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从8月4日起展出“赵半狄的中国 Party”，以“社会现实主义”作为贯穿赵半狄看似截然不同的创作阶段的线索。对这样的梳理思路，赵半狄表示自己“也很好奇，从来没有这么想过”。这位曾在艺术界和社会视野中多次引起争议的艺术家尽管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却鲜有展览与观众见面，此次展览是赵半狄迄今以来规模最大的展览，也是他在中国的首个机构个展。在大展厅中，艺术家自1987年以来创作的十余件（组）作品将按电影、时装、绘画等四种媒介进行分门别类的展示。尽管并非回顾展，但作品近30年的创作跨度仍使展览带有某种回顾的意味，从中我们得以一窥赵半狄从艺以来三个阶段不同的创作面貌。

▲ 《中国 Party》，2017，图片来源：TANC

本次展览中唯一的绘画新作《中国 Party》源自艺术家2016年在成都郊区组织的一场“在水中沉浮不定的肖邦音乐会”。对此，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表示：“现在，我把中国的现实当作一场‘Party’来看，我努力想从中抽身出来。”

▲ 《蝴蝶》，1990，图片来源：UCCA

在开阔的展览现场，最引人注目的是赵半狄创作于2007年的“熊猫服装秀”，几十余件熊猫服装在展厅中央排成一列纵队，它们的对面则是 T 台走秀时的现场录像。在展厅的两侧墙壁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由赵半狄和熊猫所演绎的平面公益广告，在靠后的部分，几间放映厅里分别播放着《一个人的奥运会》、《熊猫慰问》等录像作品，其中播放电影《让熊猫飞》的放映厅被专门打造成电影院式的环境。展厅的最后端空间被赵半狄称为“古典厅”：深紫色的背景墙上悬挂着一幅幅装裱在金色画框中的油画，这些作品为赵半狄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绘制的早期作品以及他近年来“重拾画笔”后的创作。

▲ 《熊猫时装秀》展览现场，2017，图片来源：TANC

▲ 《熊猫慰问——农民之家》（静帧），2007，图片来源：UCCA

作为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1988年的毕业生、靳尚谊的得意弟子，赵半狄很快成为当时最受瞩目的画家之一。他当时的现实主义风格绘画常传递着一种带有时代特征的空虚与迷茫情绪，因数量稀少和受到的评价甚高，这些作品在近年的拍卖中屡屡创下千万高价。即将在此展览中与观众见面的《蝴蝶》（1990）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时值中国当代艺术正在国内外获得前所未有的关注，在赵半狄的画家生涯看似前途无量之时，他作出了令同行颇感意外的转型。“绘画的时候只面对自己太孤独了，我想走出去，走出小我，用一种热情的方式跟大家打招呼。另外我也有一些叛逆，我觉得人生最美妙的计划还是被意外打断。”在回顾这次人生最重要的转型的原因之时，赵半狄对《艺术新闻》说出了这样一个颇具浪漫色彩而又符合其性格的理由。

▲ 《让熊猫飞》（静帧），2013，图片来源：UCCA

在1996年左右，赵半狄逐渐开始与熊猫形象相伴出现与公众视野中，这标志着他最为人所知的“熊猫时代”的开启。“之所以选择熊猫是因为它是一个公共符号，有很多层次的意义却同时也是个简单空洞的东西，可以很便利地成为让我与别人沟通的桥梁。”赵半狄这样说。

▲ 《熊猫人失恋的故事》（剧照），2004，图片来源：UCCA

1999年，他在地铁中投放了一系列以熊猫为主角的公益广告；2004年，赵半狄在《熊猫人失恋的故事》中讲述了一个艺术家作品版权被侵害并遭遇女友抛弃的半真半假的故事；2005年，他在乌里·希克（Uli Sigg）的帮助下，于瑞士首都伯尔尼举办了盛大的“BANDI 2008奥运会”开幕式；2007年，赵半狄带着他的“熊猫时装秀”走上了中国国际时装周，以熊猫造型演绎了民工、追星族、网络红人等社会角色……在十余年中，赵半狄早已成为了当代艺术行业中非常少有的能不时成为社会热点的人物。然而他对通过艺术介入公共生活的热切愿望也接近了尾声。2013年，电影《让熊猫飞》上映，该片以纪实与荒诞交织的手法讲述了了赵半狄组织儿童以熊猫为题材进行创作并通过义卖作品的成功筹建了一所孤老院的过程。2016年，赵半狄正式宣布结束“熊猫时代”。

▲ 《熊猫时装秀》（静帧），2007，图片来源：UCCA

“在介入社会的过程中我太失望了，我的热情已经被耗的差不多了。当现实中的46个老人能通过我最后的熊猫创意来得到一点点温暖的时候，我觉得我安心了，可以放下这个干点别的了。”赵半狄解释道。2016年，赵半狄重新拿起画笔创作了《中国Party·肖邦》和《我的花园》，前者可理解为赵半狄在“失望”之后对现实的观察与理解，后者则反映着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艺术家在等待下一个创作冲动到来之前的平静。

