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波《稊地》（2016），野草、土、昆虫、微生物，图片来源：南京四方当代美术馆
今年6月初在南京四方当代美术馆开幕的“山中美术馆”覆盖了佛手湖畔一整片林野，参展艺术家在山水间创作，作品出入于自然景观。馆长陆寻称“将策展降到最低，是将自由还给艺术家”；对艺术家们而言，离开艺术场馆、回归自然进行创作似乎也确实给他们带来了自由和挑战。于今年7月初在英国卡斯雕塑基金会（Cass Sculpture Foundation）开幕的中国当代艺术群展“无序之美”（A Beautiful Disorder）同样是委托艺术家在英国乡村的氤氲林野间定制创作，在西方语境下回望中国园林传统的同时延展对雕塑的定义。
户外艺术于观众而言，与展示在封闭的白盒子内的艺术作品相比，在开阔的空间中不仅能更敞然地与他人共享艺术，或许更可收获一种新鲜、个体、私密的观看体验。正因艺术创作与展示的空间与环境不同，艺术家创作过程中对艺术可能性的探索，及其对社会、公众参与性的激发也随之拓展。
从大地艺术到城市空间的公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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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大地艺术运动可以说是对人造环境的拒绝，回归自然、以超越人身尺度的大规模进行创作。他们中的大多数作品是永久性的，好像要在地球上留下存在的标记。一些位于荒郊僻野的作品，常年累月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自身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成为了运动中的作品。最著名的例子当属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在1970年于美国犹他州大盐湖北部造的螺旋防波堤，随着长年来的水面变化，防波堤的形态也时时改变。
▲ 罗伯特·史密斯森《螺旋防波堤》（The Spiral Jetty）（1970），美国犹他州大盐湖，图片来源：纽约公共艺术基金会
随着城市化的拓张，人群聚居的公共空间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户外艺术展示机会，从海德公园里亨利·摩尔（Henry Moore）的雕塑，到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始于1982年文献展的“7000棵橡树”计划，公共性的概念被广泛讨论，并由艺术家通过雕塑、装置、表演、行为等多种形式的艺术创作加以延展。
户外艺术展示的显要特性还在于免费，向所有人开放。近期艺术家双人组迈克尔·艾姆格林（Michael Elmgreen）与英格·德拉塞特（Ingar Dragset）为纽约洛克菲勒基金会创作的《梵高的耳朵》（Van Gogh’s Ear）——一座竖立的白弧边淡蓝色泳池，其形态来自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画中的泳池与艾德·卢沙（Ed Ruscha）照片中的泳池，在纽约市繁华商业中心植入泳池这一度假休闲的象征，映照着夏日气息。
▲ 艾姆格林与德拉塞特《梵高的耳朵》（2016），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大楼前，图片来源：Elmgreen & Dragset
宏伟巨制：公共空间的潜力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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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艺术代表人物克里斯托与让娜·克劳德（Christo and Jeanne-Claude）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于美国科罗拉多州落基山谷中悬挂传奇式的巨帆——《奔跑的藩篱》（Running Fence）。两人创造大尺幅作品的过程不仅应对艰难的自然条件，还必须面对在公共空间与权力机制的角力。两人从1971年开始的“包裹德国国会大厦项目”曾历经了长达24年的申请之路。此种包裹或覆盖大型建筑物也成为了两人签名式的创作语汇，仿佛为城市或自然增添一层新的皮肤。
▲ 克里斯托与让娜·克劳德《奔跑的藩篱》，美国科罗拉多州落基山谷，图片来源：Christo
时隔多年，克里斯托在克劳德去世后仍活跃创作，他于今年6月在意大利米兰以东60英里的以赛欧湖（Lago Iseo）建造了一条三公里长的浮桥，使游人体验“在水上行走”的感觉。面积总计7万平米的浮桥顺应波浪与水面起伏，跨越广阔蔚蓝的湖面，在第一天即吸引了近7万名游客。
因在泰特现代美术馆涡轮大厅所做的人造太阳及其他调动自然元素的创作而蜚声国际的奥拉弗·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今年5月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17世纪的花园中的作品《雾气流水线》借阳光、风、水汽以营造色彩变幻、去物质化和触动心灵的氛围情境，并邀请参与其中。2008年起凡尔赛宫每年都会邀请一位活跃的国际当代艺术家为其创作场地特设作品，意在“复活”这个一度被认为封存于过去的历史建筑群。
自然与公共空间中的“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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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拷贝自己身体、塑造真人比例雕像著称的英国艺术家安东尼·葛姆雷（Anthony Gormley）的《事件的地平线》（Event Horizon）先后在纽约、香港等国际大都会引起了巨大反响，立于高楼边缘或车水马龙之间的铜铸裸体雕像激发人们反思个体与城市空间的尺度关联乃至冲撞。这一项目的早期版本《地平线原野》（Horizon Field）在150平方公里的奥地利乡野山头放置百座雕像，以伫立的人体测量自然尺度，对望的人像仿佛山与山之间的回声。而图画中的人体则不仅在物理尺度、更是在历史记忆尺度上成为公共空间及时间的参照。
▲ 安东尼·葛姆雷《事件的地平线》（2015），香港，图片来源：南华早报
2016年，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在永恒之城的台伯河河堤两侧墙上创作了550米长的80幅壁画，题为《罗马悲欢史》（Triumph and Laments），这些壁画将同寻常涂鸦一样，随着风雨尘露逐渐斑驳。
当公共艺术成为社会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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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创作往往想象力先行，具有实验性及试探意味；当作品能够在公共空间接触到更广泛的人群，艺术家往往倾向于以更直接的方式引发公众的注意与对话。这种公共空间与艺术家创作之间的反馈关系是相互的，当公共空间越来越倚赖艺术家创作，以此来重新激活公共场域，艺术家也更关注社会议题，并借在公共场域工作来探索与社会机制（政府/路政/地产等）之间的互动。
10年来，英国雕塑艺术家理查德·迪肯（Richard Deacon）与塞尔维亚艺术家马蒂安·巴耶克（Mrdjan Bajić）合作，在贝尔格莱德为当地一处公园创造一座集桥与雕塑为一体的建筑《从那里到这里》（From There over Here）。该项目缘自迪肯受邀为这座公园创作一件雕塑，但经过长时期的反复实地调研，两人决定为公园创造一个新的入口。随着合作的推进，他们发现桥梁与雕塑在结构上有相通之处，于是将两者结合，其成果在经过多年商讨后得到了当地政府与建筑事务所的支持，并于今年初签约开工。
▲ 理查德·迪肯与马蒂安.巴耶克《从那里到这里》效果图，贝尔格莱德，图片来源：Mrdjan Bajić
迪肯坦言，“艺术家能通过他们的激情和能量来实现实际的改变。这种改变可以发生在实体空间，也可以发生在更广阔的社会语境中……拥有能够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说明艺术家可以改变社会，改变世界。虽然代价是放低对自我个性的强调，但作为艺术家，我们成功造一座桥，就是对艺术和社会可以连接起来的最佳佐证和比喻。”
在自然与公共环境中，艺术越发显得无法孤立存在，而必然与所在的地点、历史、所遇之人发生关系。时代变迁，艺术也同样在发生变化，雕塑或装置等媒介形式愈加渗透着行动主义的互动参与性。城市中高楼大厦表面大大小小的屏幕不仅播放广告，也不时会出现艺术家的录像与图像创作。户外公共空间或许能消弭艺术与生活之间本无需那么醒目的壁垒，而艺术也一再自证，我们可以以全新的视角发现自然与公共空间的另类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