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于威廉·肯特里奇“泪之重”（William Kentridge. Weigh All Tears）在豪瑟沃斯香港空间的展览现场，观众在不知不觉间就步入了肯特里奇的剪影人物和雕塑的队列中，在艺术家营造的“思维的云工作室”中“闲庭信步”。贯穿展览空间的队伍似乎被凝固在某种永恒的进程中，从柏拉图的“洞穴投影”走向“光明”，从故乡迁移至别处，从原本的生活迈向不可知的未来长征，从具体的存在走向虚构与抽象，却没有明确的终点或目的地。
“威廉·肯特里奇：泪之重”展览现场，豪瑟沃斯香港 摄影：Kitmin Lee
威廉·肯特里奇 © 威廉·肯特里奇 摄影: Stella Olivier
南非艺术家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1955年生于约翰内斯堡，并居住工作至今，以炭笔绘画、雕塑、定格影片的作品闻名。他的创作根植于南非的种族隔离、殖民历史等议题之中，结合了其深厚的政治学研究、戏剧和艺术的教育背景与经验，在探索广泛的媒介的过程中不断拓展并深化自身的核心艺术理念。
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泪之重》（Weigh All Tears），2021，油彩 铅笔 海报颜料 画布上拼贴，三部分，每部分：200 x 200 厘米 / 78 3/4 x 78 3/4 英寸 © 威廉·肯特里奇
“泪之重” 短语具有疫情带来的病痛与次生的社会危机的双重隐喻。前景中的工人形象则来源于战后意大利工业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在当今机械自动化的高科技时代，体力劳动仍然是很多人赖以生存和换取收入的基础。
“边缘性思维” 是肯特里奇逾50年的艺术生涯的一贯工作方式，他在《六堂绘画课》系列讲座中，曾详细地叙述，这种由 “周边性视觉” 引申的离散的、碎片化的、不经意间采集的思维方式；同时这也是双关的隐喻：艺术家在约翰内斯堡，地理上的 “世界边缘” 进行观察与思考。艺术家的工作室则是容纳、记录、处理这种思维的象征性空间。
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女先知》（Sibyl），2020，单频高清影片，时长9分59秒 © 威廉·肯特里奇
肯特里奇通过具象的、不连贯的视觉图像碎片来描述自己对世界的认知和经验；同时又对各种可能的意涵保持开放。他拒绝主动迎合观众及人类普遍的无法抗拒的“从认知中寻觅意义”的本能需求，同时也不消解意义的存在和解读的机会。这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状态，也与他在南非作为“精英阶级”的白人身份相关——肯特里奇无法“毫无罪恶感”地享有他在南非的生活。他既不属于他身份所代表的权力阶级，又无法完全地与自己的出身剥离。这种既非侵略者、又非受害者的身份与道德上的双重模糊，加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肯特里奇创作的内驱力。联系到本次展览《泪之重》的主题和当下的疫情与次生灾害，可能会近乎条件反射地产生“共情式”的“意义误读”——类似的“身份认知矛盾”也体现在疫情下的“幸存者愧疚”与虚无主义的心态之中。
“威廉·肯特里奇：泪之重”展览现场，豪瑟沃斯香港 摄影：Kitmin Lee
《女先知》影像将艺术家丰富的语汇库和其艺术生涯持续的思考，以跨媒介的方式呈现，是艺术家标志性创作语言的集大成者。在影像中，大约有2000多张图画与文字被绘制在了不同的页面上, 以逐帧定格的形式呈现出不连贯的时间截面。在快速的翻页过程中，背景百科全书的词条无法辨认，覆盖其上的文字、符号、人像，随着配乐与人声吟唱的起伏而解体、变形、舞动。队伍、投影、劳动者人像等贯穿展览的各种艺术家经典的视觉元素穿梭于其间。
艺术家把新的图像与短语“铭刻”在旧的“知识”上，成为当代的占卜与预言。纵然图像并非和其背后的文本一一对照，但其中关于图像产生的历史轨迹的多重指涉仍然成立，复杂的意义网络层层嵌套。在这个过程中，观众成为了理解的中介。
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女先知》（Sibyl），2020，单频高清影片，时长9分59秒 © 威廉·肯特里奇
作品《女先知》受到亚历山大·考尔德的动力雕塑的启发。女先知用于占卜的橡树叶化为书页，带着考尔德风格的彩色的色块和线条随着书页翻动和低吟浅唱的音乐节奏游移、漂浮、切割画面，衔接不同的时空与场景。
