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昊美术馆“喧哗”（Heteroglossia）展览开幕，试图捕捉并呈现我们当今社会所呈现的纷繁状态。“喧哗”这一展览主题取自苏联文艺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最初用于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所提出的“众声喧哗”的文学理论。“小说不是单一视角的观看，而是多重视角的叙述；里面有不同的人在讲他们自己的故事，”此次展览的策展人尹颋彦向《艺术新闻》解释了这一文艺理论的初始用意，“在巴赫金提出这个理论之后，很多文艺界和政治界的人们开始慢慢用这个理论表述社会的现状，就是大家一同发声……这和展览想表达的意思相当切合。所以（我们将这个理论）用在了展览的主题上。”

“喧哗”共展出了来自10位/组艺术家的共10件作品。在参展的10位艺术家中，其中国大陆地区的共有五位/组来自中国大陆的艺术家，包括曹斐、王庆松、萧昱、阳江组和陆垒；唐·吉安（Tiong Ang）和菲奥纳·谭（Fiona Tan）虽然是来自荷兰的艺术家，但是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都包含了极其复杂的家庭史和移民的历史。与此同时，来自香港的杨嘉辉（Samson Young）、来自新加坡的何子彦（Ho Tzu Nyen）和来自台湾的彭弘智（Peng Hung-Chih）进一步构成了此次展背景多样的艺术家群体。对于昊美术馆而言，这也是继2017年开馆后，首个以中国艺术家为主体并由此延伸的展览。“（我们）现在非常有必要做有中国艺术家在内，并以他们为主体的展览。中国现在也受到了全球化的影响，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从中国这个点出发，寻找和中华文化有关的艺术家参与其中，”尹颋彦表示。

 唐·吉安，《抒情立方的误读》，昊美术馆现场表演，2018，图片©昊美术馆

虽然以中国作为出发点，但展览中的艺术家所呈现的作品并未受到地域的局限。反而，艺术家选择以此刻身处的中国语境为创作的出发点，让自己潜身其中，诉说自己的故事。例如，为了这次展览，唐·吉安特意与来自中国本土和荷兰两地不同国籍的年轻艺术家们合作，创作了全新的行为作品《抒情立方的误读》（Misconceptions Lyrical Cube，2018），并在开幕当天从下午1点持续到晚上10点半进行了唯一一次演出。

在唐·吉安和建筑师搭建的现场空间里，地面上是高低不一的灰色基座，天花板上错落有致地悬下多个不锈钢框架。一些基座上放着洗衣机，有些里面还有衣服。同时散落在四周的还有艺术家带来的瓦片碎片和雕塑碎片。“（这个）建筑是双向、怪异的。它非常开放，又非常封闭。它很亮，又很暗。这是一座建筑，同时又意味着一座机构。”艺术家在接受《艺术新闻》的采访时说。表演期间，演员们在曲调神秘的音乐伴奏下，与彼此、观众、洗衣机、基座等装置，甚至其他在场艺术家的作品之间发生难以预料的互动。在余下的展期中，观众将在展厅中看到被保留下来的表演场地装置和艺术家们在现场表演所留下的痕迹。

唐·吉安，《抒情立方的误读》，2018，图片©昊美术馆

出生于印尼的华人家庭、五岁移民荷兰的唐·吉安或许是此次参展艺术家当中背景、经历最为复杂的以一位。自幼年开始对国籍、身份的定义，甚至姓名的来源等逐渐积累起来的困惑和思索让唐·吉安在艺术创作中采取了让“他者”来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方式，这在《抒情立方的误读》得到了延伸。唐·吉安提到：“当我们运用自己具有创造力的声音来表达个体的自我时，个体就能够代表作品中的整体。”这也正是《抒情立方的误读》中“抒情”的意义所在。观众或许会觉得，《抒情立方的误读》这个标题无论是英文原名还是中文翻译都相当拗口又难以理解。实际上，这是艺术家有意而为之的，其中“误读”的部分是艺术家近年来诸多创作的重要出发点。

