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尹萍个展：胡小芳和乔小幻”展览现场
“打新冠疫苗不能喝酒”“口罩一带健康常在”“幺乖儿出门记得戴口罩”“最近鸡蛋涨价了”……在明当代美术馆核销预约码的入口，隔离带上手工编织的文字与疫情防护的“层层关卡”安静地呼应着，这件“小芳”安全感系列之《疫情防护人人有责》则成为因疫情而不断延期的胡尹萍个展——“胡小芳和乔小幻”的观看起点。
“胡尹萍个展：胡小芳和乔小幻”展览现场
经由重现家乡阿姨们编织场景的“小芳会所”、作为门帘的“欢迎光临”，到步入展厅后以不同形式组合的“小芳”项目“产品”陈列，从小镇阿姨们的想象中步入现实的稀奇古怪的帽子、比基尼、名牌包、大葱、泡菜坛、桌椅、蚊香、纸牌……用毛线制成的日常物同时在美术馆与商店中存在，消弭着所谓艺术与商业之间的边界。位于二层的“乔小幻仓库”则更进一步地、直接地呈现“生产”的结果，这些顺应市场需求与大众审美的雕塑拥挤地陈列在木架上，有些依然被塑料膜包裹，指向艺术家在中国当代艺术系统中的复杂处境。
“胡尹萍个展：胡小芳和乔小幻”展览现场
以行动为轴，用”事情”回应”遭遇”
展览手册与媒体报道中的艺术家资料介绍道：“胡尹萍出生于四川，本硕毕业于央美雕塑系”，文字背后，她的家乡在哪里始终是个谜，而她的创作也无法用雕塑二字概括。胡尹萍自己将她的创作定义为介于“事情”与“作品”间的状态，意味她的艺术实践与真实生活有着深刻连结。语言在试图为胡尹萍勾勒边界之时总显得有些苍白，或许只能回归“事情”本身，尝试叙述其艺术生产中相互交织的平行现实。
胡尹萍，《身份》，2012-2018年，在”一次别离”展览现场，图片来源：艺术家与杨画廊
硕士毕业后，胡尹萍曾发起参与三个艺术小组，也被认为是她不被形式、媒介所定义的事件型创作方式的起点，她觉得“那时候小组作品是生物性本能和对抗，是面对现实时人能做的一点反应，那会儿是极度敏感和分明的。”2011年与厉槟源组成的“快展快递”以卡车为载体做作品和展览，把展览运到任何一个想看的人面前；到2014年之前与同学姚薇做的“@党”在存续的两年多时间里对社会事件做出一系列直接反应，包括9件作品，最后一件是邀请陌生人在海淀公园共同参与和见证一个破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最大的“不”的诞生。
胡尹萍，《谢谢：自由生育计划》，2009-2016年，图片来源：艺术家
在此期间及之后，胡尹萍还做了以下事情：她拜访了人类遗传学专家，收集生男婴、女婴的方法，将自由决定生男生女的攻略制成光碟，推广给年轻夫妇（《谢谢：自由生育计划》，2009-2016）；她收到一张朋友认为和她很像的女性照片，从厌恶转向好奇的心态下，她从生理、体型甚至心理上逐渐靠近这位女性，最终按照对方的模样更换了各种身份证件（《身份》，2012-2018）；她参加展览得到制作费 500 元，在美术馆门口打了一辆出租车，一直左转直到花光制作费（《一直左转》，2013）；她为工作室的来访者提供一日游服务，请司机接到 VIP 后按特定路线和速度经过城郊各地，最终都被送往火葬场（《VIP》，2014）；她从2012年开始进行一件作品，该作品内容及进程只和收藏者进行一对一的沟通，直到艺术家生命结束后才进行对外公布（《人间》，2012-永远）。
“我可能是遭遇型人格，遭遇和现实让我反思，作品有点像自我疗愈，”胡尹萍在采访中提到，“很多作品在最初起因里都具备一定被动生成的因素，后期的思考再形成作品和再生长。常常面对很多东西是无能为力的，也不会干别的，能做作品至少还能给自己一点力量感。”在三个小组都分散后，她曾重新思考回到艺术家个体的方向，当再次被问及，胡尹萍认为“做什么取决于自己想要干嘛、能干嘛”，面对无法改变的现实时，“顶多是多做了点事情而已。”
