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起手机，按动屏幕，留下一张照片在今天的生活中是再平常不过的事，而在摄影产生的早期，拍下一张照片所需的曝光时间是30分钟，即使如此，与绘画艺术家的成像速度相比，仍是快速的。180年来，摄影术的出现让人类社会进入图像时代，也在科技的进步过程中呈现出多种多样发展态势。8月19日，银川当代美术馆推出“摄影180年在中国”展览，首次集中展示自摄影术发明以来，中国摄影史上500余件、数千张摄影家的原版原作。“如果说‘中国摄影40年’展览梳理的是断代史，本次展览则有了摄影通史的意味。”学术主持巫鸿对《艺术新闻》说道。
“我们应该对中国摄影史历史的书写本身进行一些反思，中国摄影史书写不是今天开始，已有的摄影史都是一些尝试。历史永远没有一个最后版的，因为它总是在不断的变化。一方面是思维结构、知识结构在变化，谈一个历史的时候会有多种版本都会更新。历史资料也在不断的增加，后人看的东西就比前人看的更多。”巫鸿说：“中国摄影史书写的历史经验和当前状况，以及我们对将来的展望，可以是宏观的书写，也可以是聚焦性的书写，多种书写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摄影180年在中国”展览现场作品，图片来源：TANC
数字革命在短短数年内彻底地改变了世界，也理所当然地改变着摄影。“中国新一代的摄影人成长于数字图像制作技术的环境下，发生于他们童年时代的数字革命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尽管他们在创作中使用传统的光化学技术，但他们明白他们是生活在一个由数字和网络主导的文化中。摄影在过去180年经历了许多深刻的变化。”本次展览的主策展人克里斯多夫·菲利普斯（Christopher Phillips）说，他是前纽约国际摄影中心策展人，曾与巫鸿一起在2004年策划过“过去与未来之间：来自中国的新摄影与录像”展览，近年来转向独立策展人和评论家，“这场展览展示了在欧洲发明的摄影如何被中国摄影人精心地转化为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视觉遗产。”
“摄影180年在中国”展览现场，图片来源：TANC
本次展览分为“晚清：原版的重拾” “民国：艺术摄影的摇篮” “纪实：从画意到新纪实” “当代摄影:新理念”四个板块，以时间为线索让参展作品构成一个完整的收藏体系。解读摄影作为艺术形态在中国发展的历史，第一次用原版原作展示了19世纪视觉传播中，摄影与版画、摄影与美术的交织和抗争；第一次展示了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国，对摄影术进入中国、摄影术在中国传播、中国摄影文化的构建影响和贡献，是中国有史以来展示摄影技术技法实物最多的展览。如达盖尔、安布罗、金属版、湿版、石板、银盐、彩色转印、西霸印相、数码输出、宣纸印相等多种摄影原版作品。
苏黎世石印公司，颐和园风景，彩色石印法，16.5X22.5cm，1900s
摄影的背后是科技，“用可复制来定义照片，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误解。”美国乔治·伊斯曼博物馆董事局董事宋琦明说，从1839年到现在，照片的工艺有150多种，“一个类别下就涵盖了30多种不同的化学元素。摄影是要从科学的角度去理解科学的工艺，照片是怎么形成的。这150多种类别里不可复制且只有一张的照片非常多。”他所在的乔治·伊斯曼博物馆是世界上最早的影像博物馆，也是最早的电影博物馆。
01
中国早期摄影从商业起步
原版照片带观众穿越回晚清
展览现场1665年的版画《南京瓷塔》，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图片来源：TANC
小伊利法莱特·布朗，中国女孩，版画，22X30cm，1856
展览的第一件作品并不是摄影，而是一幅1665年的版画《南京瓷塔》，作者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是一位荷兰旅行家，曾在1655-1657年间经历了从广州到北京长达2400公里的旅行。这幅插图出现在其出版的《荷使初访中国记》中，是最早出现于西方有关于中国的影像之一。与其并置的是根据美国人小伊利法特·布朗（Eliphalet M. Brown Jr.）的达盖尔银版照片制作的原版版画《中国女孩》，这张藏品作为最早反映摄影与美术关系的作品之一，被选为2010年出版的《中国摄影师1842-1860》的封面。
