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与参与者正等待《显现》发生，图片：Courtesy of Andrei Monastyrski and Collective Actions
三十来个人站在莫斯科郊区一块田野的边缘，期待着。一些人把毛皮帽子拽得更紧，挤在一起取暖；另一些人则点燃了香烟，用烟草的烟雾吸着森林里的清冽空气。等待、观望与礼貌的对话之间，似乎还没有什么明显的事情发生。最终，两个人影从场地远处的森林里出现。他们在冰雪覆盖的平原上向人群走去，并分发文件让观众签名，以证明他们在《显现》（Appearance）中在场。
1976年3月13日，安德烈·莫纳斯特尔斯基（Andrei Monastyrsky）、列夫·鲁宾斯坦（Lev Rubinstein）、尼基塔·阿列克谢夫（Nikita Alekseev）等艺术家组织了这次活动，也标志着“集体行动小组”（Collective Actions Group，CAG）的诞生。受约翰·凯奇（John Cage）的作品、禅宗思想以及康德和海德格尔哲学的启发，“集体行动小组”通过制造的空间事件探索观众的感知，由此实现了彼此“最开心而几乎不为人知的面向”。在他们的陈述中，“社会不是和你对立的，而是善意的、可以信赖的、极为亲切的。这个感觉很不寻常， 以前不曾体验过，它不只治疗了你，相较于日常生活的现实世界，它也成了不可思议的礼物。”
正在成都A4美术馆展出的“不可思议的行动”则出自于此。在该展览中，25位/组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以不同的媒介，呈现出了行动的多种维度，以此来回应艺术在现实社会中的参与性和能动性。作为过去两年艺术在地化以及艺术与社区关系工作的延续，策展人蔡丽媛将这个展览视作对此前实践的一种回应，也希望在此中寻觅艺术家以及更广泛的群体在面对困境与无力时所能做出的行动。如她所言，“不可思议的行动”正是指向了我们在可用空间中的企图（这里包含了美术馆、社区空间、住宅楼、家庭空间等多种环境），在长久的实践中，来自个体与群体的行动，它不仅调动艺术家、策展人、各类合作者，还有观众以及更广泛的群体。
在此框架下的展览组织强调体验感、参与性、视觉化，反对固化的展览形式，以参与式艺术作为方法，并将 “沟通”当作展览的核心，试图在美术馆的空间中搭建社交的场所。美术馆的三层展厅空间共承载了12组来自参展艺术家/集体的作品，其中有创作过程中就包含非艺术行业从业者参与的作品，也有发生于沟通之中、由艺术家和大众间接共同创作的作品，或是集体创作的结果；在展示上也有在展厅内通过与观众、参与者互动或借此完成的作品，以及户外创作或观看的方式。策展人将此视作由艺术家与参与者共同开启的行动，在过程中不断塑造新的多种可能的走向。
胡尹萍，”祖师西来意”展览现场，2022年
展览的首个展厅呈现艺术家胡尹萍的新系列“祖师西来意”，该系列是始于2015年的“小芳”项目及其品牌“胡小芳”的最新创作。在该项目中，艺术家以“小芳”和“胡小芳”品牌的名义在七年间以不同的主题向母亲和四川家乡的阿姨订购毛线制品，从而在某这个程度上改变了小镇的经济和日常生活结构，并将继续隐瞒其作为“艺术作品”的意义一直持续。在致力于“复刻”西方经典艺术作品的“祖师西来意”中，艺术家搜集每件作品在不同平台上的照片、资料图片并发给小镇阿姨们，她们重新解读后用手工针织的方式去呈现这些现代主义大师作品。阿姨“不知情”的参与一直是该项目引发伦理讨论的焦点，而胡尹萍在采访中也回应过：“其实他们也不是特别在意她们是在为什么目的而编织。做艺术或不做艺术，她们真的没有这个概念，她们只想用自己的能力和方法，尽可能地去对照和参考，然后做出来。我觉得这是一种手艺人的本分。”项目本身也是建立在“指令”与“手工”之上更复杂的系统内的，包含“公司”日常经营与组织在内的社会性实践，对阿姨们的开发和引导与艺术家对世界的观察、思考、转化共同作用，才生成了具有持续性的作品。作为本场展览的起点，“祖师西来意”也可指涉一种对艺术作品与艺术参与新的观看视角。