“胡尹萍个展：胡小芳和乔小幻”展览现场
“胡小芳和乔小幻”中集中呈现的“事情”则是作为一种“社会间隙”（interstice）嵌入社会组织中的“小芳”项目和作为雕塑艺术家的乔小幻的创作。“胡小芳”利用了既有社会规则和艺术系统，但通过制定和执行新的生产目标，而得以在现有的社会生产和交换结构外，为劳动与生活之关系提供新的可能。“乔小幻”和“胡尹萍”作为两个不同的艺术家类型共生，展览手册中如此写道，“立体地呈现出艺术系统中革命性和延续性的矛盾与分配，以及二者互哺的生态效能。这是当代艺术家个体自我系统化的可能性实践。”
“胡小芳”和”乔小幻”的生产下交织的平行现实
“胡尹萍个展：胡小芳和乔小幻”展览现场
胡尹萍，“小芳”展览现场，图片来源：艺术家和魔金石空间
“小芳”源于胡尹萍有次回四川老家时，发现她的母亲和镇上阿姨们都在织一种毛线帽子，并被低价收购，她很受震动，“我母亲的时间在被廉价地收割。”之后，她委托朋友扮演“小芳”，并编造了“法国公司在中国小芳分部”，介绍母亲尹三姐与“小芳”认识，再以公司的名义出面用较高的价格收购母亲织的帽子。由“小芳”所编织的网络也在此期间持续蔓延，小镇上的其他阿姨陆续被吸引、参与到“小芳”牵动的各式各样奇怪的创作命题中去。
“胡尹萍个展：胡小芳和乔小幻”展览现场
在最初收购帽子的行动后，胡尹萍请“小芳”转达阿姨们，在法国有一场毛线比基尼大赛，希望阿姨们都能参与、为自己或家人编织属于自己的比基尼。生活在四川小镇的阿姨们大多未去过远方，通过让她们想象真正的大海，使意识超越身体的距离，在两年内织制了一百多套毛线比基尼，构成“小芳”项目的第二阶段“雪白的鸽子”。
想象大海之外，由于阿姨们面对这个命题一开始的抵触情绪，她们先说服了一位年轻的妈妈织了第一套毛线比基尼作为样本，再用金钱和话语鼓励更多人参与。在钱诗怡看来，这也体现了“小芳”项目本身的复杂性，是无法被媒体标题中的重点所概括的、包含“公司”日常经营与组织在内的社会性实践。“具体工作上好比一个游戏公司里需要很多设计师去完善一个最终的剧本，大家都各显神通尽其才能，”胡尹萍曾这样描述，“搭建胡小芳品牌，开发和引导让大家其发挥各自的特质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胡尹萍个展：胡小芳和乔小幻”展览现场
2015年，胡尹萍居住的工作室遭遇房东非法暴力拆迁，房东雇凶打砸恶意入室行凶，令她对周遭安全性和社会环境产生强烈质疑。通过“小芳”，她向小镇阿姨们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有人威胁到你和家人的安全，你会用什么样的武器去保护自己和家人不受伤害？”于是“小芳”项目产生了第三个阶段“安全感”。受到电视剧的影响，很多阿姨最初给出的答案是各种枪支弹药，而艺术家希望她们能更真实地面对自己的生活，就让“小芳”去引导她们想象日常生活中的发生，于是在“防护武器”系列中，她们做出了狼、石狮子、门神、财神爷、扫帚、脏话冲击波等等源于日常又充满想象活力的作品。
“胡尹萍个展：胡小芳和乔小幻”展览现场
本次展览中呈现的还包括让阿姨们为自己的家庭制作代表性家旗的“联合国”项目，以及让阿姨们缝制她们这个群体的诉求和理想生活的“标准配置”系列。对胡尹萍来说，“小芳”始终处于生长的形态，其中不同阶段的联系“可能是我在面临的现实很大程度也是阿姨们面临的现实，我把部分自身处境同理到小镇阿姨身上，也期望说看看她们的反应和方式。”在“安全感”中，想象的客题则是所有人都有可能面临和遭遇的，“标准配置”也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希望的理想生活的标准。”
