以“为何不谈论（当代）艺术”向陈嘉映发问，陈嘉映表示：“哲学与艺术的关系像工程学与建筑学的关系。尽管两者有交壤地方，但它们不能相互替代。哲学家的工作就像为建筑师做工程地基。人们会记得建筑师，不会去关注那些为其夯实地基的人。但哲学家应该恪守本职，将概念、结构性的工作做好，为艺术、政治，这个世界夯实地基。”他认为：“我们（哲学家）的工作是找出看似分裂的、已经分裂的世界是怎么联系着的。”本文梳理了陈嘉映在讲谈中的层次与重点，意图向读者呈现这“为艺术、政治、世界夯实地基”的言意之辨。
哲学与艺术的关系像工程学与建筑学的关系。尽管两者有交壤地方，但它们不能相互替代。哲学家的工作就像为建筑师做工程地基。人们会记得建筑师，不会去关注那些为其夯实地基的人。但哲学家应该恪守本职，将概念、结构性的工作做好，为艺术、政治，这个世界夯实地基。
——陈嘉映
“语言指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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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语言与思想的关系”，人们常常说语言表达思想，语言是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关于“语言与现实的关系”，人们常常说语言反应现实。关于语言本身，人们总会说“语言是一面镜子”。关于语言的经典比喻，还有“语言是思想的衣裳”，“语言是传达思想的包裹”等等。
然而陈嘉映指出：人们也可以进一步追问，语言为什么要穿上“衣裳”？假如它本身是美好、无暇的？关于“语言是思想的包裹”之喻，人们则可以发问：通常我们是在“包裹”打开之后才看到“礼品”，而我们在说话之时接受到的其实只是“语词”——似乎只有“包裹”。包裹和礼品变成一个东西了。
索绪尔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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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绪尔说，“在语言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一切都是混沌一团”。类似于康德式对经验主义的“哥白尼式革命”，索绪尔也给语言学带来系统的、大规模的转变。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一个结构。人们必须通过语言才能思考世界。陈嘉映认为：“康德与索绪尔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在康德那里，起决定作用的结构是“先天的”；而在索绪尔那里的语言尽管与先天理性非常相似，但毕竟不是得之于上帝，它是由人发展出来的。”
陈嘉映谈到，这种差异也许是因为在康德与索绪尔之间的100年中隔着一个达尔文。达尔文之后，人们再讲纯粹的“先天”似乎比较困难。对索绪尔来说，语言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是先天的，但它自己是经历发展的、是有历史的——是由千百万人的运用发展而来。
▲ 由索绪尔的弟子于1916年根据索绪尔课堂的听课笔记，编写的《通用语言学》（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又翻译成《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该著作为二十世纪现代语言学的开山之作
索绪尔的语言论对于语言指称论的反拨，同时倒转了我们对世界的基本认识——艺术如此，真理也是一样。比如人们原来说，“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或者说“真理反映了现实”。而经过索绪尔，人们只能说，“现实”本身并没有清楚的形态，是语言给予它一个清楚的形态。
由此，陈嘉映提出：如果人们因之承认语言是一个系统，那么语言即使反映现实，但也不为现实所决定。因为是一个系统的是语言，而并非现实是一个系统。
“语言是思想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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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一个独立的、自主性很强的系统。它不以我们每个人的想法而改变，我们要说话就得这么说。我们很难说着这句话，意味着那句话。这就是（只是表达意义上的）所谓“思想归宿于语言”之中。
——陈嘉映
陈嘉映指出，思想是流动的，思想在语言中成形。思想除了它被说出来的这种“是”，没有其它的“是”。语言不是在镜子的意义上反映世界，而在做了点什么的意义上与世界发生关系。陈嘉映用“设施”之喻来取代“镜子”之喻，比如“交通设施”。“交通设施”更强调一种系统性。比如交通设施对交通需求的回应，是通过自己的系统来回应整体的交通需求，而不是通过单个的道路来回应单个人的交通需求。
▲ 陈嘉映集四十年从事哲学思考与研究形成的最重要的哲学专著之一，出版于2011年。全书共分九章，以语言分析哲学的方法论述了相关的全部哲学命题
陈嘉映认为，语言是一个独立的、自主性很强的系统。它不以我们每个人的想法而改变，我们要说话就得这么说。我们很难说着这句话，意味着那句话。这就是所谓“思想归宿于语言”之中。但是，这是在表达的意义上讲“思想归宿于语言”，而人们并不把世界整体地理解为一个表达的世界。人们并不把一切都看作是一种表达。
