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展小组甘莹莹和周一辰荣获第三届集美·阿尔勒“影像策展人奖的项目“燃烧之路”近期在上海Fotografiska影像艺术中心展出。集美·阿尔勒“影像策展人奖由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与香奈儿于2021年共同创办，以扶持年轻影像创造力为核心，致力于发现和培养优秀中国青年影像策展人和研究者。“燃烧之路”通过聚焦8位活跃于国内外的艺术家，围绕技术与媒介之精神性的议题铺开一条将宏观与微观衔接并置的探究路径。当新自由主义的加速生产与颠覆性的技术紧迫降临之时，我们熟稔的孱弱肉身如何具身性地进行考察，并反之成为可以安抚主体焦虑的庇护所，从而孕育新的可能性？因此，该展览恰恰植根于策展行动本身的可塑性中，在温和与暧昧的时空里迫切地省思技术讨论的常规藩篱内未被触及到的幽微纠缠。

“燃烧之路”展览现场，上海Fotografiska，2024年 ©️CHANEL ©️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

进入昏暗的展厅后，视线会不由自主地追随地面上的金黄色图案，从一方面来看，它自明性地呈现出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流，如策展前言中提及的，这一纹理从外至内，经由自然再深入人类的居所腹地，趋近人类的身体和肌肤，最终回归自然，如此的首位呼应是布展逻辑的完满诠释；而另一方面，策展人甘莹莹提到，这个观展动线的排布受到了电影《狗镇》的启发，那么，是否可以引入导演拉斯·冯·提尔（Lars von Trier）对看似理性的秩序与非理性的欲望驱力在其结构上的亲缘性的探析呢？更进一步地说，能否把展览的核心叙事看为奔赴一个理性与非理性本就同根生的共同体，那个同是技术奇点与盲点的时刻？

亚历克斯·特纳，《盲河》，2018-2021年 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Alex Turner

王凝慧，《角锥体与抛物线II》，2021年 图片由艺术家与胶囊画廊提供

从公民科学家亚历克斯·特纳（Alex Turner）的项目《盲河》（Blind River）开始观展，这组黑白影像诞生于特纳在美墨边境展开的长期调研，在那期间，他采用遥感红外相机以及AI面部识别软件捕捉边境的生命影像，而这一手段亦被当地政府运用在监控的语境中。策展人并未让黑白影像囿于平面内，而让它们高低错落地展现于多面的立体结构的表面，让叙事的潜力生成更多的触角。一旁的幕布空间内放映着艺术家王凝慧的《角锥体与抛物线II》，该影像记录了艺术家通过制作巨大的几何线条装置来探索并回溯人类利用技术尝试与宇宙沟通的方式。

尤里安·金塔纳斯·诺贝尔，《梦月》，2020年 ©️尤里安·金塔纳斯·诺贝尔

《梦月》在”燃烧之路”展览现场，2024年 ©️CHANEL ©️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

幕布空间的一侧，作为摄影记者与旅行摄影师的尤里安·金塔纳斯·诺贝尔（Yurian Quintanas）将镜头从不可触及（intangible）的宏大图景转向日常性的视域，具体而言，他的黑白摄影系列《梦月》（Dream Moon）关注的是在稳定的人类居所内，在目光所及之处的日常物件中是否还留有我们尚未辨析的技术物及其特质。这组平面作品被错落地，以前后叠加的方式悬挂于展厅中，并加以沙发与盆景等居家物件为此种可触性（tangibility）继续赋形。这种呈现方式或是一种对碎片化的致敬，而呈现的内容是一种海德格尔式的去蔽，对缄默之物作为存在者之本身真理的回归。

徐维静，《电皮》，2016年，在”燃烧之路”展览现场 ©️CHANEL ©️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

转身向外，竖立在展厅中轴线位置的是生物艺术家徐维静的《皮系列》。在斯蒂格勒的视角下，技术为人的代具但也同时不仅仅是人体的外延，技术实则构成了身体，换句话说，人与技术物可以是共时共生的，形成的是一种“有机体与其环境的新型关系”。徐维静的作品就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此类具身性的探索倾向，她创作的可穿戴装置的逻辑是用微电流在人类的皮肤上进行传导，以此让人可以拥有异质身体并获得与外界的新型共振，从而激发出感知的潜能。不过，如若回望文艺复兴时期，尽管那时的科学家已开始对人体的内部展开实证性的探寻，如塞尔维特提出的“血液小循环”等等，但就如当时的人从对经院哲学之空洞诡辩的沉迷往在场的肉身逐渐过渡时也并未放弃泛灵论，如今我们好像也在这种循环往复中悬搁与回摆，我们愈对陌异化的生存方式趋之若鹜，这种技术带来的抽离会让我们一次次重返具身。

约瑟夫·科瓦奇，《寻找谢尔盖》，2021年 在”燃烧之路”展览现场，©️CHANEL ©️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

