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年前，一艘由阿拉伯地区制造的商船，由西亚的波斯湾沿岸出发，一路穿越阿拉伯海途经印度，横跨孟加拉湾路过东南亚，最终进入南海一路北上，沿着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航线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这艘传奇商船的航线串联起了西亚、南亚、东南亚与东亚，证实了9世纪的亚洲各地广泛存在的繁荣国际贸易；其上的船员构成更彰显了9世纪整个亚洲息息相通的文化交流——船上有阿拉伯地区制作的玻璃瓶、爪哇风格的铜镜与中国人使用的石砚，说明船上不仅有船只制造方与出发地的阿拉伯人，还有来自中国与东南亚的商人或水手。
上海博物馆“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序厅©上海博物馆
这艘船的考古发现与出水文物正是上海博物馆“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的主题。1998年，这艘千余年前的商船在印尼海域一块黑色礁石旁被发现而得名“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上满载着来自中国的货物，表明它曾顺利抵达航程终点并售完了出发时携带的商品，正行驶在返航途中，却不幸因风暴或触礁沉没。岁月仿佛在这艘沉船上凝固了，丰富的大唐珍宝更向世人全方位展现了9世纪的唐代社会与手工业发展情况——货物的产地遍布了中国南北，有河北产的邢窑瓷器、河南产的巩义窑瓷、湖南产的长沙窑瓷器、江苏产的扬州铜镜和金银器、浙江产的越窑瓷器、广东产的瓷器和八角香料……
展览名称中的“宝历”，取自“黑石号”沉船出水的一件长沙窑青釉褐彩纪年碗外壁的一行阴刻文字“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宝历，是唐敬宗李湛（809-826年）的年号。宝历二年，即公元826年。由于外销瓷一般会在制作出来后尽快出售，因而船上货物的制作大致就在宝历前后。
唐·长沙窑青釉褐绿彩“宝历二年”铭花草纹碗，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有趣的是，在新世纪里，似乎命定般，这艘船再一次将东亚、东南亚和西亚连接了起来。从1998年沉船在印尼海域被发现，到2005年沉船出水文物入藏新加坡；从2010年阿曼模仿“黑石号”制造的“马斯喀特之珠号”（The Jewel of Muscat）驶抵并正式赠送给新加坡，再到2020年“黑石号”出水的168件/组文物现身上海博物馆，历史仿佛从未走远。
上海博物馆“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展览现场©上海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宝历风物”展览，是“黑石号”上的这批海外唐代文物精粹首次集体重回故乡、亮相中国，也是2020年全球在遭遇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国内推出的首个古代艺术方面的国际合作展览。在种种机缘巧合下，这一展览无疑吸引到了社会各界的巨大兴趣与关注。
01
沉船文物与开放包容的大唐风韵
唐代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不仅是帝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昌明、繁荣与强盛，更是它在文化上的自信与多元。而大唐这种对待外来文明的开放与包容，在“宝历风物”展览的文物中也可略见一斑。
“宝历风物”展览的第一部分“黑石号出水的陶瓷器”虽然列举了众多窑口的出土瓷器，但其装饰风格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代表了中国传统的单色釉审美的瓷器，包括了越窑、邢窑、广东窑和部分巩义窑瓷器。这些窑口生产的瓷器不加彩绘、偶见刻划装饰、往往仅凭釉色取胜，其中最著名、生产器物品质最高的无疑是陆羽在《茶经》中曾专程提到的“类冰类玉”的越窑、与“类银类雪”的邢窑，这两个窑口共同塑造了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在“宝历风物”展览中，同属青瓷的越窑、广东窑“比肩而立”，同属白瓷的邢窑、巩义窑也是“比邻而居”，让观众能够轻易发现不同窑口产品在釉色和器型上的差异。
