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从位于北京酒仙桥红霞路13号的红霞影剧院出发，步行至位于酒仙桥路4号798艺术区的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后简称UCCA），大约需要40分钟。沿路所及，会首先经过上个世纪50年代建起的红霞路社区，与人们通常认知的小区编号不同，这里是由六街坊、七街坊、十街坊、十一街坊等名称的灰色三四层建筑群构成的田字格状社区。
红霞影剧院，图片来源：TANC
然而几分钟后，跨过并不宽阔的坝河，是2012年拔地而起的星级酒店东隅、购物商场与办公楼构成的综合商业项目颐堤港（INDIGO）。向前延伸，道路左右的建筑以同样浓缩相隔半个世纪时空的方式两两对应，这宛如一个切片呈现着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现状。
2015年，已从自己成长的广州移居至首都北京数年的艺术家曹斐，在这里与已关闭红霞影剧院首次相遇，此后数年，这里作为一个项目空间、一个研究对象，成为她最新系列“红霞”的灵感来源，科幻长片《新星》、纪录片《红霞》、出版物《红霞》、虚拟增强现实作品《永不消逝的电波》等诸多成果，融合着现实、历史与科幻，从多维度展现着这片社区的前世今生及未知的未来。
曹斐，艺术家肖像，图片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摄影：Stefen Chow。
2021年3月11日，“红霞”项目作为曹斐在中国大陆举办的首次大型回顾个展“时代舞台”的组成部分，呈现在北京的观众面前。“这次其实是一个非常全面，又很强烈的、毫无保留的整体呈现，因为本土美术馆的空间体量足够大，制作环节也很充足，基本上是按照艺术家比较完整的想法去尽可能去配合实现的。”曹斐在接受《艺术新闻》采访时说。
如其所言，“时代舞台”分为“南方游戏”“都市乐园”“车间内外”“另类实境”四个部分去呈现曹斐过往二十年的创作，却并非完全依照时间线索排布。展览现场搭建为上下两层，从左至右的物理空间串接的是来自1950年代的“红霞”、90年代的广州街头广场，颇具广州本土特色的凉茶铺、大排档，还有单人卡拉OK厅。在凌空搭建起的二层空间中则是属于21世纪的《亚洲一号》《人类几乎》等影像和增强现实作品，眼光投向的是未来。曹斐希望这是一个纵深的空间，观众不会感觉是穿行在展览中，而是穿行在城市的一角，可能是工厂、车间或电影院。
曹斐和田霏宇在展览现场，图片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摄影：Stefen Chow。
“我们完全给了最大力度的支持，这是疫情后的第一次大展。它是一个沉浸式的体验，走进大展厅就是进入了曹斐的世界，里面嵌入了她大部分重要的作品，每个部分都集中在某一个时间段，但是又跨越了它的整个线索，我们策展团队就有四个人，组织团队包括设计师、执行者等等，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集体工作。目的就是两个——学术梳理与观众体验。”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兼CEO田霏宇（Philip Tinari）告诉《艺术新闻》这个展览的空间由Beau Architects设计，而内容的探讨可以追溯至2015年，红霞社区与798艺术区的关系始终是他们的出发点，多年的酝酿终于迎来这样一个合适的契机。
反向列车载来时空琥珀——“红霞”
红霞空间展览现场图，图片来源：TANC
循着满墙巨幅电影海报，推开贴有“红霞俱乐部”字样的门，工作人员便背靠着“星河灿烂 人间影画”字样立于服务台前，每天四个时段会在影院内放映整个“红霞”项目的核心作品《新星》，讲述一个跨越时空的儿子寻找父亲与归家之路的故事。“时代舞台”中复原的红霞影剧院简直令人身处在一个凝固的时空琥珀中。
在四周复古绿白墙漆的映衬中，在两侧盘桓的楼梯间上下，1959年国营北京有线电厂生产的电话总机（55型）、1958年苏联生产的X射线辐射探测器、来自红霞影剧院的七联排折叠式电影椅、电影《新星》（2019）场景一角及电影拍摄时使用的宇航服等，连同展柜中丰富的照片及文献资料给人奇异的穿越感。“很多都是我父母那辈的东西”一个年轻的观众说道。
红霞空间展览现场图，图片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摄影：Stefen Chow。