库麦的女先知将预言写在橡树叶上，被风吹散。对于个体，想要预知具体的命运，充满了随机与不确定。而在这之上，对于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整体预言，早已铭刻于所有的树叶。今日的大数据算法如先知一般，给集体的未来演算出了冥冥之中注定的轨道；而时代洪流中的个体遭遇却充满了偶然，无法掌控。
肯特里奇的创作也正如此。整场展览像一场大型占卜，以散点的方式互相连接成整体，构建了包含所有可能性、所有意义的“艺术家思维之工作室”。观众从作品中寻找意义的过程则正如人们寻求树叶上的占卜一般。针对任何一件作品的解读，都无法脱离与其他作品的连结单独成立。在观者的投射与“解卦”下，依肯特里奇所言，“我的作品最终完成了”。
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女先知》（Sibyl），2020，单频高清影片，时长9分59秒 © 威廉·肯特里奇（豪瑟沃斯画廊将于本周五至周日进行《女先知》限时线上放映，点链接🔗进入放映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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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特里奇曾形容：“非洲种族隔离的结束，是另一种政治的开始。你不得不通过抵抗 ‘被宏大的乐观主义俘获’而保持理智。” 在疫情与后疫情时代，这对于今日香港、中国乃至世界的种种在地性与全球性危机，不失为一种启示。集体对于共同创伤的记忆往往是短暂的；集体的动能与惯性是庞大的、压倒性的。有形与无形的纪念碑的建立，即是集体记忆的抹除与篡改、历史的替身与再塑造。
肯特里奇用反复出现的离散碎片，化作女先知占卜时随风飘散的树叶，跳脱于寻觅意义的因果线性相加之外；既抵制了附含于进步主义“传播知识、解决问题”思路之中暴力，又与在抒情中消解现实的叙事保持距离。
观众行进于这流动的意义的缝隙之中，唯一能确定的，是未卜的模糊、未可知的偶然、开放的无限可能性。这些碎片与符号在观者的思维中映出投影，生出体积，串联成预言，或许可以替代“危机后的和解”的路径依赖。在系统性的无效与失调中，希望我们既不被幻象所迷惑，也不忘记彼此在历史中的位置。
Q=《艺术新闻》
A=威廉·肯特里奇
“威廉·肯特里奇：泪之重”展览现场，豪瑟沃斯香港 摄影：Kitmin Lee
在这两幅挂毯作品中，演说家和西方征服者的形象覆盖于1950年代中国河北的公路规划的图案之上。艺术家于20年前购买了这套地图，与英文收据、货币局部等拼贴成为作品的背景，构成了跨文化、跨时间的并置。
Q：百科全书和地图在你的作品中常常以背景的形式出现，能否谈谈对这两种媒材的考量？
A：百科全书、字典、地图都是已有信息与 “旧知识”的集合，也是某种知识权威的象征。用新的图像和文字“铭刻”于其上的过程，也是我们对世界的感知进行迭代更新的过程。对于书本来说，不同的字典百科选择是有意为之；但也不需逐字句确认文字和覆盖其上的图像的对应关系。就地图而言，不同国家和时代，都有对应的专属地图配色。这种酸性粉彩颜色将图像定位在某个时间与地点，既非随机，也非特定，存在一种通用的解读思路。此外，在各种旧书与地图上绘画，纸张的密度与肌理各异，炭笔、墨水在其上产生的纹路和质感也随之变化，有的粗糙模糊，有的如绸缎一般柔亮光滑，有的仿佛呼吸间图像就会被吹散。
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草书》，2020 © 威廉·肯特里奇
Q：中国的“草书”是以抽象的形式出现的，这有点“迫使”读者辨认并联系到实际的文字，更进一步分析文字的意义。在草书的线条被解读的过程中，抽象的视觉外观成为了承载意象投射的容器。你是如何在草书作为书法的二维符号和本次展览的《草书》系列小雕塑之间进行比对的？另外，汉字的偏旁部首在拆分重组后可以构成不同的内容和意义。这组作品是否也有类似的互动的叙事？
A：英文的26个字符组合就可以说尽所有的话语。我很羡慕中国书法艺术，一个字的制作，同时也是一个图像的制作，大量的表义汉字构成了符号上丰富的关联。从气沉丹田开始，到手臂、手腕、指尖，一系列身体的律动直接反应在了笔画的张力与松弛之中。在创作《草书》这组雕塑时，我先用墨水作画，然后将轮廓制作成剪纸，再把二维的剪纸制成蜡膜，再浇筑铜像。这组作品起源于生活里与我相遇的文本和经验的碎片，每个雕塑都作为字形和符号，一连串的素材以非线性的方式连接并互动，构成了我的 “日记本”。它们是不同图像的汇编，在潜意识或“边缘性思维”中组成有机的网络，而并非通过在现实的物理空间的陈列次序构成具体的叙事。然而，他们仍有无限的内容与叙事的可能性。我邀请观众按自己的意愿在脑海中重新排列，组成新的文本。
