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爱丽丝·尼尔：坚定的目光”现场，蓬皮杜中心，巴黎，2022年，图片©Hans den Hartog Jager

今秋，因疫情推迟了两年的爱丽丝·尼尔（Alice Neel，1900-1984）大型回顾展“坚定的目光”(An Engaging Eye)终于在蓬皮杜中心拉开帷幕。同期，卓纳画廊（David Zwirner）也于其香港空间呈现展览“爱丽丝·尼尔：六十年代的男人们”。

这位与20世纪同步诞生的非凡画家，在她生前长期被忽视，今天却因其对美国社会不同阶层的巨大敏锐度收到广泛赞誉。展览“坚定的目光”以“阶级差异”和“性别差异”为两个部分，突出她的社会承诺。从爱丽丝·尼尔20世纪20年代末在古巴绘制的第一批作品开始，到1984年她去世前不久的最后一幅画作，共约有75幅绘画和素描作品。

爱丽丝·尼尔，《马克思主义女孩》（艾琳·佩斯利基斯）[MarxistGirl(IrenePeslikis)]，1972年，图片来源：蓬皮杜中心

在尼尔的画作《马克思主义女孩》（艾琳·佩斯利基斯）（Marxist Girl (Irene Peslikis) ，1972）中，这位纽约女权主义艺术机构的创始人坐在一张破旧的紫色椅子上，像一个自在的波西米亚君主。佩斯利基斯将右腿挂在扶手上，弯折起右臂，露出没有剃毛的腋窝。那双棕黑色的眼睛以一种脆弱而又不失诱惑的目光与我们对视，仿佛她想问又不敢问：”你到底是谁？” 在她的左边，贴在蓬皮杜中心拱形工业管道下的蓝色墙壁上的是双人肖像《韦尔斯利女孩》（琪琪·乔斯和南希·塞尔维奇）（Wellesley Girls (Kiki Djos ‘68 and Nancy Selvage ’67) ，1967）。她们穿着预科生的裙子和紧身衣在刺眼的荧光灯下作画，享受着周末的城市旅行。当外面的社会革命正如火如荼的时候，她们则展示出了中产阶级天真的本质。

混迹于画作之中，女孩们还与《生活》杂志编辑戴维·布尔登（David Bourdon）和曼哈顿酷儿八卦的传奇守秘者格雷戈里·巴特科克（Gregory Battcock）比肩而立。展览展出了70幅这样的作品，主题包括尼尔的朋友、她的儿子们、儿子的前女友们、独行侠、辍学者、应征入伍者、革命者、准妈妈、诗人、博物馆策展人和街上的陌生人。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人类狂欢节的名人录。这是一整个艺术人生。

1929年，29岁的爱丽丝·尼尔，图片来源：蓬皮杜中心

尼尔出生于1900年1月28日，“比这个世纪年轻四周”， 正如她喜欢说的那样。她也许是美国历史上那个动荡的世纪中最精明、最透彻的人物观察者。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尼尔一生都对不平等的现象感兴趣，她的肖像画以一种富有同情心的目光为载体，画面巨大，引人注目。生活在纽约的她几乎为所有阶层的人画过肖像，与她关系密切的人——朋友、恋人、邻居、艺术家、诗人、评论家；也有被社会忽视的人——拉丁美洲和波多黎各移民、黑人、街道上的小混混，或努力抚养孩子的母亲。在抽象主义、波普艺术、极简主义和概念艺术蓬勃发展的时期，尼尔坚持着她的具象绘画，与1930年代纽约的前卫艺术潮流相抗衡。并终于在1960年代末期迎来了广泛的关注与荣誉。

爱丽丝·尼尔，《丽塔与休伯特》, 1954, 布面油画, 86.4 × 101.6cm, Defares Collection ©The Estate of Alice Neel and David Zwirner. Photo©Malcolm Varon

1938年，尼尔厌倦了文艺青年云集的格林尼治区，搬到了南美和非裔移民聚居的哈林区，远离艺术圈的喧嚣。这里成为她绘画源源不断地灵感来源之地，她通过自己的观察与画笔，描绘出一个“新”的、肤色多元的美国。

作为一位靠社会福利生活的单身母亲，她与自己的模特们感到很亲近，并通过模特不断认识自己。她的宣言从不是抽象的，而是由真实的经验所滋养。像照相机的镜头一样，尼尔将那些过往被遗忘在黑暗中的人带入我们的视野，这是她的第一个政治姿态。第二个是她对构图的选择——一种扑面而来的挑战性。艺术家将我们置于她的模特面前，以画面的巨大张力将他们推到我们眼前：“看呀！看看他们！”。

爱丽丝·尼尔，《佩吉》, 1949, 布面油画, 45.7 × 91.4cm Collection of James Kenyo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The Estate of Alice Neel and of L.A. Louver, Venice, California. Photo©Malcolm Varon

1962年，尼尔搬进了西107街300号——在这间宽敞得多的公寓里，她创作了自己余生绝大多数的绘画作品。这间崭新的、光线充足的公寓让她可以在更大尺幅的画布上创作，而且也直接影响她在晚期作品中采用了更明朗的色彩。在此期间，她的创作风格逐渐演进到更松散、更开阔的构图，这些都是她职业生涯后期的特点。

