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全球性新冠疫情爆发带来的停滞与创痛中，艺术的角色在过去一年以来被不断质疑和反思。而艺术对于历史的重新书写和对现实政治的介入，已经从文化的潜流成为新的主流力量。从殖民主义到性别认同，艺术对政治的介入愈发主动，对政治表达的意愿也愈发强烈。无论是深度拓展对不同时代女艺术家创作和实践的理解，还是将被历史淡忘的达达艺术先锋重新带回公众视野，女性艺术家在今年也获得了她们应得的关注。
在这个每时每刻都令人眼花缭乱的当下，回望古典或许能让我们从中脱身，更清晰地认识现实且更平和地与世界和自我共处。疫情让个人与他者的关系发生转变，延展了距离凝固了空间，我们该如何适应这份处境？艺术如何介入历史的重新书写？今年的这些展览也许会给予我们解答。
社交媒体的盛行让我们对政治与舆论的互相操控并不陌生。历史究竟由谁书写？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展览“尼禄”(Nero)聚焦的虽是约两千年前的历史，但通过重评尼禄皇帝(公元37-公元68年)的恶名，它所揭露的政治与舆论的关系却显得格外有现实意义。作为最臭名昭著的古罗马皇帝，尼禄究竟真是历史书上写的那个弑母的疯子？抑或广为流传的对他描述是古代“媒体谣言”的例证？“我们自认为对尼禄的了解大多基于非常公开的敌对文本，这实在让人惊讶”，展览的策展人托斯滕·奥珀说，“最终一种针对性的、非常敌视的精英观点赢得了胜利”。展览以尼禄的生平和统治为线索，探讨关键事件背后的驱动因素以及后人如何看待这些事件。“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揭露老生常谈的‘怪物’背后藏有一个‘好’的尼禄，而是要表明当时存在着大相径庭的的观念和叙述”，奥珀表示，“历史会被操纵，我们需要了解它为什么以及如何被操纵”。
尼禄（Nero）皇帝或克劳狄乌斯（Claudius）黄铜头像，约公元一世纪，图片来源：大英博物馆
去年一场遍及全球的疫情搅乱了无数人旅行的计划。自工业革命以来，旅行从未如此艰难。当我们的生活半径被缩短到家与超市两点一线，当回国的机票一票难求，远方对于习惯于旅行的现代人突然变得不再理所当然。英国国家美术馆在疫情期间大举筹备的展览“丢勒之旅：一位文艺复兴艺术家的旅行” (Dürer’s Journeys: Travels of a Renaissance Artist）也帮助我们重新思考旅行的意义。在那个旅行困难重重、充满危险且花费不菲的时代，德国艺术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1471-1528）却很少停滞在一个地方。他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横跨欧洲，不仅如饥似渴地收集想法和技术，还与其他艺术家和客户建立联系，稳步地将自己作为当时最具创新精神的版画家的名声传播开去。展览将首次探讨他到意大利和低地国家等地的游历对其创作的走向及其广泛影响的重要性。国家美术馆副馆长苏珊·福斯特(Susan Foister)认为“他不断求知探索的好奇心开启了与欧洲北部和南部艺术家的卓有成效的交流。”展览将包括丢勒在旅行期间用银针笔画的风景、植物、动物和人物的小幅速写，其中许多作品将是首次在英国展出。
丢勒，《群医中的耶稣》（ Christ among the Doctors），1506年，图片来源：英国国家美术馆
在德国德累斯顿古代大师绘画陈列馆（Gemäldegalerie Alte Meister）举办的“维米尔: 映像”(Vermeer: On Reflection)中，一幅“新”作即将亮相。陈列馆所藏的名作《窗前读信的少女》(Girl Reading a Letter at an Open Window，约1659年)最近在被修复和清洗后，浮现出了一幅画中画。这幅描绘丘比特的隐藏画作在四十年前曾被X射线检测到，但它的复绘一直被认为是维米尔本人所为。然而最新研究指出，它在维米尔去世很久之后才被涂盖。2017年起修复师们开始小心翼翼地去除画上的层层油彩，让隐藏了250年的丘比特重见天日。
维米尔，《窗前读信的少女》，约1659年，图片来源：德国德累斯顿古代大师绘画陈列馆
去年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了一场席卷世界的政治运动。反种族主义的示威者们在伦敦和布鲁塞尔等地将一座座殖民者和奴隶商的雕像推到。艺术家们也纷纷走上纽约、洛杉矶、底特律等地的街头并在墙上涂上“Black Lives Matter”的涂鸦和标语。被推上风口浪尖的不仅是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艺术在这场运动中的象征意义和参与性也扣问着艺术和艺术家的责任：究竟应该为谁树立纪念碑？艺术到底该为谁发声？艺术又该如何进行政治介入？在今年的展览中，从重思“奴隶制”到“酷儿”(Queer)文化，艺术的政治表达愈发强烈。