沈宾，《新变化之书》，2022年
同样由艺术家与大众合作创造的作品还有“沈宾:新变化之书”与“古典:群岛计划”。《新变化之书》将是一个持续性的思辨项目，其1.0版本从成都出发，以工作坊与公众写作的形式与市民们合作，探索了一系列具有未来潜力的技术主题及对可能的未来的推演。始于艺术家在A4美术馆驻地期间的“群岛计划”，古典的工作分为空间营造和叙事构建两部分，他寻找社区的参与者并指导他们以红土负模的方式建构自己心中的“小岛”，每一座岛块都具有其独特的形式和叙事，并最终以共创的方式作为一件装置作品呈现。
古典，《群岛计划》，2021-2022年
“群岛计划”通过工作坊的方式实现，建岛则通过压制负形-灌注-脱模成型的方式完成，压制过程要求在负形中构造正形，当参与者在过程中将正形以不可见的体量构造时，如同太极的图案，正负形的关系便颠倒互换了，雕塑本体的空间意义将会在行动中显现。每一块岛的主人可以从建岛目的以及岛屿的布局开始构想，艺术家将提供升起岛屿基岩的技术指导，岛屿上的景观叙事则全由岛主发挥奇思妙想，自主构建，岛主可以通过设计岛屿的地形，岛上建筑、交通或植被的布局展开叙事并留作文献。当参与落回到个体对未来的思考、对小岛的想象之上，或许在观者端能够激起更多丰富的感受，其中的不可控制与不确定性也与“集体行动小组”的核心美学话语有所契合——即莫纳斯特尔斯基所强调的：“集体行动小组的美学话语不是建立在艺术行为本身，而是其伴随而来的附属物，例如到达现场的各种限制因素，以及与计划没有直接关系的事件等。”
赵谦，《单脚跳跃的大象》，2022年
类似的在参与过程中出现的新的可能与艺术行为的附属物在与观众和直接参与者的互动作品（“赵谦:单脚跳跃的大象”“赵半狄的小窝”“Kentaro TAKI / 瀧健太郎: unNeighborly-tokyo”）中也存在，在户外进行创作（“Doria Belanger:给我一分钟”）和观看（“赵博雅 & 萧西末:展”）的实践则更为直接地突出了参与式艺术的空间特性。在《展》中，组织者强调人们匆忙路过时忽视的细小的美，希望通过将自然界中微妙的运动框在静止的画框中，并将大众熟悉的展厅搬到室外，使麓湖的自然景观、建筑和观看者共同构建成框中的“画”。 这或许类似于法国批评家博瑞奥德提出的“迷你乌托邦”概念，以“建构情景”为核心，“试图用艺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验性来替代艺术再现。此前曾在A4美术馆展出的“何利平：最近过得咋样？”则通过直接改变美术馆空间的固有属性，创造出一个临时的、接近福柯所界定的“异托邦”反场所。
Doria Belanger，《给我一分钟》，2015-2021年
在学者王志亮的《“翻转剧场”与“反场所的异托邦”——参与式艺术的两种空间特性》一文中，他并未从学界普遍阐释参与式艺术的“对抗”和“协商”视角出发，而是从前卫艺术的空间生产角度展开分析，并认为参与式艺术继承前卫艺术挑战艺术体制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赋予美术馆展示档案和触发社会事件的新功能。彼得·比格尔认为，前卫艺术为了融合艺术与生活，不得不反对特定的艺术体制。而这个艺术体制的具体承载者，便是各式各样的展示和表演空间。所以，前卫艺术的目标指向最后往往落实到空间中。前卫艺术空间生产的其中一条脉络则是基于参与的表演和行动，其中以未来主义剧场、苏联实验戏剧和达达现场表演为基础，经偶发艺术，发展至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参与式艺术。
草台班，《家园》表演现场，2022年