唐·越窑青釉镂空熏炉，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唐·邢窑白釉把杯，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展览中的另一类瓷器则是充满异域风格的外销瓷器，包括了长沙窑、巩义窑青花和白釉绿彩器。无论是长沙窑碗内壁的摩羯、胡人等彩绘纹样，还是长沙窑执壶外壁的联珠纹彩绘及狮子、椰枣、胡人伎乐等模印贴花纹样，抑或是巩义窑青花和白釉绿彩器上的菱形花叶纹样，都具有浓厚的西亚、中亚地区风格。而鲜艳夺目的长沙窑红绿褐色彩绘、青花的蓝白配色、白釉绿彩器的白绿配色，更是中东地区所喜闻乐见的。在“宝历风物”展览中，这三个窑口的瓷器恰在第一部分的首尾两端集体陈列，让观众能够瞬间感知到外销瓷在装饰风格上的奔放与中国传统瓷器的内敛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情趣却同属一个时代，无疑是大唐对不同文化兼收并蓄的最好注解。
唐·长沙窑青釉褐绿彩胡人头像纹碗，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唐·长沙窑青釉褐斑模印贴花狮纹双系壶，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由于“黑石号”上的货物几乎都是中国出产的，因此上海博物馆为它的第一次“故乡之旅”找来了不少“兄弟姐妹”。上海博物馆结合自身馆藏，同时向国内9家博物馆或机构借展，几乎为每一件“黑石号”出水的文物都找到了同类对比物，大大丰富了观众对9世纪唐代社会生活与海上贸易的全面认识。
上左：唐·鎏金双鹤纹椭圆形银碗，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上右：唐·鎏金双雁纹椭圆形银碗，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下左：唐·西亚绿釉陶壶，扬州博物馆藏
下右：唐·波斯蓝釉双耳陶壶，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宝历风物”展览不仅荟萃了巩义窑唐青花、长沙窑外销瓷等瓷器，还云集了何家村窖藏、扬州和青龙镇等地考古出土的器物。在展览的第二部分“黑石号出水的其它器物”中，不能错过的便是“黑石号”沉船、陕西何家村窖藏、内蒙古吐尔基山辽墓出土的三件人物纹八棱金杯的“世纪会首”。
唐·伎乐纹八棱金杯，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辽·嵌松石錾花八棱金杯，内蒙古通辽吐尔基山辽墓出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唐·人物纹八棱金杯，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带有环形把的八棱杯的独特造型、八面上装饰的伎乐胡人、乃至金杯通体妆点的联珠纹，都是波斯萨珊王朝金银器的典型做法。八棱金杯在国内外的出土证明了，唐人制作的这种异域风格金杯，不仅对外销售，还占据了本土市场，广受国人欢迎。更有趣的是，当时的瓷器中也多见模仿这些外来金属器造型所制作的品类，如越窑海棠式碗、邢窑把杯等，而这些有着相似造型的金银器和瓷器都可以在此次展览中得窥真容。唐代诗人皮日休曾赋诗曰：“邢人与越人，皆能制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可见唐代本土瓷器的器型是以造型圆润丰腴、胎体轻薄为特色的，而从出土品来看，这些带有异域风格的瓷器造型也深受唐人喜爱，足见当时风气之开放。
唐·白釉绿彩贴塑龙纹花口碗，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唐·白釉绿彩贴塑鱼纹吸杯，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另外，在“宝历风物”展览的“绿釉和白釉绿彩器”单元中，还可以在几件碗内底与罐外壁看到不同于后世的、唐代特有的团龙与走龙造型。这些龙的形象威武雄壮、雍容华贵，其张开的龙嘴、蹬踏的龙爪更是孔武有力，给人一种不怒自威感。瓷器上龙的造型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了唐代蓬勃昂扬的气度。而几件白釉绿彩贴塑鱼纹吸杯，更是彰显了唐人的烂漫巧思。贴在吸杯边上弯曲圆管竟是中空的吸管，其底部会连通到吸杯中央小鱼下面的一个隐蔽开口，从而吸到杯中饮料。除了小鱼，“黑石号”出水的吸杯里还贴塑有鸭、龟等水生动物。想象一下，随着杯中的饮品缓慢饮完，下面的小动物便会从水里渐渐地露出来，多么有趣的场景！唐代吸杯的新颖创意与精巧构造，在今天仍会使人由衷赞叹！