《大都会》，Leigh BOWERY，1988年，材料： 棉，人造丝，皮革，亮片，金属，油漆。
继伦勃朗之家博物馆在去年举办“伦勃朗时代的黑人”（Black in Rembrandt’s time）后，又一荷兰博物馆将对荷兰及欧洲的殖民历史进行探究。荷兰国立博物馆的展览“奴隶制”（Slavery）会呈现横跨四大洲的250年殖民历史，涵盖跨大西洋和印度洋的奴隶贸易网络。展览将围绕十个人的生活故事展开，包括奴隶、奴隶主和反抗奴隶制的人。语音导览中的内容将囊括口述历史、歌曲和与这些人物有“亲身关联”的人的叙述。荷兰国立博物馆的历史主任瓦利卡·斯莫尔德斯(Valika Smeulders)希望这会有助于观众沉浸在奴隶制的“情感与人性体验”中。140件展品既包括用于束缚被奴役者的脚铐和种植园的工具，还有与掌权者有关的奢华物品，如伦勃朗为糖业大亨后裔和他妻子所绘的肖像，以及荷兰西印度公司赠予威廉四世的金盒。
“奴隶制”展览金盒展品
从嘲讽消费主义的“我买故我在”, 到呼吁女性身体自主权的“你的身体是一个战场”，美国观念艺术家芭芭拉·克鲁格以结合了文字与图像的直言不讳的政治拼贴画著称。将在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和洛杉矶郡立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克鲁格回顾展囊括了她过去40年的作品，探讨了她在推进女权主义文化批判方面的角色。展览包括拼贴画、装置、视频和艺术家80年代创作的甚少曝光的作品。另外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中庭也计划同期展出一个相关的特定场域装置。克鲁格在艺术生涯早期经常出现在街头进行干预，在公共场合挥洒大胆的箴言。在芝加哥展览同样将蔓延到博物馆之外。人们在广告牌、公交车和公共交通票据上都能看到克鲁格的作品。但据博物馆发言人称，因新冠疫情导致的美国博物馆闭馆可能会将展期推迟。
芭芭拉·克鲁格回顾展展览视觉设计
澳大利亚机构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酷儿主题展览将从国立维多利亚美术馆的藏品中挑选出约300件跨越不同时代和文化的作品。美术馆馆长托尼·埃尔伍德(Tony Ellwood)称其将“以令人惊讶和发人深省的方式诠释酷儿的概念和故事”。展览“酷儿”(Queer)将拥抱其主题的多面性和无定形的界限，对什么是 “酷儿”不设一成不变的定义。有些是酷儿艺术家的作品，如开创性的已故澳大利亚行为艺术家李·包威(Leigh Bowery)的《大都会》(The Metropolitan，约1988年)。他将花缎礼服与面罩、头盔和一双迷彩印花皮手套搭配在一起。还有一些作品记录酷儿及其历史，比如庞奇·霍克斯(Ponch Hawkes)的《无题(两女子拥抱，“乐同性之好”)》[No title (Two women embracing, ‘Glad to be gay’)，1973年]。这件作品呈现了两个女性在同性解放活动中相吻。
2019年费顿（Phaidon）出版社发行的《伟大的女艺术家》一书针对琳达·诺克林（Linda Nochlin）1971年提出的”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的质问，收录了400个女艺术家的名字。并非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而是历史从来对伟大有着狭隘的定义——以至于女艺术家们被低估、忽视甚至遗忘。近两年来艺术机构愈发注重对女性艺术家的再发现与再评估。从巴洛克时期的阿尔泰米西娅，到现代主义时期的包豪斯女孩儿，超现实主义先锋如多萝西•坦宁和列奥诺拉·卡灵顿，再到达达主义女性艺术家苏菲·陶柏-阿尔普，女性在艺术史上的角色与地位在一次次的深入探讨中被正视与承认。另外即使是如乔治亚·奥基弗和草间弥生等享誉盛名的女性艺术家，对她们艺术理念和实践的理解仍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
《伟大的女艺术家》，图片来源：Thames & Hudson