需要同时辨析的还有“内部语言”。人们通常会关注一些语言成型之前的“中间阶层”，比如“内部语言”。但在陈嘉映看来，“内部语言”是比较游移的表述。其中最主要是内部语言没有固定的词汇。我们知道语言是分节的，它是通过词汇的组合来表达思想。人在掌握了一定量的词汇之后，就能够运用它来进行各种表述。没有固定的词汇则很难定义为“语言”。
中国词汇中“像”的语言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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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经八卦图
中国词汇里的“像”或“形”，是“思想归宿于语言”的活动中的一站吗？
中国人的“像”主要源自八卦。为什么“言”不能让我们理解天意，而八卦、“像”却可以？在八卦的解释系统中，“像”被认为是直接反映世界逻辑的。而我们说的语言逻辑则是在“设施”的意义上与世界相关。语言的逻辑是并不能直接兑换成世界的逻辑。我们还知道“像”虽然与“言”和“意”联系在一起，但它更多地联系于“数”。“像”与“数”都是规律性的东西，是一种循环的自然规律。世界的循环往复的规律————这是“像”与“数”主要表述的意义。
陈嘉映认为语言之前的一些所谓“前语言”，“类语言”其实是“概念结构 ”。它不是自然的规律，而是语言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像”是言的基础，“意”是通过“像”成其为言的。我们之前对“像”的最大的混淆是将我们语言的结构混淆于宇宙万物的规律。因为我们言说万物的时候是依赖于语言结构的。而区分这两种结构，澄清这种混淆，是现代人才有的反思。
人们所说的“规律”是没有例外的，普遍性的。“概念结构”的规律是有普遍性，但这种“普遍性”并不是“共同性”，而是使变化成为可能的“概念机制”。关于“概念结构”的规律性与普遍性，陈嘉映是在庄子的“道通为一”的意义上来讲的。它的最典型的例子是不同语言的“可翻译性”。尽管没有一个英文词能够好好地被翻译成汉语，但翻译却仍是可能的。只是待翻译的两种语言之间并没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只能说一种语言表述着由另一种语言同时表述着一些东西。
言有尽而意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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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最“言不尽意”的时刻，是我们写“那封小信”的时刻。好像那种“感情”，我们怎么说都觉得不行，都觉得没有将要讲的话说出来。同时它在说出来了之后，总连着一个没有被说出来的东西。
——陈嘉映
“不可翻译”也是讨论“不可言说”的很好起点。首先，通常情况下人们并没有很多“不可言说”，“言不尽意”的感觉。这其中的一个维度是，通常我们要说什么，已经由我们的语言教给我们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已经按照语言能让我们呈现什么而向语言去呈现。
其次，很多情况下的“不可言说”，并非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义上的不可言说。它们只是无法表述得很清楚，而并非“意无穷”。
在陈嘉映看来，真正的“意无穷”只有两种情况。一是有关于“最高的存在者”。最高的、唯一者是只要给出一个词汇描述了它，它便不再是那个词，而必须高于这个词的东西。只要用到一个词，即使我们说它是最最普遍的，它也成为了一个具体的东西，一个具体的词。对于这点的反拨才有了“至高者无名”——这是关于“不可言说”的最强烈的驱动。但它总把普遍性理解为一个不断更高的抽象，它最终趋于“无名”。这是相当值得质疑的。而我们中文所说的“道是最高的普遍性”是指最高的东西的可翻译性，而不是说最高的上面还有一个更高。
另一个最“言不尽意”的时刻，是我们写“那封小信”的时刻。好像那种“感情”，我们怎么说都觉得不行，都觉得没有将要讲的话说出来。同时它在说出来了之后，总连着一个没有被说出来的东西。这种“言不尽意”确实很大程度上无法克服。但它是因为此刻想被表达的是“个体的存在感”。它想表达的那种爱，怎么表达都觉得相类于他人的表达，而它又自觉必须表达成为“个体的”，“个体的存在性”。这里的“不可表达” 并不是说字词语言不能表达，音乐语言、绘画语言，或者政治行为就能够表达，它确实是“言不尽意”的。
但是关于这种“言不尽意”我们也可以有两种态度。它可以是一种恋爱般的“焦虑”，但也可以是“欲辩已忘言”，因为“此中有真意”。
▲ 陈嘉映2015年最新的著作《何为良好生活》
“思想归宿于语言”是一种表达，但我们也不是一定要表达。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似乎太要表达了。世界本身不全是表达的，生活本身也不是一场表达，它比表达宽的多。尽管伟大的作品来自表达，它的养料来自于不表达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说，“思想归宿于生活”。
撰文 | 张军
编辑 | 汪汝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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