02
文物背后的考古学伦理
博物馆观众对“黑石号”沉船比较感兴趣的，可能是这艘9世纪阿拉伯沉船本身的故事。这艘船板全部用椰综绳捆扎、船体仅仅由肋骨支撑等特殊的制造方式，及其出发地、目的地、途经国家、停靠港口等航行路线。而专业学者对“黑石号”沉船比较关切的，则可能是这批文物背后的考古学伦理。这艘船曾在印尼政府的许可下未经正规的水下考古发掘而被商业打捞、其出水文物随后也由该公司整体出售，这是与国际社会为保护水下文化遗产所达成的共识相违背的。
“黑石号”沉船文物，图片来源：http://patrimoniosubacuatico.net/
“宝历风物”展览对这两个问题都进行了解答。正对展厅入口处的影视厅内循环播放着“黑石号是一艘怎样的船”“黑石号的航行路线”“航线的两端：9世纪上半叶的两大帝国”“黑石号与唐朝中晚期的陶瓷贸易”等主题的科普宣传片，对“黑石号”沉船本身的情况、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均做了简介；影视厅右侧的“黑石号”复原模型、左侧的“8-10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更进一步对船体结构、及其航行路线进行了阐释。
上海博物馆“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展览现场“8-10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 ©上海博物馆
另一方面，展览也没有刻意回避关于“黑石号”商业打捞的学术争议，而是呼吁公众思考、认清这个问题，并进一步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在展览前言中，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明确指出：“黑石号沉船的打捞出水及货品分配，并不符合国际文物保护的基本准则。通过黑石号沉船这一个案，我们也希望进一步树立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形成广泛共识，反对一切对文化遗产进行非科学操作和商业性打捞的行为。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功在当代，立在千秋。”在展览的后记中，上海博物馆再次发出了严正声明：“当前，反对一切对水下文化遗产的非科学性操作和商业性打捞已成国际共识，本次展览将进一步唤醒公众意识，共同推进利在久远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通过了《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旨在使各国能够更好地保护其水下文化遗产，图片来源：UNESCO
但在“宝历风物”展览的架构中，对以上话题其实着墨不多、也没有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整个展览的布局正如其名称，将主要篇幅留给了“物”。毕竟，“黑石号”沉船出水文物是目前海外发现最大体量、最精美的唐代文物收藏，而本次展览是这批收藏在中国的首次大规模公开亮相。于是，在序厅解决了上述两大核心问题之后，展览便主要分为“黑石号”出水的陶瓷器，以及“黑石号”出水的其它器物两大部分向观众呈现了这批珍贵文物。其中，黑石号出水的陶瓷器部分又按照不同的窑口，依次细分为了长沙窑、越窑、广东窑、巩义窑、白釉绿彩器与邢窑。
03
蕴含深意的展览细节
在“宝历风物”展览中，上海博物馆特地设计出了两种不同风格的展牌以区分文物的不同来源：“黑石号”出水器物的展牌底纹是来自长沙窑碗底的一只飞鸟，而来自国内其它单位借展文物的展牌底纹则来自银盒盖面的蜜蜂花草纹。这也为展览后续的深入阐述作了铺垫。
