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从1910年开始，蒙德里安在荷兰莱顿大学担任莱因德特·皮耶特·范卡尔卡（Reindert Pieter van Calcar，1872-1957）教授的助手。范卡尔卡教授专攻霍乱研究，蒙德里安的工作就是在实验室为教授绘制细菌学标本，在他艺术实践不稳定的时期，这是一笔重要的收入。在实验室工作初期，蒙德里安创作了一系列具有象征主义氛围的人物作品，多数是处于沉思或奉献姿态的女性形象，有一两朵花作为纯洁和平衡的象征。或许与他当时从事的科学工作有关，蒙德里安把其中一幅命名为《进化》，如今正在奥赛博物馆新展“世界的起源：19世纪自然的发明”（Les origines du monde. L’invention de la nature au XIXe siècle）里展出。
皮特·蒙德里安，《进化》，1911年
在逐渐走出疫情阴霾的法国巴黎，奥赛博物馆终于得以在5月下旬重新开放，由于参观人数的限制，博物馆内安静而有序。与以往不同的，一尊大象标本与其他雕塑一起在中央长廊迎接参观者的到来，预告着当前展览的特殊性。
奥赛博物馆 © Musée d’Orsay
奥赛博物馆首次与法国国家自然博物馆合作，呈现展览“世界的起源：19世纪自然的发明”（Les origines du monde. L’invention de la nature au XIXe siècle），绘画、雕塑、手工艺品、影像资料、科学书目插页、生物模型、化石等不同形式的展品分布在展览的十一个章节中，带领观众有序而深入地步入时空隧道，追溯法国大革命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科学的发现的“大爆炸”与进步对艺术世界的深刻影响与启迪。
“世界的起源：19世纪自然的发明” © Musée d’Orsay
对自然认识的深入，开阔了艺术家们的眼界，随后进化论的发展则彻底改变了人们对自身位置乃至社会结构的看法，对人类起源研究的痴迷，启发了艺术风格与思想的发展。过去的一年多里，体验艺术的方式愈发倚赖互联网和数码科技的支持，此刻回望科学与艺术在过去的交锋与交汇因此有了特殊的意义。
《圣经-创世记》曾长期主导西方文的关于起源之谜的论述，上帝创造世界、伊甸园、亚当与夏娃、诺亚方舟等故事给予人类在自然世界的独特地位。文艺复兴时期，王公贵族与人文主义者之间流行聚宝阁的收藏，作为该传统在十八世纪的延续，静物画家们创作表现异域动、植物的集合图，这其中，《珊瑚、岩生植物与贝壳》（Panaches de mer, lithophytes et coquilles, 1769）的细腻之美引得众多参观者驻足惊叹，而它的创作者安妮·瓦莱耶-科斯特（Anne Vallayer-Coster）更是十八世纪法国皇家学院中鲜有的女性艺术家之一。同时代在民间，几头来自异域的犀牛、长颈鹿、大象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以及动物画家最爱表现的对象。
安妮·瓦莱耶-科斯特（1744至1818），《珊瑚、岩生植物与贝壳》 © Musée du Louvre, Dist. RMN-Grand Palais / Angèle Dequier
至十九世纪，处在工业革命与殖民帝国的历史大背景下，自然科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伟大的探索航行揭示了世界和生物物种的多样性，新时代的伊甸园披上了热带雨林的外衣，而自然历史博物馆、植物园、动物园、水族馆等纷纷在欧洲建起，并为艺术家们带去了不同的灵感：夏尔-亚历山大·勒胥厄（Charles-Alexandre Lesueur）以水彩创作的水母与海星图细腻地呈现了海中生物的灵动之感；象征主义者古斯塔夫·莫罗（Gustave Moreau）在名作《海洋女神》（Galatée, 1880）中对装饰性海底植被的生动表现烘托了作品的神秘氛围；浪漫主义大师德拉克罗瓦的《猎狮》（Chasse aux lions, 1851）以激情四溢的冲突与暴力场景，将动物画提升到了历史画的高度；最后，对海底世界的好奇还启发了《海底两万里》的插图以及乔治·梅里爱的科幻电影。
上：德拉克罗瓦，《猎狮》，1851年，图片来自：奥赛博物馆；下：夏尔·亚历山大·勒苏尔，《蓝色水母》、《黄色水母》，约1808至1810年，图片来自：Le Havre, Muséum d’histoire naturelle
当地质学证明了地球难以想象的巨大年龄，对化石的研究揭示了灭绝物种的存在痕迹，远古世界深深抓住了艺术家们的想象力：岩石、山峦、冰川的写实描绘展现了自然演化的缓慢一面；法国学院派画家费尔南·科尔蒙（Fernand Cormon）的《人族》（Les Races humaines, 1897）为远古人的生存奋斗注入神性；而特纳海浪中的沉船小鱼则反映了自然灾害面前生命的渺小与脆弱。
新地域、新物种的发现与研究推动了进化论的形成，进化生物学家们以生命之树的形象隐喻生物演化的谱系。1859年，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提出了自然选择与性选择的理论。然而达尔文的学说被置入社会结构的语境中，被简化、片面化为个体或物种间关于生存的你死我亡的竞争与厮杀。捷克裔画家库普卡（František Kupka）的《类人猿》（Anthropoïdes, 1902）以略带讽刺的风格表现了雄性人猿间的求爱斗争，这是库普卡在发展抽象艺术之前的一件话题性作品。
弗朗提赛克·库普卡，《类人猿》， 1902年，图片来自：Wikipedia