“今天展览的这个红霞空间，你看到的每一张电影票、每一张照片，每一个物料几乎都是我初到这个空间时不存在的。”曹斐说红霞影剧院如同一列反向的列车，冥冥中选中了她，吸引着她去追回从新中国成立之前到今天的所有历史痕迹，时间跨度如此之大的项目是她过往的创作中所没有的。“从第一天起，作为一个个体，我为什么那么容易在这个时代的缝隙中，进到这个空间中，它一定有故事要说，果然就给我挖到它背后的历史的重要性，电子工业的历史、新中国的历史。”曹斐说布展期间看到自己第一天进入这个空间的照片，感触良多，那张黑白照片中的自己还是瘦瘦的，眼前布满灰尘几乎空无一物，那时对空间未来的憧憬而今已化为一个献礼。
在上世纪50年代苏联的科技援助下，酒仙桥地区曾被发展成当时发达的电子工业园区，北京有线电厂（国营738厂）、北京电子管厂（774厂）、北京第三无线电器材厂（798）等以数字命名的工厂，连同工人宿舍、职工影剧院、舞厅等相关福利设施的建立构成了完整的生活体。电话交换机、电子元件、电子设备，甚至中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都在这里产生，直至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这些工厂开始衰落，分别改组转型。红霞影剧院周遭的居民区也随着2008年奥运会等的来临面临拆迁，国企单位遗留的下岗工人问题、集体住宅的问题，拆迁一直被无限期延迟，导致这个电影院也停滞在这里。
《NOVA》展览现场图，图片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摄影：Stefen Chow。
“任何单一媒介都无法去完整地去说清楚红霞到底是什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出版物，要把东西落在纸上。《Nova》（《新星》）电影其实是在浸泡完这个项目以后，从艺术家角度所需要的重述。《红霞》纪录片的现实时空是循着口述史的轨迹，一个纪录片对于我来说不足够，我的作品的强项其实是要从现实时空拉到一个虚构的时空，反过来这个虚构的时空是能够映照到现实的，甚至是未来。”曹斐说“红霞”的“霞”让人们看到一种光明，但是它又飘荡着历史的惆怅，这个项目的“虚”和“实”都那么重要，也就需要多线来交织，出版是一种记录，也是一种现实。因此她把这个项目说不尽的东西通过虚拟现实等多种媒介呈现，让未来的观众、今天的观众回到过去，通过这个时空门重新体会这个空间为何物。
时代映射——工厂内外的“乌托邦”
从《谁的乌托邦》（2006）到“亚洲一号”（2018）再到“红霞”项目（2015-2021），曹斐的创作从广东佛山的欧司朗工厂、到京东物流位于上海和昆山的“亚洲一号”仓、再到北京有线电厂（国营738厂），均与工厂有关。“无数的点状勾连了我们现在生活样态中的这些工厂，后台工厂、内循环化的工厂，它指引到今天成为国民生活的基础设施，‘红霞’是倒推工业时代的工厂，三个工厂的篇章，每个都不一样，却都有联系，时间跨度也不仅仅是二十年了。”曹斐说。
曹斐，《谁的乌托邦》（静帧），2006年，单频录像，20’。图片由艺术家、维他命艺术空间及Sprüth Magers提供。
2006年，曹斐独立完成的《谁的乌托邦》在本次展览中被整齐堆放的纸箱所包围，作品记录下工人们在设备整齐划一的车间里跳舞、弹吉他的影像，在仓库过道跳孔雀舞的18岁女孩林爱玲等角色令人印象深刻。在这部作品中，曹斐试图探索珠三角工厂里那些参与到国际劳动分工中的年轻工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如何获取新的生活经验和意义。也是从这一件作品起，她的视角从实验性、个人化转换为今天中国激烈的现实与现场。在她看来，2003年与欧宁、“缘影会”合作的《三元里》对她的创作方式而言是一个重要转型，也影响了后来创作中的研究方向。
曹斐，《亚洲一号》（静帧），2018年，单频录像，63’20’’。图片由艺术家、维他命艺术空间及Sprüth Magers提供。
本次展览中，在中国首次展出的《亚洲一号》（2018）和《11.11》（2018）两件作品是曹斐深入互联网购物产业的核心的结果，它们共同构成了她在互联网电商企业京东仓储和物流基地拍摄完成的“亚洲一号”项目，前者作为一部虚构电影，讲述了在京东智能设备控制的亚洲一号仓库内，仅有的两名男女员工之间充满未来感的爱情故事；后者则以纪录片的形式展现了“双11”购物节前后，京东物流各部门超负荷运作的场景。
关于城市化的议题贯穿着曹斐的创作内容，却无法进行线性分类，“另类实境”板块中的作品、“人民城寨”项目（2007-2011）、《Nova》（《新星》）、《永不消逝的电波》，它是一个跳跃性或阶段性不断浮现的主题，在不同的作品间不断地返回、重现于不同的时期。“除了从地方、南方到一个更为辽阔的中心化地域的议题，更宏大的一个历史深度的纵向，从这个展览也可能也看到一个个人的小火花、小实验，嘣嗒嘣嗒的。在《失调257》里面有挣扎、有后生无畏，然后慢慢又有的放矢，去到一种相对情感化又内敛的，并入他人历史、反身自己的角度的创作。这种扩张越往前就包含得越多，背负得越多，融入得也越多。”曹斐在采访中这样总结道。