埃米尔· 瑞斯菲尔德，女乐师，蛋白照片，18X26cm，1870s
“晚清：原版的重拾”板块的策展人泰瑞·贝内特（Terry Bennett）正是这本书的作者，“这批100多年前从原始底片冲洗出来的原版原作，不少是第一次在中国得以展出。”泰瑞作为长期关注19世纪摄影的收藏者，在考证中国最早的照相馆时，正是通过观察或者阅读早期的报纸、贸易指南，“在这些资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9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的时候，出现中国摄影师的名字越来越多了，这些摄影师也开始开设了自己的工作室。”
缤伦照相馆,清末两妇女与儿童合影,蛋白照片,27X21cm,1870s
巴黎博涛照相馆，福建茶女，蛋白照片，6X10cm，1867
路易·李阁郎，广州总督府邸内景，蛋白照片，9×18cm，1860 年
泰瑞认为摄影本身的身份当然重要，摄影师的身份更加重视。他发现中国早期的优秀摄影师大多在广州、上海及香港。“摄影师本质是商人，他们拍照是为了卖的，要学习这门手艺最好的地方就是西方的摄影工作室，所以那段时间我们经常在沿海的地区或者经济发达的地区找到一些比较好的摄影师。”在展厅中，一幅《广州总督府邸内景》正是出自法国摄影师路易·李阁郎（Louis Legrand）之手，1859年，他开设了上海第一家照相馆。
中国皇帝和皇后CDV，巴黎E.Desmaisons摄影室，蛋白照片，1860-1880年代，Laura Huang收藏，图片来源：TANC
展厅中，一些来自巴黎不同摄影室的中国皇帝和皇后CDV引起了不少观众的兴趣，CDV源自法语“Cartede Visite”,中文直译为“来访者卡片”或者“名片照”。达官显贵将个人肖像印制在名片大小的卡片上互赠，成为19世纪50与60年代社交场上的时尚，小巧尺寸可以随身携带。但除了作为名片使用的个人肖像照外，当时很多照相馆也会拍摄模特人像、风景民俗作为纪念品销售，有的还会配以精美的相册。这些中国帝后版画正是西方艺术家在摄影术普及前的创作，具有典型的西方人特征。
阿芳（华芳照相馆），广州街景，蛋白照片，20X26cm，1870s
02
“五四运动”
工匠的记忆与艺术作品的分水岭
朗静山，晓汲清江，银盐纸基，24X16cm，1934
在展览第二板块“民国：艺术摄影的摇篮” ，策展人陈申关注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摄影文化转型时期“美术摄影”的崛起。“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年，新文化运动给摄影也带来了推动，由原来的纯工匠的记忆（在照相里馆作为谋生的手段）走入了一个艺术的殿堂。五四前夕，风光摄影、美术摄影实际已经露出了端倪，它只不过是分散的，没有成群体。”陈申说，“‘新文化运动’以后，这样的大量群体出现，主要是形成了这样的态势，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掌握了摄影的技能，其创作与欧洲的十九世纪后五十年的情况完全一样，是不带有攻击性的消遣和娱乐，在这一点上，我们比欧洲晚了五十年。”
朗静山，愿作鸳鸯不羡仙，银盐纸基，22.8X27.6cm，1920s
郎静山的画意摄影是今天人们最为熟知的民国摄影面貌，但在展厅中，许多重要的民国摄影师被挖掘出来。1923年北京大学诞生的“艺术写真研究会”是20世纪初的业余摄影家艺术联盟，后命名为“光社”，此后上海华社（1926年成立中华摄影学社）、黑白影社等摄影团体如雨后春笋版涌现，陈万里、刘半农、郎静山等摄影艺术家均出自于这些团体，也对后世的摄影产生了深远影响。陈申说，《光社纪事》正是本次策展的基础。
吴郁周，《利器》，银盐纸基，1928年，图片来源：TANC
骆伯年，汲瓮，银盐纸基（艺术微喷复制），29.5X20cm，1930-1940s
陈万里的《瓷器之美》、吴郁周的《利器》、孙仲宽的《小戏人》都呈现出摄影师眼中的静物世界，丁悚的《人体》、骆伯年的《汲瓮》则展现出民国时摄影师的先锋意识。此外，被视为民间“匠艺”的照相馆，尽管当时并未受到重视，但作家鲁迅、国民党政要吴稚晖、中国女画家关紫兰等名人在照相馆留下的肖像，已成为今天人们研究民国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
武昌光华照相馆，吴稚晖肖像（左），1930年；上海王开照相馆，关紫兰肖像，1930年代，泰康保险集团收藏