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女先知》（Sibyl），2020，单频高清影片，时长9分59秒，© 威廉·肯特里奇，图片：艺术家
Q：在你过去的创作和研究中，你以柏拉图的洞穴理论，探讨启蒙中的暴力，类比殖民地政治。在今日大数据算法主宰的信息时代，你对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新的认识？如何看待在《女先知》及你的其他作品中反复以 “剪影”出现的劳动者形象，他们是寻求占卜预言的“无知者”，还是“阳光中的外部世界”在洞穴内留下的投影？
A： 无处不在的人工智能算法，提供预测而成为“权威”，采集个人信息而成为“侵占”。古代通过研究茶叶和云、吹散的树叶、鸟兽与贝壳来预测未来，今日以大数据作为先知的占卜不再那么神秘。我们在“授权”并获得信息上的便利时，就成了算法的同谋，进而“喂养”整个系统。疫情下的信息算法，监控个人的健康状况， 在规避传染、预测群体风险的同时，也埋下了潜在的威胁——自主性与隐私权被让渡后的社会结构会永久地改变，正如知晓并解读预言后，便无法“撤销”回归于“无知”。
以投影形象出现的人物，可以看做启蒙和暴力的辩证关系的线索。人们的认知中有一种理所当然的“悖论”：我们要把启蒙带给生活在“无知”中的人， 要把车轮送给没有车的人，要做柏拉图在洞穴理论承诺的的事情。然而这种外部性“意义赋予”总是伴随着贪婪和暴力，而站在内部的视角，投影、洞穴、“阳光”都是完全另一套本不存在的体系与定义。当然，这不是要否定启蒙运动带来的解放；而只是为了去更好地理解依附并逐渐凌驾于“启蒙”之上的权力结构，而权力往往也伴随着暴力的滋生。
“威廉·肯特里奇：泪之重”展览现场，豪瑟沃斯香港 摄影：Kitmin Lee
取材于中国样板戏中的工人形象，用钢板蚀刻以放大的剪影效果呈现，是肯特里奇的标志性创作语言的延续。“顿悟并不存在” （There is no epiphany）短语在展览中反复出现，暧昧地暗示观众去思考作品间的连结。
Q：虽然这样概括很不恰当，考虑到殖民地历史，亚洲的很多地方面临着与南非类似的情景。本地文化的传播面临着他者化和景观化，而另一方面，研究跨文化的共性会削弱对在地文化的自我认同的保护。这两方面都同时反映了现实，又都与真实有一定距离。你如何看待类似的身份政治问题？
A：本地文化保育与普适性议题的研究都是有意义的，与此同时，彼此之间的消解与平衡也都是各种真实的位面。一般情况下，我看待这个问题有两个大的前提性原则。
其一，要认识并理解这其中不存在一个“好的解决方案”。试图以规避“他者化或景观化”作为原则去创作，是不足够的，也是非常困难的。毕竟，最终你的作品会反应你是谁和你对世界的看法。具体到艺术上，越是具体的本地绘画或电影，就越容易让来自完全不同背景的人理解它们。比如，读一本关于我们从未去过的城市的小说，无论作者对它的描述多么充分恰当，在我们的脑海中建立的城市形象，都有可能与作者或本地人所经历的完全不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被切断了对它的任何思考或共情的投射。
《等待女先知》, 2019 , 室内歌剧, 42分钟, 罗马, 2019年11月 摄影：Stella Olivier
这部歌剧的音乐部分由南非的作曲人、钢琴家、歌唱家共同完成。伴随着舞者动作一同被投影的文字，源于美洲、非洲、芬兰等世界各地的诗歌谚语，以及艺术家自己的旧笔记本中的短语。
其二，让我们来回顾普遍的人权危机下的身份政治。我曾经说过，现存的各种结构的分类法则是不充分的。把所有的普世主义者从讨论中移除，和把集体简化拆分为各自单一的身份，两者都体现了对身份建构的误解与混乱。比如，南非的文化是混杂的，有马来西亚、犹太，各种“外来”的元素，如果要把这些分离出来，找到一个“纯粹的非洲人”，是不可能的任务。要进行关于什么是非洲的论战，首先要承认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移民潮、语言和文化进入这个国家，共同构成了这个地方的特点。希望这对于亚洲及其他受殖民历史影响的文化也适用。
*本文图片由豪瑟沃斯与艺术家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