“误闯”当代艺术——她从南方来
每个进入UCCA主展厅的观众，都会被主舞台的巨大屏幕所吸引，迈上台阶，经过喷泉水池，浮现的却是一派“渣画质”的景象，那是曹斐1995年就读于广州美术学院附属中学期间，为学校的元旦文艺晚会参与表演的项目《星星之火Ⅱ》，夸张幽默的小品片段转自低画质的录像带，犹如媒介考古般挖出曹斐舞台（stage）影像的源头。
UCCA主展厅现场图，图片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摄影：Stefen Chow。
展览现场图，图片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摄影：Stefen Chow。
大荧幕下的多张圆桌前，摆放着《校园狂想曲之二》（1997）《失调257》（1999）《链》（2000）《三元里》（2003）等作品供人观看，这种铺面而来的广州气息与《锦绣香江》、阿珍茶铺共同形成了“南方游戏”部分。尽管曹斐是雕塑家的女儿，又成长在艺术的环境中，最初却觉得与自己无关“因为我年轻，我在关注我的电影，关注流行文化、大众文化，我做我的舞台剧”曹斐说，她曾经追过的明星、看过的漫画、听过的卡带都在本次展览中集中呈现出来。
如果说陈侗、侯瀚如等通过《失调257》为曹斐领路，让她“误闯”了当代艺术领域，作为创作上转折点的《三元里》则令曹斐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基础。《三元里》是应邀为第50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而创作的实验纪录片，以缘影会名义制作，采取个人创作与群体协作相结合的制片方式，展开对广州城市化进程和典型城中村三元里的拍摄和研究。“当时跟欧宁和‘缘影会’这个民间独立观影团体一起，学习了很多影像、独立电影等。那时候DV又便利，每个人都能够搞到一台手持摄像机。千禧年初也是独立影像的时代，DV甚至被称为解放了影像，颠覆了大工业电影，所以那个时候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来进行田野式的拍摄，了解历史和今天，所以拿起相机去记录我们眼下”曹斐说当时的边拍摄边学习研究的方式影响了她后来创作的诸多方面，与社区、居委会、居民等每一个拍摄对象的联系工作，拓宽了原本舞台剧的视野，集体化工作的方式也让她感受到研究性方向的重要。
展览现场的《三元里》，图片来源：TANC
2005年的《珠三角枭雄传》即使是以幽默荒诞的舞台、戏剧的面貌出现，但前期所包含的，曹斐对珠三角的研究、调研、历史、典故等，都在作品中得到转化。“南方性的艺术，有时候它可能不在游戏规则里面或者无视这个体系，所以它会让艺术家的作品游移在体系的内外，这个也是为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的非标准化”她总结道。
历史的出口和那些“普通人”——他们在发光
在曹斐的眼中，无数普通人构成的都市混合着历史空间，面对疾速加剧的城市化。2004年，她在纽约PS1大厅看到了道格·阿提肯（Doug Aitken）的四屏影像作品《Interiors》（2002），领悟到捕捉当代人的那种现实感的状态的重要性，感动到流泪。因此，可以看到在《角色》（2004）中，除了装扮后的年轻人白日梦、打游戏、在城市空间里奔跑行走的情景，也有最后回归家中的那个状态，那是最动人和柔软的部分。
2003至2006年的“嘻哈”项目，以曹斐喜爱的嘻哈文化为媒介，先后邀请在中国广州、日本福冈、美国纽约生活的形形色色的人，他们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却在熟悉的生活或工作场景中随着嘻哈节奏舞动，在音乐和舞蹈中暂时脱离现实的烦恼。
展览现场图，图片来源：Vera Yu
《谁的乌托邦》中跳孔雀舞的女孩林爱玲，现已成为珠海一个文化创意产业园的负责人，至今仍与曹斐保持着联系，也期待着她到珠海办个展。“可能是历史的巧合和艺术家一种先天性的感知、敏感”曹斐说回望自己抓起DV机的时候并未意识到已进入DV机的浪潮之中，而这种波动与时代相连，一如她也并未意识到这个普通的年轻女工会成为一个“飞出”工厂的人，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梦。
曹斐，《谁的乌托邦》（静帧），2006年，单频录像，20’。图片由艺术家、维他命艺术空间及Sprüth Magers提供。
本次展览中出现的早期作品《牛奶》（2005），所拍下的阿明后来成为了广州一个非常出名的草根人物。但2000年的阿明只是一个在夜生活的大排档中串场的炒田螺者，“你买他一碟田螺他就给你卖唱，有非常独特的唱歌语言，甚至有跨性别的表演，当时只是普通的草根人民之一，直至后来互联网的兴旺把他变成一个市井的传奇人物，甚至媒体把它变成广州的另外一面的名牌。”曹斐说最近还在想，为什么阿明会火，当时为什么要找他拍，“我觉得他是发光的，他吸引着我，事实证明，他后来就是发光了呀。”