近两年来的展览逐一宣告朵拉·玛尔不再只是毕加索的情人，李·克拉斯纳不再只是波洛克的夫人，而即将举办的苏菲·陶柏-阿尔普回顾展也让我们认识到这位极具开创性却常被忽视的达达主义艺术家不再仅是艺术大师让·(汉斯)·阿尔普的妻子。展览将从巴塞尔艺术博物馆启程，随后前往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最后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落幕。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策展人安·厄姆兰德(Anne Umland)表示，展览旨在呈现陶柏-阿尔普如何 “通过她对创新和试验的坚实承诺 ”对抽象主义的历史做出贡献，以及她如何推动我们“对抽象主义内涵的理解”。陶柏-阿尔普学习过纺织设计、舞蹈和应用艺术与工艺，之后成为苏黎世伏尔泰酒馆(Cabaret Voltaire)的核心人物，与阿尔普和其他达达主义的著名人物如特里斯坦·查拉(Tristan Tzara)、让·科克托(Jean Cocteau)和马赛尔·杜尚等合作。20世纪20年代中期，陶柏-阿尔普建立了她标志性的构成主义风格，创作了一系列充满活力的作品，包含了对宇宙象征符号和崇高性的暗指。本次展览将包括约400件作品，从她早期的建筑和室内设计委托开始，以1943年艺术家意外去世前不久创作的抽象线描作品结束。
Lignes d’été，苏菲·陶柏-阿尔普，1942年，照片来源：巴塞尔艺术博物馆
2014年乔治亚·奥基弗的《曼陀罗花/白色花朵一号》(Jimson Weed/White Flower No.1，1932年)以4440万美元的价格落锤，成为了女性艺术家在拍卖会上售出的最昂贵的画作。很难想象我们哪怕对奥基弗这样一位享有盛名的女艺术家的了解尚不充分。尽管美国已对奥基弗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欧洲对她的研习仍为数不多，这也让我们忽视了美国之外的因素对奥基弗创作的影响。如今一场规模宏大的展览将为欧洲多个国家的观众提供了解这位美国现代主义先驱生平与创作的契机。展览将率先从马德里的提森-博内米萨博物馆揭幕，然后前往蓬皮杜艺术中心和贝耶勒基金会博物馆。策展人玛塔·卢兹·德·阿尔伯(Marta Ruiz del Árbol)表示：“能有机会在三家植根于欧洲现代主义历史中的机构对她进行分析，让我们得以将她的作品置于全球语境内讨论。”这次展览还能让博物馆们“从欧洲的视角来看待乔治亚·奥基弗这一格外美国的现象。” 鉴于这是她的作品首次在这三个城市如此大规模地展出，策展人选择了约80幅画作以提供看待奥基弗漫长职业生涯的广角。提森-博内米萨博物馆拥有五幅奥基弗的画作，是美国以外藏有奥基弗画作最多的机构，也对她的个展筹划已久。奥基弗曾在20世纪50年代两次前往西班牙，这个展览也标志着她的回归。
New York Street with Moon, 乔治亚·奥基弗,1925年
另一位艺术明星草间弥生的创作生涯也将被深度挖掘。今年春天在柏林马丁·格罗皮乌斯博物馆举办的草间弥生回顾展上，她艺术生涯最关键的展览中的八场将被重新呈现。这些展览在1952年至1983年期间举办。对这八场展览的重现将揭示她对空间的运用如何演变，以及她在70年的职业生涯中如何利用多种媒介。除了为此次展览特别打造的全新的无限镜屋，展览还将回顾较少为人知的早期作品还有公众知之甚少的她在德国和其它欧洲国家的艺术活动。这些作品包括纸上油画《尸体的堆积(失格帘间之囚)》(1950年)、让人联想到她的朋友安迪·沃霍尔作品的一幅美元假钞拼贴画《无题》(约1962-63年)，以及她裸体公开表演的记录，如1968年在布鲁克林大桥上以反战为目的的裸体表演行为。这将是草间弥生在德国的首次回顾展，也将于秋季前往特拉维夫举办。与此同时，两个无限镜屋在去年因疫情而推迟后，终于将在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开幕，展期一年(3月29日至2022年3月27日) 。
Infinity Mirror Room–Phalli’s Field，1965年，图片来源：马丁·格罗皮乌斯博物馆
艺术界对女性艺术家的重新考量和承认固然可喜，然而目前受关注的女性艺术家多生活创作于西方社会与语境中。草间弥生的作品虽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日本传统文化与元素，但她在三十岁之前就移民美国并成名于西方，许多创作也扎根和回应西方的政治思潮与社会现象。主流艺术界能否在逐渐打破性别壁垒之后，突破地域和种族壁垒，将目光愈发投向非洲、拉美、亚洲等地的女性艺术家呢？撰文/赵文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