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ON | OFF:中国年轻艺术家的观念与实践”展览现场

一般而言，当某个时代缺乏强劲的动力和明确的方向，而人们又渴望突破这种迟滞涣散的历史状况时，青年人的角色就会变得重要，如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欧美的68风暴。而在艺术史上，欧洲的现代主义各轮潮流，以及中国的八五新潮也都是青年人推动的，实际上，在“八五新潮”这个概念通行之前，当时人们正是用“八五青年美术运动”来称呼这一历史事件的。但在1989年之后，当历史进入所谓“后历史”症状，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

“后历史”症状的原因大致包括:冷战以东方阵营的溃败而结束，这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及意识形态的全面“胜利”，经济及文化的全球化也随之而来，在这个过程中，新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又构成了必要的生产力条件。而“后历史”症状最根本的表现就是革命的终结，可以有各式各样的狂欢，但不再有那种纲领明确的革命。人民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但却不知道到底想要什么。

艺术史何尝不是这样？现在看来，1990年代的YBA就是一场狂欢，虽是感官盛宴，但丝毫没有，甚至反而强化了艺术体制的原有结构。前几年的针对美术馆的各种Occupy，也很难说的“占领”，而更像是快乐上访，他们并不具备革命的主权意识，因而只能带来一欢即散的派对。

吊诡的是，深陷于“后”之中，人们反而更急切的去寻找“新”，但由于缺乏一个必要的历史叙事框架，他们发现的“新”是非结构的、无延展性的，点状的，弥散化的。实际上，历史上的历次艺术变革虽然经常是年轻人推动的，但重要的并不是年龄，而且年轻人带来的革命性观念，换句话说，毕加索能够成为那个时代的英雄并不是因为他年轻，而是他的立体主义观念对艺术史的突破，何况我们也不要忘记年轻的毕加索的身后站着老年的塞尚与中年的马蒂斯。而现在，人们会仅仅因为年龄的理由去关注、推崇某个或某一类艺术家，比如十年前横行一时的“70后”话题，再如这几年达到顶峰的关于“80后”的热议。

如果从上文打开的角度去讨论2013年中国当代艺术中的青年艺术现象的话，结论或许是不那么乐观的，起码是有些乏味的。首先，这个停留在年龄上的话题已经让那些挑剔的读者感到厌烦了，在近年的各类艺术媒体的年度总结中，几乎总有类似的话题，但几乎没有推进。其次，众多以青年艺术家为主题的展览活动依然重复着以往的模式，也在消费着以往的概念。虽然可以说“青年100” 这样的以建立年轻艺术家市场为主旨的活动有其艺术生态上的价值与必要性，但比起更灵活、持续的画廊机制，“青年100”的博览会模式显然是过于粗放了。而“新星星”艺术节则完全是一件多余的事情了，因为看不出有何艺术生态的针对性。同样是以青年艺术家为对象的评奖活动，HUGO BOSS的首届亚洲艺术大奖显然是要有看点得多，正如中国好声音的专业团队推荐制比快乐男声的海选征集制总归要靠谱一些，当然，如所有的评选活动一样，冠军往往是一个折中的因而平庸的结果。如果说在以上所举的例子中，艺术家的面孔早已不新鲜了话，那么一个叫做“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的小型展览则更能吸引目光，因为参加展览的全部是89后艺术家，这个展览在2013年把艺术家年轻的标准推到了极致。

实际上，年轻艺术家早已是一个事实而无需各方以照顾、提携但暗含俯视的态度去面对了。代价的更替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属于自然规律，无需多费口舌。但不同代际艺术家之间思想、观念及趣味上的转变则属于人文历史，对此则需要克制价值判断的冲动，尽量保持开放的态度，不能以某种艺术史的想像去透支对现状的观察。而从艺术批评的角度而言，对艺术家个体价值的发现，对艺术生态多元性的推动，是比集体命名或潮流定义更值得去做的事情。笔者在2013年初参与联合策划的展览“ON | OFF：中国年轻艺术家的观念与实践”就是建立在这些出发点上的，即“尊重并真实面对年轻艺术家整体上的主体性与他们个体上的差异性”。

当年轻依然成为一个集体话题的时候，这说明这个社会渴望变化，但是又没有任何的方向感。而没有方向感的原因正是历史感的消逝，在此是要重启历史叙事的可能，还是沉浸于这“后历史”状况中细细体验？在能做出选择之前，我暂时会赞同最近在上海OCT艺术中心的一个关于年轻影像艺术家的展览主题“Degeneration”，在该展览的语境中，这个单词有双重含义：性质渐变或去代际性。撰文／鲍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