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故宫博物院90周年院庆的一份特殊礼物，历时5年调研、4个月拍摄的大型专题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于2016年1月7日至9日在CCTV9首播。该纪录片揭开了文物修复师这一古老职业的神秘面纱，让大众走近故宫遗珍背后的故事，感受文物修复师傅们执着的“匠人精神”。
2015年，在故宫建院90周年之际，故宫博物院与央视记录频道联合摄制了《我在故宫修文物》专题纪录片，首次以文物修复的视角走进故宫。历经5年项目调研、耗时4个月纪实拍摄，《我在故宫修文物》在2015年1月正式问世，首播之后在社交媒体上获得如潮好评。此前已有“文物保护修复技艺特展”着眼于台下功夫，展示了故宫博物院古物遗珍的复原成就，而《我在故宫修文物》通过电视和网络面向更广大的观众群体，第一次系统地梳理了中国文物修复的历史源流。
整部专题纪录片分为3集，每集聚焦几类关系密切的文物修复以及身怀绝技的修复大师，揭示了藏身于故宫西侧的文保科技部在深深庭院中的工作。《我在故宫修文物》的讲述详实、有趣，曾经手《游春图》、《清明上河图》、“马踏飞燕”等国宝的大师及传人在镜头捕捉下打杏逗猫，嬉笑怒骂，一扫正襟危坐的厚重形象。
《我在故宫修文物》分别讲述了青铜器（金属文物）、宫廷钟表、陶瓷器、木器、漆器、百宝镶嵌、织绣、书画、临摹、摹印等10个品类的文物修复，各品类的修复专家无一例外，入故宫博物院后都曾拜师学艺。青铜组、钟表组、陶瓷组、木器组、书画组等科室目前仍有师父带徒弟共同主持修复工作；其中，宫廷钟表、漆器、书画等品类的修复技艺传承已有4代。
由于师徒制的延续，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修复专家团队年龄层次分明。20世纪50年代，故宫博物院组建了文物修整组（后更名为“文物修复厂”），将随清王朝覆灭后散落民间的原造办处能工巧匠请回故宫，从事文物修复工作，并许其招收弟子，将文物修复的技艺口传心授。自此故宫博物院形成了承袭至今的文物修复体系，而拜师学艺的行规也伴随文物修复的传统技艺一并保留。
国际文物修护学会（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 and Artistic Works）主席莎拉·斯坦尼福斯（Sarah Staniforth）在评价中国与西方文物修复的差距时曾表示：“中国的文物修复有传统技艺的沿承，而这些‘古法’恰恰是只能依靠‘今术’的欧美国家所缺失的。”较之“今术”，“古法”的传授更有赖于师徒制，而师徒制恰恰也是《我在故宫修文物》中的核心主题。
尚在岗位的师父们大多已步入职业生涯的晚期，更有老一辈的大师退休后返聘回宫指导新人。新人中也不无后来居上者；屈峰自2006年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便入故宫博物院为徒，研习木器文物修复，经10年打磨，屈峰已成为木器组科长。与师父们十几岁直接进入故宫博物院参加工作不同，屈峰这一辈入行前多在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央戏曲学院等艺术类高等院校接受过良好的理论教育，与屈峰背景相似的年轻人占到了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的一半以上。
近几年来，故宫博物院大约每年吸收40到50名应届毕业生，未来几年这个数字可能还会增加；再过5年，随着老一辈逐一退休，故宫博物院预计将有三分之一的员工被替换为新鲜血液。
进入故宫博物院后，这些受过艺术教育的年轻员工势必要经历或长或短的适应阶段。文物修复切忌“创造性修复”，因此，科班出身的新晋学徒们要摒弃艺术教育所赋予的创造性思维方式，恪守“修旧如旧”的准则。青铜组的修复专家王有亮已收有弟子，他告诉观众，能做好一个复制品几乎就能入这一行；之前的采访中，故宫博物院院长、《我在故宫修文物》总策划单霁翔曾表示：“文物保护、修复技术的产生往往是伴随着文物的制作而出现的。”这也与王有亮的话语不谋而合。
▲ 织绣组的工作人员正在用现代仪器检测文物损伤状态
新手面临的另一项考验则是耐力，即能否坐得住。文物修复慢工出细活，面对故宫博物院的浩瀚收藏，一位文物修复专家穷其一生也未必能经手几件国宝，对于年轻的学徒而言，这样的机遇更是需要等待。经年累月地与清寂为伴，文物修复的工作在宫墙内恍如隔世。片中镶嵌组的孔艳菊说道：“我觉得和当代挺脱节的……一进那个大宫墙，之后外面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就感觉到另外一个世界似的，静得我都不敢说话。”
▲ 镶嵌组的孔艳菊
大学毕业后，攻读自动化专业的亓昊楠拜入王津门下，追随师父学习宫廷钟表修复技艺，迄今已有10年。十年如一日，在王津的悉心教导下，亓昊楠终于成为故宫博物院钟表修复技艺的第四代传人。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宫时，钟表匠人仍留在紫禁城内，钟表修复技艺也因此成为唯一在故宫里绵延至今、未经断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钟表属于精密仪器，修复进度易受空气湿度等环境因素左右，且由于特制的缘故并无配件可换，反复无常的修复工作更磨炼人心。
▲ 钟表修复师王津与其徒弟亓昊楠
数代传承的师徒制也并非一成不变。故宫博物院书画修复第三代传人、书画装裱科科长杨泽华总结，过去老几辈的大师“技艺高、理论低”，而现在的文物修复工作还承担起研究文物的学术责任。例如，书画修复涉及对装裱品式的钻研、木器修复兼有对造像风格的考究、摹印镌刻蕴含对历代印玺的梳理等。“修复保护与研究一体的理念是我一直在追求的”，杨泽华说道。如今故宫博物院的师徒制是一种新型的师徒关系，在现代社会中既面临新的挑战，又负有新的责任；如何处理这种新型的师徒关系，和文物修复的使命一样，须师父与徒弟同舟共济。
▲ 《我在故宫修文物》
撰文 | 彭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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