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越是行事乖张，活得越是疯狂，就越接近真实的自己……

——藤田嗣治

▲ 在电影中饰演藤田嗣治的日本著名演员小田切让，摄影：Dora Kallmus

藤田嗣治（Foujita Tsugouharu）是1920年代活跃在“巴黎画派”中的日本油画家，他开创了融合水墨韵味的油画形式，在乳白的底色上勾勒纤细的墨线，并施以梦幻般的淡彩，画面极具现代洗练感，独特的东方样式倾倒了巴黎。近代以来，日本油画一直是欧洲的学生，始终处于模仿和独创的纠结之中。藤田嗣治完成了几代艺术家的理想和使命，他和马蒂斯、莫迪尼阿尼、毕加索等人一道投身欧洲绘画的变革，第一次向欧洲展现出“日本式油画”的魅力，藤田嗣治也由此赢得了世界性声誉。

出生于名门之家的藤田嗣治，1913年从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后不久就前往法国巴黎。他不无感慨地说：“巴黎有着在日本无法想象的绘画自由，亲眼看到了以新的形式毫不犹豫的大胆革命，为年轻的我打开了欢喜和希望的眼界。”时值印象主义正在被年轻一代画家超越，他虽然也模仿过毕加索的立体主义，但更多的是到卢浮宫参观和临摹。正是由于他没有一味追随当时的欧洲现代艺术流派，并不惜回归传统，才得以创造出令欧洲美术界注目的东方风格，也使藤田嗣治成为极少数的载入西方美术史的亚洲画家之一。

首创“乳白色肌肤”轰动画坛

– ▬ –

经过多年研究，藤田嗣治借鉴浮世绘的手法，独创了在类似象牙般的乳白底色上勾勒纤细墨线的画法。作品以女人体为主，画面呈大面积乳白色，肤色间施以富有弹性的线条勾勒。1920年1月，藤田嗣治的6幅作品参加沙龙独立展，并在10月成为秋季沙龙正式会员，6幅作品入选秋季沙龙。1921年11月，他的3幅油画《我的房间·有闹钟的静物》《自画像》和《裸女》入选秋季沙龙。《裸女》鲜明的个人风格获得高度好评，强烈的东方韵味一举轰动巴黎，被誉为“绝妙的乳白色肌肤”。

由此，藤田嗣治的艺术生涯迎来重大转机，作品也引起收藏家和画商的极大兴趣。他的名声如日中天，香榭丽舍大街上甚至树立起他的蜡像。1925年，他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和比利时国家骑士荣誉勋章。藤田嗣治写道：“我作为日本人来到西方，就必须在油画中使用日本的笔和日本的墨。只有彻底理解西方，才能知晓东方的优秀之处”。他的画面色彩特点在于体现出高贵的精神气质，淡淡的阴影与纤细的墨线相呼应，营造出独特的幽玄薄墨境界。在他的笔下，女性的优雅和东方的朴素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战争使其深陷争议漩涡

– ▬ –

二战爆发后，藤田嗣治于1940年9月再次回到日本。此后，他被卷入一个充满争议的漩涡——战争画。当时，日本军政府利用美术作为战争机器的服务工具，从日本画和油画界召集80多位知名画家，成立“大日本陆军从军画家协会”，主要任务就是为侵略战争服务，绘制鼓吹战斗意志和记录战争场面的作品。这是日本美术的一段特殊历史。

由于藤田嗣治在欧洲的影响力，他也成为战争画的头面人物。作为一位纯粹的艺术家，藤田嗣治身不由己地卷入罪恶战争的漩涡，这既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他个人的悲剧。从巴黎时期的“绝妙的乳白色”到血腥的战争画，我们看到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藤田嗣治。

战后，在由美国主导的清算战争罪行的过程中，日本美术界也开始追究战争画的责任，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论战，藤田嗣治再次成为众矢之的，他被认为是美术界最大的“战争责任人”，美术界以往对他的批判也再次出现。他对美术界的相互倾轧深感失望，决意重返巴黎。1949年3月10日他取道纽约赴法国，临行前留下“画家之间不要争吵，祝愿日本画坛早日达到国际水平。”的最后赠言，从此再也没有踏上日本的土地。

倾倒巴黎的“异乡人”

– ▬ –

回到巴黎后的藤田嗣治，1955年加入法国籍，1959年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教。此后他迁往巴黎郊外的农村，深居简出，主要绘制圣经故事和儿童、动物题材的作品。法国学者指出：“藤田嗣治向欧洲投射出远东的新光线，将日本绘画传统作为照耀欧洲绘画传统改革的光芒”。

尽管明治维新之后开始有大批留学生奔赴西方，但依然是单方面的文化输入。只有到了20世纪初期，藤田嗣治才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日本油画民族化的理想，他不是像其他众多日本留学生那样，仅仅将所学到的欧洲油画技法带回日本，而是以自己的创造对欧洲油画产生影响。虽然他一度陷于战争画的漩涡，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但他在巴黎所开创的东方风格油画依然具有美术史和文化史的意义。

2006年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为了纪念藤田嗣治诞辰120周年举办了大型展览“倾倒巴黎的异邦人”，共展出藤田嗣治的水彩、油画原作近百幅，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最完整的藤田嗣治回顾展。在这次展览之前，NHK制作播放了专题文献片《空白的自传·藤田嗣治》和《画家·藤田嗣治的20世纪》。今天，日本美术界对藤田嗣治的评价正在客观起来。毕竟，藤田嗣治是第一位将日本油画带向欧洲的画家。

对于欧洲人来说，藤田嗣治就是日本人；而对于日本人来说，藤田嗣治却是一个“异乡人”。日本学者指出：“藤田嗣治更多地依赖欧洲社会而非日本社会成长起来，两种社会在结构上的不同造成艺术家感知的差异。这种差异很早就在藤田嗣治的言行中体现出来。”在藤田嗣治看来，是法国这个“异乡”造就了他的艺术巅峰，欧洲社会带给他的是故土般的亲切和温情；与此相对，故乡日本却在他的一生中扮演了一个过客、异己的角色，同时也带给他一生无法忘却、无法厘清的恩怨纠葛。法国与日本，两个在不同时期、从不同程度孕育他艺术魂灵的地方，到底哪个才是他真正的皈依，或许没有人能回答。从这一意义而言，藤田嗣治之于日本，更像是一个异乡人。（撰文／潘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