胡尹萍，“联合国”之“国旗”系列，2018-至今，图片来源：艺术家和魔金石空间
在“联合国”的产生中，胡尹萍说：“我认为一个家庭的质感源于家中的女性。”在策展人钱诗怡的眼中，“小芳”这个始于和母亲之间情感维系的项目也成为小镇女性之间交流的纽带，发散出与社会讨论的关联。阿姨们平时在药店、猪肉店、麻将铺工作，同时承担着家庭中的劳动，并在闲暇时间参与进这个项目的编织中来，“胡尹萍在其中则扮演着穿针引线的中间人，使得阿姨从传统、既定和重复的农务、家事中解放出来，重新获得鲜活想象的空间，让边缘世界底层女性的审美欲求得以释放。”
“胡尹萍个展：胡小芳和乔小幻”展览现场
同时，这也让胡尹萍在“事件创造”的艺术形式上走向更为复杂、庞大的纠缠。钱诗怡指出，当“小芳”项目的工作量越来越大，扮演“小芳”的朋友、胡尹萍及其工作室的同事们都更多地参与进了这个虚构公司的建设中，回到小镇访问、调研，作为收购商需要恰到好处地引导和鼓励阿姨们发挥想象，和阿姨们谈论薪酬、在情感与现实中寻找平衡……在此之中，胡尹萍、“小芳公司”与阿姨们长时间的合作机制的建立是一个互相作用的过程，而非被放大渲染的感人事迹。
“胡尹萍个展：胡小芳和乔小幻”展览现场
支撑这场“骗局”的另一个虚构角色则是胡尹萍多年的隐藏身份——乔小幻。“乔小幻”是艺术家制造出来的商业艺术家形象，她在商品化市场中如鱼得水，让胡尹萍本人能够免去生存现实的压力，并反哺到持续生产的“小芳”计划之中。在钱诗怡眼中，“乔小幻”在13年间的存在补足了“小芳”项目的语境，让她和观众都能对这种生产模式有更好的理解。平行的现实相互交织，“乔小幻”作为艺术家创作历程中的见证者与支持者，为她其他系列的创作提供了现实层面的动力。
乔小幻，”互联网神”系列《比特币神》，2019年，图片来源：艺术家与魔金石空间
乔小幻的创作包括七个系列，其中以水果命名的早期系列以日常中最平凡的物品为引子，这些雕塑作品表达了艺术家对人和世界的观察和体悟；后期的互联网神系列试图为互联网时代的当代心灵创造新的神像和信仰；木雕系列则通过木头呈现人与物质的关系。以乔小幻的名义，胡尹萍得以保存和延续她多年的美元教育和艺术基本训练，持续实践雕塑艺术的创作及销售，使其成为一个较为典型的职业艺术家样本。
“胡尹萍个展：胡小芳和乔小幻”展览现场
在胡尹萍的叙述中，“胡小芳”和“乔小幻”是两个不同“个体”，拥有不同的生产方式，“展览呈现上大家可能更多看到的是两个作品的结果，这里面是把我自己的工作都藏在后面的，比如大家会认为阿姨的创造力是惊人的，但阿姨们是‘胡小芳’公司的‘员工’，我的工作就是用各种方式让激发她们，本质是‘胡小芳’公司本身是疯狂的，而现代公司制度本身是这件作品的重要材料和生产方式。”
“小芳”作为一个类似行为的艺术作品，在概念上似乎离母亲和家乡更远，“不管是我母亲还是阿姨们，她们对艺术、展览的认知是有限的，也没觉得是个啥重要的事，对他们而言，可能生活好些，多赚点零花钱，身体棒棒的可能是最实在的事。”对胡尹萍来说，“‘乔小幻’就比较符合我母亲对一个职业的想象，上学教了钱学了技术，用技术在社会上生存，赚钱养活自己，这样简单的理解对她而言是安心的，我没必要要求她去理解什么是艺术，没必要的。”
生产与工作方式的差异之外，两个角色和作品的成因也不尽相同。“乔小幻是作为艺术家在面对当下不成熟的艺术生态的处境下滋生的一件作品；胡小芳是面对母亲，为了收藏她时间而开始的一件作品。两件作品面临的现实是不同的，还有一个身份是胡尹萍，面临不同的遭遇时我希望有不同的方式，而不局限于材料和物质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