唐·长沙窑青釉褐绿彩飞鸟纹碗，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唐·三角花瓣形蜜蜂双雁纹银盒，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展览中，有两排展柜的布置细节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沙窑”单元的右侧第一排展柜中，右侧“黑石号”出水的两件长沙窑酱釉龙形提梁水注旁，并排放置了一件型制相同、釉色略有不同的扬州出土青釉褐彩伏螭水注；而左侧的“黑石号”出水长沙窑酱釉灯盏旁，则并排放置了一件型制相同、釉色一致的广州出土长沙窑酱釉灯盏。这同一展柜中借展而来的两件器物，对应的正是学界对于“黑石号”返航出发地的两种见解。
左：唐·长沙窑，青釉褐彩伏螭水注，江苏扬州出土，扬州博物馆藏
右：唐·长沙窑，酱釉龙形提梁水注，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有一种看法认为，“黑石号”上出水的几乎所有器物都能在扬州找到同类出土品，故其启航港应为扬州，此处展出的扬州出土水注即为此说佐证。另有一种看法认为，“黑石号”不可能在装载了满船器物后，再到广州二次装运，将长沙窑碗重新放入广东窑大罐中，故其启航港应为广州，大批货物是被其它船只运到广州后统一装船出发的。其实，这一说法最大的反驳声音正是广州极少见到长沙窑瓷器出土，而此处展出的广州出土长沙窑灯盏即为此说增添了例证。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上海博物馆亦知考古只能凭借蛛丝马迹无尽接近历史，却永远无法准确还原历史，因此并未明言，而是将多种答案都展现在了展览的细节当中，给观众留以了充分的思考空间。
在“巩义窑”单元的中央展柜中，放置的是“黑石号”出水的、最为著名的两件唐青花花卉纹盘，而在其左右两侧则分别放置了扬州出土的一件青花花卉纹盘和若干青花瓷片、以及巩义窑址出土的若干青花瓷片和两件完整的巩义窑白釉器物。放置扬州出土青花瓷器的意图正如上文所述，是为了证明扬州乃是黑石号出发港的这一学界观点；而放置巩义窑址出土青花瓷器的意图，则是为了告诉观众这个一度悬而未决的学术难题——唐青花的产地问题——随着近年来考古发掘的深入已经有了更为明确的答案，即生产唐青花的主要窑场应当位于巩义一带。
唐·巩义窑青花花卉纹盘，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唐·巩义窑青花花卉纹盘，江苏扬州出土，扬州博物馆藏
唐·青花瓷片，河南巩义白河窑采集/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另外，“黑石号出水的其它器物”部分的右侧的第一排展柜也凭借其精巧的构思颇让人回味无穷。展柜正中高悬的是那面久负盛名、印证了史籍记载的扬州江心镜，其上下分别用展牌向观众呈现了载有江心镜出处的《岁时广记》该页书影、以及江心镜背面的文字释读“唐乾元元年戊戌十一月廿九日，于扬州扬子江心百炼造成”，而其左右两边则分别摆放了一件錾刻花纹金手镯、与一件鸳鸯纹花瓣形银盒。铜镜可以用来照人，手镯无疑是装饰品，而盒在古代大多是盛装胭脂、水粉、头油等化妆品的，这一组器物共同出现，不禁使人眼前瞬间浮现出了一位唐代仕女正在对镜梳妆的曼妙画面。
唐·扬州江心镜，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长久以来，上海博物馆都以凝练隽永的展览语言以及典雅细致的展陈手段为人称道。而在此次“宝历风物”展览中，上海博物馆针对一些文物的特殊器型、纹饰、用途等，特意在一旁张贴了小展板进行补充说明，让人眼前一亮。虽然此展对文物细节及其蕴涵信息可能有更好的呈现的方式，但仍是瑕不掩瑜。相信看完展览，观众一定会对“黑石号”这艘沉船、及其呈现出的9世纪的亚洲图景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并且，此次上海博物馆“宝历风物”展览的展期长达四个月，将从2020年9月15日一直持续到2021年1月10日，足够观众细细观赏、更值得观众反复品味。（撰文/诸诣）
TANC展览推荐指数
★★★★★ 5/5
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
上海博物馆
展至2021年1月10日
*若无特殊标注
本文视频、图片来自上海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