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MoMA的“雨屋”展览
当我们为了更换驾照花费了数小时的时候，我们会生气地抱怨臃肿拖沓的官僚体系；当我们就为了检查一下小孩子的耳朵而在急诊室里等待了几乎一整晚的时候，我们要求对这种资源缺乏和分流安排欠妥的情形有个合理的说法；当我们为了进入博物馆一睹最新的玩意儿而花费四五个、甚至9个小时在队伍里挤作一团的时候，主办方更多的是以此夸耀展览策划的成功，而不是对那长长的队伍抱有歉意。
2013年，在纽约最消磨时间的事情当数排队参观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最受追捧的展览“雨屋”（Rain Room，2013年5月12日至28日）。这件安装在一个空旷房间里的装置作品是由伦敦的艺术家组合“随机国际”（Random International）创作的。在这个黑暗的房间里，水像下雨一样从天花板上洒下来，装备的感应器会实时监测人的移动，并且随之关闭水流。
“这好像是为1964年世界博览会制造的东西，”《纽约时报》的评论员肯·约翰逊（Ken Johnson）说，“‘雨屋’在娱乐大众方面确实独出心裁，但也不过就是个花哨的玩意儿而已。”
即使雨屋确实是个花哨的玩意儿，但它吸引到的排队长龙显然是博物馆最想看到的。回想21世纪初，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涡轮大厅项目首开此类艺术事件之先河。然而，我们眼下看到的在博物馆里突然出现的排队长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屋顶展出的作品《云城市》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屋顶雕塑花园原本是摆放“烂的公共艺术”（Plop Art）的大本营，现在则是展示壮观艺术品的地方，例如道格和迈克·斯塔恩兄弟（Doug and Mike Starn）的巨型装置《大竹林》（Big Bambú，2010年4月至10月）和托马斯·萨拉切诺（Tomas Saraceno）的《云城市》（Cloud City，2012年5月至11月），两者都有些过分地夸张。巴黎大皇宫的“纪念碑”（Monumenta）系列则是由艺术家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2008年）和阿尼什·卡普尔（Anish Kapoor，2011年）大显身手创作的，他们的这些作品比平时的更加炫丽。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大批参观者正在排队等待进入一个被气球占据了一半空间的房间——这就是伦敦海沃美术馆举办的马丁·克里德（Martin Creed）回顾展“到底有什么意义？”（展期至4月27日）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些新的艺术事件可以说是一种明确的市场化的产品，它们的成功几乎可以保证，至少是可以预期的，而不像较早期的艺术那样不确定。除了技术故障以外，还有什么能够阻止自动的阵雨吸引庞大的观众群呢？
曾几何时，艺术作品的质量决定了对其的体验。例如，塞尚的作品耐人寻味，因此引发了无尽的探求其内涵的体验。可是对于新的事件项目来说，体验过程本身决定了艺术作品的内涵。纽约大卫茨维尔纳画廊（David Zwirner Gallery）举办草间弥生“已经到达天堂的我”展览的期间（2013年11月8日至12月21日），在寒风中排了几小时队的参观者只能用45秒的时间体验艺术家的最新作品《无限屋》（Infinity Room），和其带来的所谓的心态的改变和自我灵魂的解脱。在如此有限的体验时间里，这个作品其实看起来比一件由灯光和镜子组成的玩意儿好不了多少。作为老相识的评论家杰瑞·萨特茨（Jerry Saltz）也如此说，这个屋子相当酷，但是不值得排那么长时间的队。不过，主办方因此就亏欠参观者什么吗？相比之下，2012年这个展览在泰特现代美术馆举办的时候，主办方担心队伍过长，甚至要求参观者直接走过那个屋子，不能有任何形式的停留。而在上海当代艺术馆，刚刚结束的草间弥生个展“我的一个梦”，展期长达3个月，但每天都可以看到场馆外的长龙，观众有时要排上3个小时才能进入展厅。据博物馆统计，近30万人前来参观，该展览也成为上海当代艺术馆开馆8年以来最受欢迎的展览。
大批观众在上海当代艺术馆参观草间弥生个展“我的一个梦”
“雨屋”倒是没有这样的参观规定，说明深入的体验应该是可能的、必须的而且值得的。但是，“花哨的玩意儿”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呢？实际上，MoMA的工作人员会小心地催促任何停留超过10分钟的参观者，以便为下一个参观者腾出地方。
消费概念
使用“消费”这个字眼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我觉得与博物馆门口的长队最为接近的就是苹果店发售新品的时候排在门口的长队。在这两种情况下，大排长队都说明提供的产品大受欢迎，而并不是因为供给满足不了需求。
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参观“雨屋”所花费的排队时间似乎更值得用于欣赏更加复杂更加有趣的作品，例如《亚维农的少女》（毕加索，1907年）、《史诗般的崇高》（Vir Heroicus Sublimis，巴尼特·纽曼，1950年-1951年）或者布鲁斯·诺曼的任何一件视频作品。目前这种追捧热点的情况可以说是一种新形式的“自噬”——博物馆开始毁掉赖以支撑自己的基柱。
有持续性的装置和行为艺术的产生就是为了对抗艺术成为商品的观点，而这种观点来自于所谓经济就是贩卖一切耐用品的论述背景。在一切“体验”皆可货币化的iPhone经济时代，装置和行为艺术这些曾经激进的艺术形式已经变得完全商业化。
在2010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回顾展“艺术家在现场”。在她著名的行为作品《坐在椅子上》里，早期作品中那种显而易见的反叛已经消泯于容易排队参与的娱乐体验。这也难怪音乐界和电影界的蒂尔达·斯温顿、詹姆斯·弗兰科、肯伊·威斯特、 Jay-Z，甚至希亚·拉博夫现在都认为最无聊的时刻就是看阿布拉莫维奇的表演。
我们可以再一次把整件事情归咎于“奇观”胜过艺术，或者验票闸门胜过美学，或者公司头目胜过学术策展人。不过，我认为我们正在目睹一次对艺术概念更为复杂更为可怕的改写，而这种改写是基于一种古板老套又新奇古怪的观念。古典的、美学的、浪漫的观点认为艺术提供了对情感中心太阳神经丛的即时、必然、不断的刺激。如今，这一观点与伪神经科学的概念结合在了一起，即艺术就是对大脑即时的不间断的刺激。把一位艺术爱好者放进脑部扫描仪，给她投影一幅《蒙娜丽莎》，或者让她待在草间弥生、随机国际的屋子里，等个几分钟，然后——瞧！你的大脑被艺术彻底激活啦，并且时刻准备着接受下一轮小小的美学刺激。只需要短短一分钟就能看到这种直接的效果，这正是博物馆把排队当作成功标志的简单逻辑。
当然，博物馆应该告诉参观者们，最好的艺术需要参观者付出不断的努力才能领略其中的内涵，从中得到收获，虽然有时候这个体验过程可能有些令人感到沮丧。基于这种看法，那些容易排队参观的博物馆体验其实不值得为之排队。撰文／Blake Gopnik 译／盛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