唐·吉安，《抒情立方的误读》，2018，图片©昊美术馆

“我总是面临误解和误读。当我在今天、在上海进行创作时，相比与所谓的原型，文化之间的碰撞让误解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我越来越意识到，当我想创作关于文化认同、多样性、复杂性的时候，我通常会从误读的部分开始。”艺术家甚至还提到，就连“唐·吉安”这个在中文语境里被广泛使用的译名都是“一个诚实的误解”。当他2002年首次来中国进行展览时，工作人员理所当然地将他这位“从荷兰来”的艺术家当作了一名普通的西方艺术家，于是就将他的名字“Tiong Ang”按照西式的名字进行了翻译。但实际上，“Tiong Ang”是艺术家的华文名经过印尼化之后而得来的。那么艺术家是否认为有必要纠正这个“诚实的误解”？他说：“在荷兰，我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层层掩盖的……在一系列层叠的身份中，艺术对于我来说就是去掉这层层掩盖之后来看我究竟是谁。但是当我看到我原来的华文名字时，我其实并不知道他是谁。”

彭弘智，《宣传三部曲》，3频道高清影像，10分03秒，2018，图片©昊美术馆

语言因为翻译的过程产生误会或误解，回译之后产生新的含义，新的视角和换位思考在这个过程中诞生。出生于台湾、留学美国，又曾经旅居北京的彭弘智在《宣传三部曲》（Propraganda Triology）中，通过翻译与回译来自海峡两岸、美国的爱国歌曲的歌词，在曲调、历史和歌词语言的错位和混乱中，提出在对立的意识形态之下，“人性的普世价值就算在敌对的双方也是没有什么差别的”这一观点。

2008年，彭弘智首先创作了《两百年》，将罗伯特·奥特曼（Robert Altman）的电影《纳什维尔》（Nashville）里的一首歌进行了翻译和回译，然后放置在中国近代的革命背景里。美国西部音乐的曲调配上了中国抗战的题材，在黑白影像上，演唱者像“老大哥”一样注视着观众，口中咄咄逼人地用中文唱着“我们必须作出正确的决定，再强盛她两百年”，红色的字幕让人不寒而栗。一时之间，视觉、听觉的错位让人对所见、所闻、所感不知所措。

2008年至今的十年间，艺术家继续收集了更多资料，在今年以同样的方式创作了《荣誉的军夫》和《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通过歌词在中文、韩语、日语、闽南语、英文间的翻译和转换，并配以民歌或进行曲式的风格，展现了两岸、日韩等东亚地区和国家间在近代历史上的纠葛。“（歌词）被转换过一次之后原来的意义就消失了。当你变成了一个陌生的状态，然后再去接受时，有时候翻译时消失的部分就反而变成了一首漂亮的歌。但是我想强调的是相同和不同，虽然他们有不同的东西，但其实很多东西是相同的。”彭弘智向《艺术新闻》解释道。

何子彦，《无人之境》，镜面6频道视频投影、烟雾机、10声道音响、演出控制系统，6分钟，作品版权由艺术家及马凌画廊所有，2018，图片©昊美术馆

“这个展览是在陈述一种事实现状，是一个中立的呈现”，策展人尹颋彦谈到这次展览的立场。与往往持批判立场的当代艺术展览相比，决定保持中立，似乎是一个不多见的选择。然而在尹颋彦看来，与其急于给出某种批判的定论，提出多样性的问题的现象，才是得以呈现这场“众声喧哗”中的基础。她说：“某个事情可能本身就已经存在，但是我们可能会忽略掉。所以我们（通过展览的形式）提出来。我们现在未必有解决方式，但是当我们把问题提出来之后，或许有人看到后就会觉得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陆垒，《佯装狂妄自大》，综合材料装置，尺寸可变，2018，图片©昊美术馆

而从艺术家的角度来看，就像陆垒在接受采访中说的：“艺术家的身份很特殊。他不可能观察得很全面，（但）他会注视在一个点上。（然后）在美术馆里，这么多注视的点聚集了起来。”陆垒这次展出的《佯装狂妄自大》（2015）和《阿波罗与狄俄尼索斯的困境》（2017）。他的创作大多“基于感觉”，“我可能不太注重社会现实世界对我产生的影响，我比较偏重这些事件多年之后对我的影响。”