▲ 《我的花园》，2016，图片来源：UCCA

在展览开幕之际，《艺术新闻》专访赵半狄，探讨他创作的转型过程以及对于诸多争议的看法。

《艺术新闻》专访

赵半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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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家赵半狄

Q：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今年也正在经历一些新的变化。你的展览安排在这个时间是源于哪些契机呢？

A：古根海姆今年10月份会有一个中国艺术大展，我有一幅1992年的画作《小张》入选了，这个展览的策展人之一是田霏宇，今年春节期间，我们以聊这件作品为契机，也聊到了很多过去的事，我的“熊猫时装秀”已经过去十年了，尤伦斯也成立了十年，大家都很感慨，田霏宇提议可以把我的早期油画和后期作品以一种新的思路共同展出，我听了非常兴奋，很好奇展览会做成什么样子。

▲ 《一个童话》，1994/2017，图片来源：UCCA

Q：你在绘画的道路上原本是非常有前途的，但一系列惊人之举让你越来越偏离大家的预设，那么，这一路走来是你计划之内的吗？

A：我放弃绘画是有自己的原因的，就是绘画的时候只面对自己太孤独了，再这样下去我觉得我会疯掉的，所以我很能理解梵高。我知道我面对画布会是什么状态，所以我轻易不会回到画布的。不过我从来就没有多少计划，真的，我不太相信规划这件事，这是主流成功学的说法。另外我可能也有一些叛逆，我觉得人生最美妙的还是计划被意外打断。面对同行甚至家人的不理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其实我只是想迎接我的人生，想敞开我自己，否则我会毁灭的。“熊猫系列”对我来说很简单，就是敞开怀抱的一个过程。

Q：“熊猫系列”创作反应了你对社会现实时刻保持的关注，但同时，你也以熊猫创作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与现实保持着一定距离的、带有荒诞性的世界，你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距离？

A：我并不是刻意要营造出某种距离，但我觉得有能力的艺术家应该会自然而然地创造出自己的世界，因为艺术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发掘出世界的另外一些维度。我关注现实，我不飘在空中，但我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的世界与现实是相交的，理解与误解都是相交时的碰撞。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创造的那个世界，我深知那是我生活的机会。我也不觉得现实主义是这社会的唯一标准，那是权贵阶层的期望，对我来说，社会就应该是“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梦想”。

Q：“熊猫系列”创作所涉及的手法和风格非常多元，以《让熊猫飞》为例，从电影的角度来说，它的某些拍摄手法看上去甚至有些拙劣，从影像作品的角度来看，它在视听语言上的创新性又十分有限，本色出演的演员们的演技摇摆于真诚和做作之间……没有什么“套路”可以辅助我们理解这部电影。你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A：其实对我来说，《让熊猫飞》这个项目最重要的目的是通过我能找到的资源、以我的运作对现实带来一点微小的改变——建一所孤老院。这个目标我必须要达成，而电影是整个项目的副产品，它所反映的这件事是完全真实的，但它拍成任何风格都可以，所以反而可以天马行空了。我并不想要做成一个别人所认为的“标准好电影”，或一个类型片，那太失败了，成为一个电影人对我来说是没有必要的，所以就拍一部“杂”的，我喜欢丰富性的东西，我把我对生活、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全都混合在这里面了。

▲ 《让熊猫飞》（静帧），2013，图片来源：UCCA

Q：这部电影拿到了龙标并在影院上映了。获得权威机构的“通行证”对你来说重要吗？

A：上映是整个项目的一部分，毕竟这不是一部自己拍给自己的电影，这个项目涉及到很多方面，还是要给大家看到一个成果的，投资人也会有期望。这个片子的上映我想对那些参与公益创作的孩子来说也会是一种肯定和鼓励。

Q：你对来说，艺术是进行社会介入的工具吗？

A：我不会用“工具”这两个字，从来没有这个概念。其实对我来说，艺术和社会的界限是很难划分的，并不存在谁是手段、谁是目的。

Q：在宣布“熊猫时代”结束时，你说对社会感到失望，想回到自己，但《中国Party·肖邦》仍然带有某种对现实的关注。

A：其实我觉得这种关注已经很弱了。当然这幅画所反应的还是我对社会的理解，是一个下沉的肖邦音乐会。但创作契机只是是我自己想画一幅画，我还是保持着写生的习惯，在朋友的提议下，我的写生过程成为了朋友相聚的一个 party，然后诞生了这么一幅画，就这么简单。但 “拿起画笔”这个说法我是不同意的，我从来没有标榜我要再成为画家，我觉得我没这个梦想，但是可能偶尔会用这种方式表达一下心境。现在“创新”成为了这个社会上“政治正确”的口号，这个词我都懒得提。我觉得画笔这种东西还挺古老的，我在画画的时候不排斥美，我表现美，我发现我的有关美的记忆都特别遥远，跟当下的距离感就出来了。这种距离感让我觉得挺安心的。（采访、撰文／朱文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