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览现场
“松下问”、“松上寿”、“松间游”、“松中物”，46件跨度从宋元至明清的古代绘画，与明代黄花梨松竹梅纹玫瑰椅、苍松白鹿香盒、清代竹雕香筒等文玩器物共同构成了松美术馆的第二个展览“明月松间照——中国古代绘画中的‘松’”。谈到为何以“松”为主题，展览学术总监、上海大观古书画研究院执行院长颜明说：“中国传统里，文人都很喜欢松，追求其坚韧不拔，坚贞、长寿、高洁的品行。王维早年间有首诗中写道‘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而中国古代文人把松作为绘画的主题，应该是从唐朝开始。”
▲ 展览现场
文玩与绘画的“雅集”
本次展览除绘画作品外，另辟一个展厅呈现与松相关的文房器物。展览策展人徐累在接受《艺术新闻》采访时说：“这部分的灵感始于这对玫瑰椅，筹展过程中有朋友发图，用镂空方法表现松竹梅“岁寒三友”，在明式家具中十分罕见，由此启发了我将文房器物纳入此次展览，当然，都必须反映松的内容。”
▲ 展览现场
“古人的生活节奏比今人慢很多，也没有过多的外界信息扰心，做事就比较专注，对自己的所好可以精雕细琢。”徐累谈到古人的生活方式时说，“园林的曲径通幽、柳暗花明，无非是为了将时间延长，延长时间就是延长生命，生命的质量就是在慢慢赏玩、体验中有了灵性。文房就是一种生活态度，晚明将文房艺术生活化，有境界上的高标，而且有了格调指南，如文震亨的《长物志》、屠隆《考盘余事》、李渔《闲情偶寄》，可以说是文人生活的百科讲坛。”徐累说，明式家具之所以得到今人的推崇，正是由于文人的参与度，文人会与工匠共同探讨如何制作家具，文玩方面笔筒、砚台，本身就有迁想妙得的巧设，所谓‘吴中绝技’，不单单是工艺本身。职业画家也一样，他们的交游也偏重与文翰名公，因为只有在那些府上，才能看到名作名帖，亲自摹了，手上自就有了古法。所以这是一个文化的生态链。”
▲ 明 黄花梨松竹梅纹玫瑰椅
▲ 明 周柱 苍松白鹿香盒
在中国艺术史上，“文人雅集”持续了几近两千年而至今热度不减。王羲之的《兰亭序》让人们对文人在修禊当日临水雅集并不陌生。明代随着江南经济的繁荣，私家园林的大量出现，文人雅集在经历了明初台阁雅集图的兴盛后，经由馆阁文臣间的流传布转而带动了士人阶层中的宴游之风。雅集书画不再是官僚生活绘画，文士间更注重逸乐、观照性灵的雅集方式。明代中期以后社会生活趋向休闲化、娱情化，士人们追求山水之乐，并认为：“快心娱志，莫过山水园林。”所以，雅集活动也逐渐与园林山水等自然天成的性灵之地结合，这种仪式化、常态化的活动成为士人阶层的共识。松美术馆作为民营美术馆，又是另一种雅集形式的延续，创始人王中军说，“很多藏家都有公益心，愿意把自己的藏品拿出来与人共享”，“明月松间照——中国古代绘画中的‘松’”中展品多来自华人收藏圈，有机构，有私人，展品与美术馆以及接下来的“松间对话”共同构成一种新时代的“雅集”。
来自宫廷画院的高士“松下问”
“‘松下问’更多体现的是隐逸之风，或者松下问道，或者庭园中卧游，倚着松树，听着松风，这是不同于俗尘的世外境界，反映了高洁的风范，超然的境界。”徐累介绍展览线索时说。在这一单元，来自宋、明两代宫廷画院的作品是亮点。南宋《汉宫秋图》虽为佚名，却有典型的南宋院体风格，画家以汉武帝候约西王母于甘泉宫为主题，绘制出汉武帝及诸多宫人于楼阁、岸边静候西王母之情景，场面以松石掩映，平添悠然出世之气息。宋画流传于后世本就稀少，加之画中留有汉武帝形象，引得乾隆帝一题再题，视若珍宝。
▲ 展览现场
▲ 南宋，佚名，《汉宫秋图》
此单元还有表现明代皇室赏花行乐场景的《四季赏玩图》，画卷按四季分为不同桥段，而松树则各个桥段扮演重要角色：一开始，宪宗皇帝坐在双松下的草堂里观看女童荡秋千；春赏牡丹时，宪宗所坐的琉璃凉亭外，被古松围绕；秋冬交界处，以青松和雪松表示季节的变化。画面瑰丽堂皇，一派太平喜乐氛围。
