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在泰特不列颠（the Tate Britain）的展览“英国酷儿艺术，1861-1967”（Queer British Art, 1861-1967）中，恐怕最伟大的展品便是镶嵌在一扇导向公共设施的门上的标识“性别友善厕所”（all gender toilets）。在它旁边，是一系列由西蒙·所罗门（Simeon Solomon）创作的神话主题画作，这位艺术家曾在巴黎的一所公共小便池边因“下流的接触”（indecent touching）而被逮捕。这两组作品间存在的巨大断联同样存在于我们所生活的现世中——LGBTQ 群体仍受责难，甚至在某些国家，他们会因“爱得不同”之罪名受到处决。
Simeon Solomon，《Sappho and Erinna in a Garden at Mytilene》，1864年，图片来源：The Independent
从1861年英国废除由亨利八世制定的“鸡奸罪”死刑条例，到1967年对同性恋行为的部分去罪化，这是展览所呈现的150余件展品的时间跨度。
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这一个多世纪间所迸发的不可思议的艺术创作力；另一方面，伴随着这些作品及其创作者的，却是一个个绝望的故事。当所罗门在他梦幻异世的世纪末画作中刻画阴阳人和相当露骨的同性恋情时，当自诩为田园者的约翰·卡拉斯顿（John Craxton）在1948年描绘美学家、伦敦当代艺术学院的主要捐赠者彼得·沃森（Peter Watson）在一片新浪漫主义风景中舞蹈时，这些不平等、渴望与现实被创作者用艺术的方式——也只可能通过艺术的方式——朦胧又强有力地表现了出来。
John Craxton，《Pastoral for P.W.》，1948年，图片来源：Tate
将这些颠覆性的素材带入业已建制的殿堂中几乎成为了一种本能。比如爱德华·巴拉（Edward Burra）的巨幅水彩作品《莱伊士兵》（Soldiers at Rye，1941），细看更像是一群戴着面具的超现实人形的拼贴画。这是一幅迸发着肉体性的作品。画布中动人的男性士兵躯体和心照不宣的观众之间所产生的紧张关系，是艺术家巴拉对异性恋世界的小小复仇。这幅作品是对某些“不可触碰”事物的一曲赞歌。
Edward Burra，《Soldiers at Rye》，1941年，图片来源：Tate
展览中有太多作品与表演相关，因为酷儿群体往往身在不得不“演”的处境之下——首先他们得掩藏好真我，其次他们还需要表达内心的真实感受。正因如此，名流史蒂芬·田纳特（Stephen Tennant）才会在塞西尔·比顿（Cecil Beaton）1927年精致细腻的照片中扮演白马王子，像中世纪官俑一样躺着，但同时身披绫罗绸缎。也难怪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的前妻卡罗琳·布莱克伍德（Caroline Blackwood）在我撰写田纳特传记《严肃快感》（Serious Pleasures）时跟我说她觉得唯一能和田纳特相比较的人就是大卫·鲍伊（David Bowie）（弗洛伊德自己也充满柔情地对我提起过田纳特，就好像他是个酷儿宠物一样）。后来，迷失在自己对战前马赛的幻想中的田纳特创作了一系列工笔精细的钢笔画，描绘了身体饰满玫瑰的坚强东南亚水手。这个系列中的一幅被他当时的一个追随者维克多·温德（Viktor Wynd）收藏，此次也出现了展览中。
史蒂芬·田纳特（Stephen Tennant）在塞西尔·比顿（Cecil Beaton）的照片中扮演白马王子，1927年，图片来源：Listal
也有一些私密的瞬间。当毛德·阿伦（Maud Allan）在一张肖像名片（carte de visite）中穿着她的薄纱裙时，她的胸部缀满了比让-保罗·高缇耶（Jean-Paul Gaultier）给麦当娜设计的胸衣上还要多的珍珠，而这么做仅仅是为了个人的愉悦。阿伦被誉为“莎乐美舞者”（salomé dancer），盖因她创作过一部根据王尔德戏剧《莎乐美》改编的芭蕾舞剧。同时，她大概是历史上最早的因其同性恋取向而被公开指责的女性。1918年，政客、偏激的恐同者诺埃尔·彭伯顿·比林（Noel Pemberton Billing）不出意外地被阿伦的表演激怒，并指责她是“阴蒂狂热教”的教主。彭伯顿·比林是在利用阿伦和对王尔德衰微的残存记忆试图搅起一场满足其个人目的的歇斯底里的战争。本次展览中最触动人心的一件展品便是关押王尔德牢房的房门，1895年起，王尔德因同性恋罪名被关押至雷丁监狱（Reading gaol）。在这个展品旁放置着这位囚犯的一张真人大小的全身像，看起来他好像刚刚从门后迈出来一样。
“莎乐美舞者”毛德·阿伦（Maud Allan），图片来源：Travalanche
展览中，王尔德肖像与关押王尔德牢房的房门并置，图片来源：National Post
展览图录中兼收并蓄的论文集强调了一个事实：展览中出现的许多艺术家在历史上都被认为是“小人物”。当然，这体现了他们的诉求。在他人的陪伴下观看该展览会感觉有点奇怪（类似自选的“公众”），因为观看体验就好比是翻阅一页页私人相册。艺术家丹尼斯·沃斯·米勒（Denis Wirth-Miller）和理查德·卓平（Richard Chopping）在上世纪40年代收集了一罐子衣扣，每一粒代表与他们发生过关系的士兵，该作品向观众娓娓道来了一个隐藏的世界。
丹尼斯·沃斯·米勒（Denis Wirth-Miller）和理查德·卓平（Richard Chopping），图片来源：Literary 007
David Hockney,《Cleanliness is Next to Godliness》，1964年，图片来源：Tate
本展览也有一些显见的纰漏。比如，深受约翰·沃特斯（John Waters）和威廉·柏洛兹（William Burroughs）喜爱的出色酷儿艺术家丹顿·韦尔奇（Denton Welch）的作品在哪儿？在泰晤士河畔这些庄严的展厅内，欲望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弗雷德里克·雷顿（Frederic Leighton）慵懒伸展身体的《游手好闲者》（The Sluggard,1955）、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洁净最接近圣灵》（Cleanliness is Next to Godliness，1964）中沐浴的男孩、诺埃尔·科沃德（Noël Coward）的红色丝绸便袍——这些都是策划好的关乎启示与掩藏的人生故事。他们究竟会对这些观者、这些祝福、这些大惊小怪作何反应？诚如演员欧内斯特·塞西杰（Ernest Thesiger）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说，“我的天哪，这些声音！这些人！”（撰文／Philip Hoare、译／索尼娅）
＊菲利普·霍尔（Philip Hoare）系南安普敦大学创意写作专业教授。他的出版物包括史蒂芬·田纳特与诺埃尔·科沃德的传记，以及《王尔德的最后讲台：丑闻、堕落、密谋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英国酷儿艺术
Queer British Art, 1861-1967
伦敦泰特不列颠美术馆 | 展至10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