在艺术家赵川与民间戏剧团队“草台班”的工作中，他们始终进行实验性的集体创作、使用“因人成戏”的工作方法，不特定的排练场的和演出空间，“未成型”的非专业演出者，呈现一种“草稿式的”剧场表演。社会剧场作为一种社群共创的艺术创作形式，与20世纪90年代“文化在行动”艺术项目很类似，项目参与者之一艺术家克里斯托弗·司博兰迪奥表示他们的行动放弃了“特定场域”的有限框架，更强调了“特定社群”这个概念，在社群中，艺术家与表演者、观者通过多维互动，建立更亲密、有意义的连接。草台班的演出最开始活动在上海的剧场艺术实践社群，在成都的表演《蛤蜊岛——麓湖番外篇》和《家园》都选择以去高台的小剧场为场地演出，每一场都与本地的居民合作创作。在A4美术馆，他们仍然以剧场开展对话，延续他们一贯的方式：生活、交流、共同成长，以人本、长远为核心，这种严谨并持续的在地工作也是策展人想传达的“行动”的重要特质。
邓上东、董洁、胡佳艺、李海光、李鹏鹏、李锐、普耘、清水惠美、松郎、童文敏、王溪曼、谢静、薛萤、杨俊峰、于名晶，”行为研究项目——重复”，2022年
同样集体创作的产物是由A4美术馆与艺术家童文敏共同发起的“行为研究项目——重复”以研究行为艺术相关的议题为目的，邀请艺术家在不同的议题之下，对行为艺术涉及的各种问题加以回应和探讨。本次项目试图通过“重复”这一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以及行为艺术中的经典要素，打开我们对行为和日常的重新思考与想象。童文敏邀请了15位从事行为艺术创作的青年艺术家——邓上东、董洁、胡佳艺、李海光、李鹏鹏、李锐、普耘、清水惠美、松郎、王溪曼、谢静、薛萤、杨俊峰、于名晶，以全新的实践录像回应这一议题。
葛宇路，《临摹》，2019年
《临摹》所在的展厅黑暗，艺术家葛宇路称他在尝试还原自己画画时所处的环境——该系列完成于艺术节在泰国驻地期间，在城市中漫步并搜寻居民家里的绘画，并且在一个合适且尽可能不打扰对方的距离临摹这些绘画。葛宇路在自述中描述道：“当临摹完成后，我会登门拜访，并借出这些原作，把他们与复制品并置在一起。 我试图用两张图像的差异，回应城市暧昧夜色中那种带有距离感的窥视与凝视，以及寻找艺术打通两个世界的可能。”在他的设想中，临摹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别人所认知的世界，并通过画面构建平等的对话。当观众在展示空间中转身，会发现“临摹”时所拍下的照片是被点亮的，既还原了他凑近观看亮灯的房间中作品的场景，又制造一种观众在看“他看别人的房间”的视角。这件作品或许既可被视作是和当地居民的共同创作，也在被观众观看时再次“被完成”。
这些“不可思议”的行动可能来自策划前端，也可能存在于过程之中，直至结束。相较于艺术协作、参与艺术的历史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种种实验，其“行动”的方式与内容依旧保有持续讨论并重新思考的价值，这一目标使得这个展览回到我们熟悉的城市与社区，在过程中不断塑造新的多种可能。近两年，儿童创造与公共美育成为与A4美术馆频繁同时出现的两个关键词，美术馆的iSTART儿童艺术节、艺术家驻留项目也与以麓湖社区艺术季为代表的在地项目结合，深入社区生态建设。自A4美术馆的前身A4当代艺术中心成立以来，一直在以实验性的方式推动当代艺术创作，并将西南艺术生态个案研究视作自己的工作范围，同时思考如何在艺术与社会之间取得平衡。
事实上，如果将A4美术馆作为案例来看社会参与式艺术与美术馆的关系，尤其是在“不可思议的行动”中，具有传统展示空间的美术馆对自身系统做出改变，容纳和支持部分参与式艺术的开展，与此同时，项目定制型的参与式艺术对于美术馆系统也保持协商关系而非疏离态度。在空间上，这些行动也不同于以往的美术馆实践，打破了既有的美术馆系统的封闭性，将其卷入到更直接的社会生活场域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