约瑟夫·科瓦奇（Josef Kovac）的装置作品《寻找谢尔盖》（Searching for Sergei）在以《皮系列》为隔断的、展厅的另一半空间中展出，由艺术家虚构的名为谢尔盖的男孩在他的卧室中与因前苏联解体的政变而失去身份后在外太空中流浪三百多天才获救的宇航员共享着个体在地缘政治与宇宙主义的挟裹下经历的频频瓦解与震颤，而这两条叙事在艺术家的双面投影装置分别在地面和幕布上投射出的酷似陨石的图案的对照中际遇彼此。据策展人介绍，艺术家本人曾有过一次真实的噩梦，其中非虚构与虚构就如此这般地结合与缠绕，而谢尔盖这个在前苏联时代常见的男性名字也无疑是个能指符号，让这件作品在宇宙主义的命题之下的探索，即展现与因果关联背道而驰的荣格所言的“共时性”（synchronicity）是与王凝慧在作品中对外太空的某种趋近路径有所异同的。

玛格利·杜赞特，《月亮和星星可以属于你》，2019年 在”燃烧之路”展览现场，©️CHANEL ©️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

如果说约瑟夫的项目是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冗余处对神秘主义叙事进行的延伸，那么，一旁展出的艺术家玛格利·杜赞特（Magali Duzan）的项目《月亮和星星可以属于你》（The Moon and Stars Can Be Yours）则是将议题直指通灵术等方法，俨然成为焦虑的主体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时赖以进行情感筹划、甚至改变感知方式的途径。以艺术家在纽约的地铁上大量收集到的通灵传单为载体，并辅以其基于神秘学展开的档案调研如算命体验和收集到的手相图式等，艺术家制成章节式的小书供观者在这个圆形小桌上翻阅，而可触的红色丝绒材质的桌布与暗灯则高度还原了某个我们似曾相识的占卜现场。细看，这些诸如 “我是否应该留在这座城市”“我的真爱在哪里”的问题直指现代生活中的集体性的忧虑，并让消费主义与心理健康等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流通得如传单一样的语词产物倾泻而出，任由焦虑情绪继续肆意地蔓延。

顾桃，《萨满地图（2）在路上》，在”燃烧之路”展览现场 ©️CHANEL ©️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

对面的斜仁柱（鄂伦春族人的传统住宅）内展出的纪录片导演顾桃的影像作品《萨满地图（2）在路上》或可以抚慰如此不安的心，其内的投影呈现的是当鄂伦春族最古老的女萨满离世后艺术家展开的对萨满的漫长追寻，这一流动不居的状态让观者似乎可以短暂摒弃上述的那些悬而未决的切断，在本就无根的状态下无限接近原始的精神性。

至此，与其说策展小组对斯蒂格勒的文本进行的是具象形式上的转译，毋宁说，展览铺开的是从人本身为技术性的存在者这一观点之上延展出的新地带，在技术乌托邦主义与技术反乌托邦主义这样看似对立的两级中给出的一次折中的方案。当斯蒂格勒通过新的技术社会（techno-social）等方式来实现民主，并以此对随着技术发展而来的崩溃抱有颇为乐观主义的倾向，这个展览更为依靠的是一种具有包容性的视角，即：被发明的客体也是发明的主体，技术史与人类史本就相伴相生。“当技术时代成为重体验而非原则的时代，人们会将某种原则混淆为与之相关的体验，或许，我们在谈论的‘机器思想’其实是我们本体的思想，而并不是我们能共情到的机器的‘生命’与‘思想’”，不过，究竟是需要回望物理还原论，还是继续仰仗神经的可塑性，抑或是神秘主义来厘清其中的复杂缠结呢？

宋兮，《仪式：10000次的祈祷》《璀璨》《星空》 在”燃烧之路”展览现场，©️CHANEL ©️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

正如展览名“燃烧之路”取自卜卦占星学中行盘里日月无光的那段区间，该展览似乎从未试图对上述的疑惑给出确切的答案。就如赋魅与祛魅在围绕技术的讨论中一直在双向地流转，这个展览将低技术”（low tech）与“高技术”（high tech）并置，处理的是如何在急迫的反思、批判与责问中去留出关怀性的空间的问题，观者在展厅的一隅中最后观看的艺术家宋兮的几件作品就是最佳的佐证。艺术家在《仰望星空》中用修图技术一颗颗抹掉的星星，与他在《欢乐颂》中以电蚊拍拍击苍蝇时产生的电火花所构成的星空图像彼此呼应。最后，当我们俯身从木制的通道装置的一侧的洞眼去窥视宋兮的《仪式:10000次的祈祷》时，那一万多次不间断的开灯与关灯的视觉让日常嬗变成被再次凝视的仪式，而后再于一瞬之间恍恍落入日常的窠臼中去。

[1] 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M]》, 裘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 19 、126 、166 、193。

[2] 巫怀宇：《大地上的尺规》。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 109页。

*若无特殊标注，

本文图片由上海Fotografiska影像艺术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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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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