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查理·卓别林（Charles Chaplin）在《摩登时代》中与齿轮机械共舞的形象定格了公共图像库中的经典范例。他对现代工业化世界充满想象力的讽刺，透露出潜意识中的质疑——技术变革带来的现代世界是否是一件好事？当时代倾轧下的动荡现实不可阻挡，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生存处境势必被卷入无法停歇的巨轮中。

“浮声切响”一词源自南朝学者沈约所撰《宋书·谢灵运传论》：“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生，则后须切响。”“若前有浮生，则后须切响”意为在汉语文句中平声（“浮声”）与仄声（“切响”）需要间杂使用，使声律相宜。正在BY ART MATTERS天目里美术馆举行、由策展人孙熳策划的展览“浮声切响”，正是从这一词语传递出的人类对于节奏、音韵、旋律的细腻感知出发，汇集阿洛拉&卡尔萨迪亚（Allora & Calzadilla）、奥利弗·比尔（Oliver Beer）、娜塔莉·布钦（Natalie Bookchin）、克莉丝汀·孙·金（Christine Sun Kim）、常羽辰、姚清妹等17位/组艺术家的作品，以听觉为切口，在听觉、视觉、触觉以及多感官联觉现场“跳出词不达意的表层障碍”，连接超越此在时空的集体记忆与私密情感。

裂缝与缝补、完形的流动与未完形的凝固、必然与偶然，这些看似对立的状态皆在艺术家尹秀珍对材料的长期探索与呈现中互为制衡。乍看之下，多变的材料与感知间的联觉，仍是缔结尹秀珍本次大规模个展“刺天”的基础。作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中国当代艺术收藏系列”展览的最新章，“刺天”由艺术史学者巫鸿策划，涵盖了尹秀珍二十余件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对这位在观念艺术和材质艺术的舞台上持续产出的创作巨擎而言，她所实践的方法并非是通过审美的政治性去直接标明某种意识或立场，而是在人本（humanness）上做长久的停留，维持最纯粹的温情，同时细腻与乐观地回望个体与集体性的创伤。

“这个世界太残酷了……生活在这里，处处面临着危险。只有比生活更残忍，才能面对这片土地。”走入陶辉在香港大馆当代美术馆的个展“荒丘”的展厅，就隐约听到了用北方方言这样略显“接地气”的语调诉说着非常书面化诗意对白的女声低语。此时，稍微地遮挡了观众视线的是一道由七彩玻璃鸡脚串起的幕帘。

“太平洋标准时间艺术节”[PST ART，原名“太平洋标准时间”（Pacific Standard Time）] 是美国境内覆盖范围最广的艺术活动。其名称“太平洋标准时间”唤起了对美国西海岸地理的联想，尤其是南加州，从洛杉矶一路延伸至圣地亚哥、圣巴巴拉，直至棕榈泉。

摄影是否是艺术？这个问题几乎与摄影技术一同诞生，从那之后被一代又一代的人不断探讨至今。1940年，建馆10周年之际，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在蒙特·纽霍尔（Beaumont Newhall）的带领下创建了摄影部。事实上，在纽霍尔上任摄影部主任之前，其所策划的展览“摄影，1839-1937”（Photography 1839-1937）就已经展示了摄影的艺术性不容被忽视的态度，他在沿技术与功用变迁这一线索去分类探索摄影诞生后近百年形态的基础上，怀揣着一种形式主义美学理念策划出一章“当代摄影”。

艺术家、诗人林顿·约翰逊（Rindon Johnson）在上海外滩美术馆的个展“最佳合成答案”中通过多媒介作品探讨了太平洋的“复杂地理”，沿袭了上海外滩美术馆本年度的研究方向，以疆界、领土、国家、生态、殖民主义和身份认同等议题为落点，以上海（31.2304°N，121.4737°E）为圆心发散，篇章性地呈现研究性展览，而此次展览的标的在太平洋彼岸——旧金山（37.7749°N，122.4194°W）。

艺术家雪松生于重庆，自幼在江边的山水之间成长，故乡的自然环境是这位画家心灵的沃土。他从小嗜画，十几二十多岁时，雪松觉得自己在现实中是一个弱者，写生与探险让他以另外的方式找到自己的笃定。背着画架沿着长江一走就是一整天，天上的流云或岸边的群山都在画里，仿佛这个时候自己可以任意畅游；除此之外，就是和一两个相熟的朋友，常常仅凭彼此之间最原始的手与脚互相助力，在一切可以攀爬的山岭中徒手攀岩。2002年，雪松刚入四十岁，有数年没有拿过画笔，这个自称从来都可以靠手艺生存的四川人，从重庆浪游到深圳，此后又辗转到北京，就是靠着一身手艺与社会交接往来。这一年，他推掉所有社会事务的邀约，重新拿起颜料和画笔。这一年，他决定要郑重面对一个八十岁之后的自己，如果不能留下一些作品，让年老的自己看到，就是此时的自己既辜负了从前二十几岁的执着，也辜负了以后年老时的期待。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中国青年留学海外，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与充满传奇色彩的个人经历，交织着新旧思想碰撞下的创作火花，也见证了众多至今影响深远的名家大作的诞生——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或许就是以徐悲鸿、林风眠、常玉、潘玉良等人为代表的留法艺术家。他们在学习西方绘画的同时，也发展出了各自对改良中国画的新主张。当前正在上海东一美术馆进行的特展“行云流墨——巴黎赛努奇博物馆藏现当代中国绘画展”，呈现了89件赛努奇博物馆（Musée Cernuschi）馆藏中的中国艺术作品，以20世纪中国绘画发展的轨迹为线索，展现了从世纪之交中国书画现代化的不同尝试，到近年来中国艺术家在当代水墨方面的实践的多重切面。

自中国第一代接受新式学堂美术教育的女性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出现以来，女性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女校中的图画手工课堂逐步迈入美术专门学校、接受美术科班教育并受美术业界洋画运动影响、整体专业水准提升，到1920年秋季上海美专首开中国美术 院校男女同校之例，女子开始接受高等美术学院教育，再到1921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招生之际， 潘玉良、苏梅、方蕴、吴继新等女学生亦获得赴欧洲深造的机会，惠泽中国现代美术女性求学、积累、成长的重要时期就此到来[1]。同期，作为第一个考入巴黎国家高等艺术学院的中国女学生，方君壁于1924年凭借《吹笛女》成为入选巴黎美术展览会的第一位中国女性。潘玉良在欧洲先后就读于法国里昂美术学院、国立巴黎美术学校、意大利罗马皇家美术学院，其作品《酒徒》《女音乐家》于1927 年入选意大利国家展会；同年，赴日留学、就读于东京文化学院美术部的关紫兰携作品《水仙花》参加“二科会”美术展览，并于1929 年在日本举办个展；杨令茀、张荔英、曾奕等外出求学的艺术家也先后在美国费城、法国巴黎、德国慕尼黑、柏林及日本等地参加展览[2]，中国女性艺术家在开放国际交流的浪潮中成为崭露头角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