“坚定的目光”展览现场，罗伯特·梅普尔索普为尼尔拍摄的银盐肖像照片，图片来源：蓬皮杜中心，摄影：©Anne-Frédérique Fer

她一直在画画，直到1984年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为她拍摄照片的那一刻仍是如此。那是一张描绘了这位艺术家去世前一周左右样子的极其阴森的照片，也被囊括在了这次展览中。还有一张在展的照片是珍妮·霍尔泽（Jenny Holzer）的作品，也是一个精彩的传记片段：1955年，当联邦特工因她的共产党员身份来审问她时，尼尔试图让他们坐在一起画画，但没有成功。

《爱丽丝·尼尔：以人为先》展览现场，纽约大都会博物馆，2021年，图片来源：卓纳画廊

如果只是声称“尼尔炙手可热”，似乎过于轻描淡写。去年夏天，在纽约举行的迄今最大的尼尔回顾展 “以人为先”（People Come First） 垄断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提斯画廊。《纽约时报》说她“就算不比卢西恩·弗洛伊德（Lucian Freud）和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这样的艺术家高明，也算并驾齐驱”（一个极大的赞誉），“而且注定要成为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和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那样的偶像”（甚至更夸张）。“以人为先”随后在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和旧金山的德扬博物馆展出，所到之处好评如潮。这个巴黎的展览将于明年2月在伦敦的巴比肯艺术馆展出，形式略有改变，并重新命名为“新鲜出炉”（Hot Off the Griddle）。这个短语出自尼尔一段随心所欲风格的宣言：“我作画的原因之一是为了捕捉生活中转瞬即逝的点点滴滴，它们如刚出炉般热气腾腾，”贴切地描述了这些画作的感觉。

爱丽丝·尼尔，《安迪·沃霍尔》,1970, 布面丙烯、油画, 152.4×101.6cm, 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 ©The Estate of Alice Neel, Photo©2019. Digital Image 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 / Licensed by Scala

尼尔的画作因其对具象的坚定信念而更显不凡，当时纽约人对现代艺术的未来是否属于行动抽象、波普、极简主义、城中的偶发艺术或其他东西还无法下定决心。而在他们争论不休的时候，尼尔已经在一旁把他们都画了出来。一幅1970年代的瘦弱的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温柔画像，两年来，他那被打烂的、下垂的胸部几乎没有被缝合过。他闭目沉思，像一个殉道的圣人。安迪·沃霍尔是几幅看似未完成品肖像的其中一幅，且正因为如此而全然完美。

爱丽丝·尼尔，《黑色草稿（詹姆斯·亨特）》，1965年，图片来源：卓纳画廊

这种模式的另一个例子是《黑色草稿（詹姆斯·亨特）》（Black Draftee (James Hunter) ，1965），描绘了一个在林登·B·约翰逊颁布大幅增加越南地面部队的政策后刚被征召的年轻男子。男子脸上露出心烦意乱的惆怅表情，他用一只色彩鲜亮的手撑着头，而身体其他部分仍然只有轮廓。亨特没有第二次回到她的工作室，但尼尔宣布作品完成了：这是对年轻的可能性的证明，是对以专注和决心开始却难以善终的事情的证明。它是献给那些未能从越南战争中回来的整整一代人的。

在别处，激浪派艺术家杰弗里·亨德里克斯（Geoffrey Hendricks）和他敞开胸怀的情人布莱恩·布扎克（Brian Buczak）则被描绘成一对睡眼惺忪且还穿着前一晚衣服的嬉皮士。作品的每一寸看上去都像是今天画的一样，而不是近半个世纪前，从中可以看到尼尔当下对当代人物画的非凡影响，特别是在纽约。

爱丽丝·尼尔，《弗兰克·奥哈拉》，1960年，图片来源：卓纳画廊

这位艺术家为弗兰克·奥哈拉（Frank O’Hara）——抽象表现主义的桂冠诗人——创作的第二幅肖像甚至毫无保留地描绘了他脸上的细节及苍白的雀斑。尼尔回忆过她给奥哈拉画的第一幅肖像是如何在五次漫长的写生中完成的（并且没有在巴黎展出），并在其中为奥哈拉绘制出“浪漫的鹰隼般的肖像，还带着一束丁香花”。而第2幅（1960年）则是在半天内完成的。奥哈拉因宿醉的焦虑而显得踉踉跄跄，丁香花也已经凋谢。尼尔想捕捉他走进门时的“疲惫”样子：“我觉得这比第一幅作品更能表达他备受困扰的生活。”

没有将奥哈拉的两幅肖像并置感觉像是浪费了一个叙事的机会。如果说这个展览有什么失误的话，那就是没能更多地把同一个模特在他们生活的不同时刻，以及在尼尔几十年的美学实验中的不同肖像结合起来。上个月在伦敦维多利亚·米罗画廊开幕的展览“我还看到另一个”（There’s Still Another I See）则采取了这种策展方式，这是一个精彩的展览，展示了尼尔的非凡能力。

从尼尔的巴黎之行中可以发现，不仅她自己有着一道坚定的目光，她所描绘的对象也有相同的特质。这种感染力来自于模特们在画中略显突出的眼睛和头部，比实际比例大上十分之一。他们就像成人世界里的野孩子，充满好奇心和活力。尼尔写道：“在政治和生活中，我总是喜欢失败者，喜欢弱者。”如果尼尔或短暂或长久地爱着她的模特，爱他们的不安、瑕疵、美丽，以及由在现代世界中漂泊的感觉所带来的纯粹的折磨，那么我们也会向他们献出自己的一点爱。

撰文/ Matthew Holman

翻译/陈天琪

编校/杨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