展览现场图，图片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摄影：Stefen Chow。
默默伫立在路边的红霞影剧院在曹斐眼中与阿明有相似之处，“当你发现它，起码它在作品里是有光彩的。尽管他们都是默默的存在，但就是有一种光，直到你将他点燃，我不想神话这个东西，但这是一种爱。”本次展览还会请来738厂的老工人登入“时代舞台”进行文艺演出，“有唱的、有说的、有跳的，有会讲故事的，都变成了一台戏，这是我们目前计划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空间要呈现的”曹斐说她们在做调研的时候，甚至找到一首名为《酒仙桥之夏》的原创歌曲，来自街区中的一个工二代居民，而展览现场也有红霞卡拉OK的单人包厢供观众重唱老歌。
曾经在红霞影剧院工作过的员工合影及展览现场陈列的时代记忆，图片来源：TANC
“我觉得他们都是爱这个空间或者爱那段时光的，当然工二代说到父母下岗这一段的转型后惆怅就来了，但过去的生活和集体回忆还是开心的，让他们来唱，作为那一代的集体，我觉得这是一种尊重。”曹斐说。
正如田霏宇所说，曹斐的作品所展现的不仅是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时代变迁，也深刻的记录下了在变迁过程中的“人”。也正是这些具体的个人情感和表达，才是“时代舞台”最终没有成为时代工厂的流水线，最终这里上演的是这个时代中人的忧伤和希望，失落与找寻。
过去与未来中涌动的情感，一个孕育着艺术家族的“母亲”
工程繁重的展览搭建过程中，曹斐不断收到来自曾经的工作伙伴乃至一起参与过项目的“孔雀舞”女孩林爱玲等人的回应。浩大的工作量、深入的研究与创作密度之外，在这个大型个展中，你可以感受的是高投入的情感强度。
在展览开幕后的晚宴上，曹斐面对从四方来的客人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今天醒来的时候，就开始流泪，我想就让眼泪流光吧，白天就不再流眼泪了”。
展览现场的《HX》出版物，图片来源：TANC
在“红霞”这个项目的进行过程中，她也不知哭过多少次，去年疫情期间项目的出版物完成寄到新加坡时，她因疫情隔离而无法回国，对着书足足哭了半个小时，“过去压的太沉重了”。
在展览构建的四个板块之中，隐藏的情感线索涌动在每个部分的内容里，这里埋藏着“无数的感情故事” ，Second Life里 China Tracy失落的爱情和复得的亲情，《Nova》中苏联女专家与中国科学家无果的感情、父子关系等等。“这就是我另外的一个未被尽数的成因。城市化、社会变迁太庞大了，艺术家创作这个面向上，对于我来说就是情感的饱满。”
研究的密度、创作的强度与情感的浓度，借助文献、影像乃至虚拟现实媒介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穿梭，让曹斐“复刻”的“时代舞台”来自于现实，又不止于现实；这些“故事”和故事中人物命运来自于中国，又在从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到伦敦蛇形美术馆的巡展中，激发起不同地方观众的内在共鸣。
这个当年从南方玩着Cosplay和嘻哈闯入当代艺术圈的神奇少女，在现实中，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也在不断的找寻与创作、承担与突围中，成为了孕育一个接一个新艺术生命的“母亲”。我们在“时代舞台”中看到和感受到的庞大的作品群构成的曹斐艺术“家族”，未来还会孕育出怎样的艺术生命？
展览现场Artist Room中曹斐的“少女时代”，图片来源：TANC
曹斐说完成这个展览后，她会复归到路人的角色，让红霞影剧院回到公共空间，自有它新的历程和命运。这个空间凝聚着太多的历史与个人情感，“红霞”是艺术家创作的凝结，而这趟时光列车承载的“时代舞台”属于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采访、编辑/叶滢，撰文/孟宪晖）
傍晚的红霞影剧院，图片来源：TANC
曹斐：时代舞台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展至2021年6月6日
*若无特殊标注，本文图片均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曹斐工作室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