▲ 佚名 《四季赏玩图》局部
岁寒不凋，借松言寿
“松、竹、梅有‘岁寒三友’之称。松竹梅水月为‘五清’。乾隆一套《书画合璧四友图》就包括松、竹、梅、兰，搭配临写自颜真卿、蔡襄、苏轼、米芾的书法。植物这么多，为什么偏偏选了‘松、竹、梅’呢？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抵御严寒，岁寒而不凋，所以就是气节的象征。孔子曾讲‘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荀子也说‘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知君子。’”徐累谈到的“松上寿”单元，其主旨是借松言寿，清代徐玫所作《旭日松涛》画面视野开阔，一轮旭日自海面升起，近景处一株遒劲老松于山石间扎根而出，探出的枝干与松下信步的仙鹤动静呼应。如诗云“与鹤来松杪，开烟出海波”，仙鹤、松树、旭日、海波的组合象征着长生不老，延年益寿，为宫中祝寿的标准样式，类似图式也出现在郎世宁笔下。
▲ 清代徐玫所作《旭日松涛》
万壑松风“松间游”
“松间游”单元则回归单纯的万壑松风、极目游观。清代袁耀的《骊山避暑》描绘唐明皇前往骊山华清宫避暑消夏的情景，画面远景高山崇岭，楼阁华美。左下方雕砌精美的石桥上，一行宫中人往楼阁的方向去，华盖、羽扇彰显尊贵身份。山间松林茂盛，为画面带去更多清凉之意。袁耀将传统建筑画与院体山水巧妙相融，其华丽精致的风格，为清初扬州工致流派的典型代表。
▲ 清代袁耀所作《骊山避暑》（立轴）
值得一提的是，此单元还有一件出自清代女画家蔡含的《古松献寿》，作为古代绘画史上留名不多的女画家之一，虽名头不大，但极具文献价值。画上有冒襄题款，冒襄即冒辟疆（明末四公子之一），曾游学董其昌门下，但更为人所知的是他与“秦淮八艳”的风流艳史，曾纳董小宛为妾，而被成为冒襄姬的蔡含也是其妾室之一。
▲ 清代女画家蔡含的《古松献寿》
同样具有故事性的还有清代禹之鼎的《禅悦图》。此画是为清初文坛领袖王士祯所作的画像，“禹之鼎为王士祯造像最多，据统计至少存世12张，都是禹之鼎的代表作。王士祯曾经在扬州当太守，当时常组织文人雅集，如红桥修禊”，徐累介绍，“很多重臣本身就是文人出身，因此文人雅集就很难与官员雅集区分开来，这是一个高大上的朋友圈。清代康熙年间最重要的大收藏家，基本都是皇帝的近臣。”这个手卷就有不少王士祯门人题拔，倚声赞诵，这是古人点赞的一种流行方式。拖尾最后一段题跋来自钱名世。钱名世为康熙四十二年探花，与年羹尧因乡试同年而交好，雍正四年年羹尧被赐死后，他也被牵连获罪，雍正帝亲题“名教罪人”牌匾悬其家门，又命三百八十五位文臣写诗文声讨其“劣迹罪行”，并交付钱名世刊印为《名教罪人诗》全国发行。“名教罪人案”之后，钱名世墨迹几近全毁，而这件《禅悦图》上仍保留着一段他的题跋，非常珍贵。
▲清代禹之鼎的《禅悦图》局部
以“松”为切入点，很多作品中原属“配角”的松树已成为画中的“草灰蛇线”，打破了宫廷画师与文人两个话语系统的界限，也破除了不同作品在题材、内容上隔阂。而松美术馆中原本栽种的199棵迎客松，与画中之松虚实相映，情景交融，“经由现实中的松移步馆内，看到画面上平面的松，回身又有立体的盆景，与窗外松影相呼应，最后再欣赏文房器物上的松，想象一下绘制丹青的当时环境，整体上，我想以立体的观点让观众多面地体味松韵。”徐累认为最好的展览是情境交融的，正是基于这种先决条件而策划本次展览的。当观者观赏着画面中发生于松林之中的故事、场景之时，自己又何尝不是当下这片松园之中的故事演绎者呢？（采访／孟宪晖，撰文／刘静、孟宪晖）
▲ 《四季赏玩图》
明月松间照——中国古代绘画中的“松”
松美术馆
展至7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