此外，达尔文对美的识别与选择的强调启发了唯美主义、装饰艺术等新美学风格的语汇。比如，雄性孔雀为吸引伴侣而开屏的羽毛成为自然之美的代表，孔雀羽毛的形象常被路易·蒂凡尼（Louis Comfort Tiffany）运用到花瓶、灯具等玻璃品设计中，而维多利亚时代最重要的艺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则将其与“致命美人”（femme fatale）的概念联系到了一起。
加百利·冯·麦克斯，《Abélard和Héloïse》，约1900年
然而，当人创作自神之形象的神秘屏障终于褪去，人在世界的位置被重塑。人与其他动物有何区别？该如何面对我们身上的人性与动物性？对此，艺术家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在“以猴为镜”的章节中，达尔文追随者加百利·冯·麦克斯（Gabriel von Max）的一系列画作赋予猴子形象丰富、细腻的情绪刻画，以此表现人与动物在情感、心理层面的相通性。
进化学说的拓展推动了胚胎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发展，相应的，艺术家们得到越来越多元的灵感。象征主义者们通过回顾神话与艺术史中的半人半兽生物——怪物、混血儿、半人马、牛头人与海妖等，从变形美学的角度来探讨人性与动物性共存的主题。奥迪隆·雷东（Odilon Redon）在1883年出版名为《起源》的版画集，想象物种演变直至人类的过程：独眼人头从黑暗物质中觉醒，身体介于人与动物之间的混合生物凝聚了痛苦的张力……
奥迪隆·雷东，《起源》（部分），1883年
另一方面，库尔贝、克里姆特等试图揭示母性的秘密；蒙克出于对遗传精神疾病的恐惧而聚焦进化的阴暗面。展览中，策展人选择将库尔贝的《世界的起源》(L’Origine du monde, 1866)——第一幅由重要艺术家创作、将对女性私处的刻画提神至艺术高度的作品——与雷东的《海螺》（La Coquille, 1912）并置。库尔贝和达尔文一样认为美与性直接关联，美的概念不再是超然的而是自然的，性代表自然之美当然可以被表现。四十多年后，《海螺》为美的概念与美与性的关系加入了象征的维度，画面中的巨大海螺形象同时映射了女性私处与来自深海的生命之源。对面的墙壁上，蒙克的著名版画《圣母》（La Madone, 1895-1902）中，胎儿和一圈游动的精子围绕着画面中央幽灵般的女子-母亲形象；一旁，高更的木刻浮雕《要神秘》（Soyez Mystérieuses, 1890）呼应了生命起源的神秘一面。
库尔贝，《世界的起源》，1866年（左）；雷东，《海螺》，1912年
蒙克，《圣母》，1895-1902（左）；高更，《要神秘》，1912年（右）
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是达尔文理论在欧陆极具影响力的推广者与发展者。他相信生命起源于无机世界，也和歌德一样认为自然在多样化表面下有其同一性，在他看来“艺术是一个无意识的有机过程，大自然是艺术创造力的典范和先驱”。作为艺术家的海克尔痴迷于表现自然界中最简单的生命形态，创作下了一系列表现水母、浮游生物的绘画，这些作品启发了1910年摩纳哥海洋博物馆的建筑与装饰设计。
奥赛博物馆“世界的起源：19世纪自然的发明” 现场
1900年起，雷东开始远离过去的黑暗风格，转而拥抱色彩。他为多曼希城堡（château de Domecy）创作的一系列大型装饰组画被“花朵、梦境之花、想象中的植被”所覆盖，大自然中连续不断的变形是他的灵感源泉。与雷东温柔的金黄色作品呈对比的是莫奈的两幅《睡莲》。晚年安居吉维尼小镇的印象派大师持续与自然进行对话，睡莲系列中，莫奈剖析了自然作为形态创造者的惊人能量，并暗示了其隐匿的抽象性。
奥赛博物馆“世界的起源：19世纪自然的发明” 现场
然而，面对进化论，一些艺术家拒绝接受人的自然属性与科学主义，并希望扭转这个世界过度朝向唯物主义的发展。十九世纪后半叶，通神学与人智学等神秘主义理论的流行，伴随并推动了抽象艺术的诞生。康定斯基、蒙德里安、库普卡、希尔玛·艾夫·克林特（Hilma af Klint）等艺术家在他们的抽象画中表达了对自然万物精神属性的理解。在展览的尾声，这些作品与雷东的装饰画和莫奈的睡莲一起环绕着参观者，似乎有意复原了世界大战前最后的宁静。
洛朗·格拉索影像作品《人工》与展览进行对话 © Musée d’Orsay, Sophie Crépy
走出展厅，在博物馆标志性的中央雕塑长廊尽头，法国艺术家洛朗·格拉索（Laurent Grasso）受邀创作的大型视频作品《人工》（Artificialis）与展览进行对话，他利用图像转换技术和气候工程学资源，构架了一个不同时间线相交的世界，在那里沉睡前年的古老细菌从融化的冰层中出现，并给予许多常被忽视的自然景观图像以全新的张力。
自然具有抚育与毁灭的两面性，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不断深入，对自然的索取与毁坏似乎也越发失去节制。在重新思考生物多样性保护、人与自然关系等问题时，“世界的起源：19世纪自然的发明”展览帮助我们重拾了几个世纪前的画家、诗人、学者们面对自然之美时的惊叹。在艺术与科技、艺术与生态的关系愈发紧密的当下，奥赛博物馆试图通过回望历史以启发现在，并为未来的挑战与机遇提供新的思考角度。撰文/马君怡
*若无特殊标注，本文图片来自奥赛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