陈申说摄影的发展与经济密不可分：“1927年到1937年是摄影的黄金十年，法国有什么好的产品，一个礼拜以后上海就有了，比如福特汽车等，完全跟世界发展是同步的。”展览中的诸多文献资料，也是为了说明摄影附刊、摄影画报的风行，不仅令“报道的摄影”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也为“美术的摄影”的出现和崛起提供了有效的传播渠道。
03
社会变革与技术的挑战
从纪实宣传到输出观念的50年
展览的三、四部分将视角转向近现代，第三部分“纪实：从画意到新纪实”,尽管其中涉及“多种多样的非主流摄影形态”，但策展人曾璜以“50年代以来的纪实性摄影作品”为主体，再上下延伸到“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红色摄影”与“90年代出现的新纪实摄影作品”，为观众研究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摄影艺术抽出了一条“纪实性摄影”的线索。
吴印咸，白求恩大夫，银盐纸基，100×70cm，1939年
以吴印咸为代表的职业摄影师和以沙飞为代表的摄影爱好者形成了第一代红色摄影家，前者拍摄的《转战陕北》《白求恩大夫》等构成了无数人对新中国最初的记忆，而沙飞则被称为“中国革命军队第一位专职摄影记者”，2017年，北京画院美术馆曾举办过“光影岿然——沙飞的艺术・理念・行动”展，本次展览中的作品也大多出自沙飞女儿王雁的收藏。
刘铮《一个老京剧演员扮演一个女性角色，北京，“国人”系列》，1995（2006印刷），图片来源：sfmoma.org
李世雄1985年创作的《灿烂的宁静》，图片来源：TANC
以纪实手法拍摄的作品着重于史料价值和政治指向，直至“文革”结束后，多种自由表达的方式在摄影中逐渐显露，镜头开始转向公共视野，中国自己的摄影史也开始逐渐构建起来。刘铮的《国人系列》是中国纪实摄影从传统向“新纪实摄影”发展中最早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李世雄1985年创作的《灿烂的宁静》则可视为中国早期观念摄影的代表作品之一。
杨延康，背诵经文的小僧人，四川，银盐纸基，61X51cm，2007
“这场展览不仅让人看到早期或近年图片的展览，另一个意义是回顾历史看今天，让今天的中国人更加意识到摄影的重要性，这个媒介的意义是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我们不了解很多的事务，也包括对外部世界的探索，以及到微观世界的探索，以至于到今天的纳米世界，它的基础还是把图像带到我们面前。”第四板块“当代摄影：新理念”的策展人王春辰说道。
王庆松，跟我学，彩色合计冲印，95X215cm，2003
马六明，芬-马六明系列一，艺术微喷，150X100cm，1993
如他所说，摄影艺术在数码技术的颠覆性挑战中，在现代艺术与后现代艺术的熏陶下，进入了“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的语境中，马六明、苍鑫、何云昌、肖鲁、王庆松、刘成瑞等艺术家作品，大多是用于记录行为或表演艺术。改革开放初期，媒介的多样性让艺术家感到困惑，而摄影可以帮助他们实现自己想表达的观念或观点，“摄影的对象所呈现的图像不再是摄影所追求的那种真实性和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图像，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观念出现了。如果我们不理解观念和艺术的关系，就不能理解当代摄影，因为它已经背离了传统社会或者是原有的习惯。”王春辰说。
苍鑫，54-19交流系列II，艺术微喷，105X95cm，1999
“这个展览呈现了摄影和社会的变动，特别与革命的关系，我觉得这对中国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对现在的概念、“红色摄影”，甚至在以前辛亥革命和摄影的关系的梳理。”巫鸿说：“在中国的环境下，摄影的主体性是需要建构的，思考的过程不光是摄影家的个人经验或者政治生涯，往往要从作品里来看，因为它是一种建构，作品的目光、被接受，甚至看摄影的人、观者的目标都是被图像建构的结果。”（采访、撰文/孟宪晖）
“摄影180年在中国”
银川当代美术馆
展至11月24日
＊若无特殊标注
本文图片由银川当代美术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