菲奥纳·谭，《幽灵寓所I-Ⅲ》，影像装置，2018，图片©昊美术馆

如果说像陆垒、唐·吉安更侧重从个人经历作为创作的出发点，那展览中另一部分艺术家则探讨了全球语境下的共同议题。菲奥纳·谭（Fiona Tan）在《幽灵寓所I-III》（Ghost Dwellings I-III）里将视线投向美国、爱尔兰共和国和日本遭到遗弃的建筑物和烂尾楼上。定焦长镜头长久地注视着滴水的花园水龙头、人去楼空的住宅、被雪覆盖的街道……在近代历史上，人为或自然因素造成的背井离乡可谓是世界性的现象。正如策展人所说，展览中很多艺术家虽来自某个特定的地区，但是他们“叙述的问题是没有国籍之分别的”。

曹斐，《霾》，单频道影像，46分30秒，2018，图片©昊美术馆

萧昱，《想太多就会…No.3》，影像，25分45秒，2018，图片©昊美术馆

这次展览中包含了大量与影像或技术相关的创作。曹斐展示了长达近47分钟的珍贵影像《霾》（Haze and Fog），2013。以创作雕塑而为人熟知的萧昱展出了影像作品《想太多就会……No.3》（2015）。尹颋彦对选取的作品媒介背后的原因进行了一番解读：“影像、数码电子、互联网等媒介已经影响到了每一个年龄层。”但她并不否认，“还有很多艺术家也是用比较传统的方式来表达一些有时效性的东西”。

阳江组合，《最后一日》，综合材料，尺寸可变，2018，图片©昊美术馆

阳江组的装置《最后一日》（冰封实体店）（2018）就是最好的例子。阳江组基于中国当下迅速崛起的网购和实体店现状，在2015年的作品《最后一日》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创作。在《随后一日》（冰封实体店）中，一间无人的街边衣服摊档挂着“老板跑路去旅游”、“机会难得、时日无多、要买尽快”、“生活无望、彻底清仓”等巨幅书法广告，店内的衣服、盆栽被一层层在滴落过程中凝固的蜡牢牢封住，保存下了一间实体店生命的最后一刻。

阳江组合，《最后一日》局部，综合材料，尺寸可变，2018，图片©昊美术馆

“这对应（的是）我们这个社会。这种大甩卖，（哪怕）降到一折，（人们）都不会去逛街，它存在着大时代变革的来临。”在阳江组看来，一方面，网购逼迫实体店倒闭，然而相比于欧洲保存完好的购物拱廊而言，中国反而“在网络里走出一条路”。对于顾客来说，网购是一种“从物质解放出的媒介，（消费者）不用再在实体的购物中产生困惑”；对于实体店的商贩而言，五花八门的口号是处于商业底层的他们能走的有效的路。

王庆松，《长城？》，装置，尺寸可变，2018，图片©昊美术馆

在入口处是王庆松的巨型问号《长城？》（2017），这个问号也恰好被运用在了“喧哗”的视觉设计上。当观众站在这个高达数米的问号下面，被整面墙上贴着的无数问题包围，层层发问之间，人似乎显得相当渺小。

“喧哗”展览现场，图片©昊美术馆

这种有意制造出的逼仄和压迫感似乎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展览并不试图一次性地解决问题，而是在于呈现、提出，甚至激发更多的提问。10位艺术家的“故事”在这里交织、碰撞，此起彼伏的声音在这次展览特意营造的拥挤的展厅里回响。当观众观展结束之后，或许不免想再次回到入口，站在巨大的问号下，在这众声喧哗中，再次看一看墙上的那些问题。（采访、撰文/Laura Xue）

喧哗HETEROGLOSSIA

上海昊美术馆

展至2019年2月17日

*如无特别标注，本文图片、视频由

上海昊美术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