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于12月12日在上海摄影艺术中心开幕的展览“喻体·幻像”无疑是该馆在今年9月带来的文献大展“颗粒到像素”的延伸，只是此次的视野由对中国摄影发展史研究转而聚焦至香港，通过何藩、蒙敏生、邱良、冯君蓝、梁志和+黄志恒6位非职业摄影师的人物肖像作品，将来自不同时空下的意识形态和艺术形式并置叠加，呈现出60年代至今香港社会文化的丰富肌理——朴实、多样且出人意料。
本次展览由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策划，展览所集合的影像不仅与香港有着深厚的渊源，更是香港“精神史”的精妙缩影：摄影师或是生于香港，或是移民于此生活工作；其意识形态立场虽彼此迥异，却又都根植于不同时代的香港特定历史语境；他们或支持左翼革命，或表达基督教信仰，或展现娱乐时代流行文化。在他们的作品中，身份认同与意识形态的内在联系与复杂纠葛更为突出，镜头前的众生皆是以各种方式承载信息的模特，是几位非凡的有创造力的摄影师手中“意在言外的人物”。在此，人物肖像并非个人身份的主观表达，亦非传统现实主义的客观摹仿，而是作为“喻体”被赋予象征作用，即一种超越其自身个性或身份的表达，而“幻像”一词，则是策展人的含蓄发问，提醒观者转而挖掘被图片表象遮蔽的隐秘所指，并最终引发对香港社会演变更为深刻的认识，进而对宏大历史叙事下个体的精神状态与命运产生思索。
▲ 蒙敏生《毛泽东思想宣传员》（1970）
“今天我们寻回昨天遗失的他”则是由艺术家梁志和+黄志恒联合创作并亲身演绎摆拍的人像系列照片。他们从收藏多年的旧杂志、宣传手册、报纸、纪念册等资料档案中，选取一些身份不明的闯入者，并透过各种分析、想像，模仿和重塑不经意间被相机捕捉入镜的无名氏，将这些默默无闻的人物置于新画面的中心位置。从时间和空间的语境中剥离，失却了事件和文化的参照，人物的举止仪态在时下的语境中被赋予了不同甚至是颠覆性的意义。单色空洞的背景中，几近一比一的还原人物身份依然无法被确定，系列作品透过图像，试图通过寻找知识之外的日常细节重构人物的过去，但同时也强调了此种做法本身的不可能性，对于摄影作为复制、重述及挪用真实的手段，提出了根本的质疑。而在被现代性所裹挟的香港，艺术家对被历史无情吞噬与遗忘的渺小个体的深切关注，更隐含了其对宏大叙事的批判态度，以及对艺术家责任的深刻思索。毫无疑问，这是一组意味深长的关乎身份找寻、自我发现的观念制作。
单幅片断的神剧
出生香港的牧师冯君蓝带来了《微尘圣像》系列圣经题材作品。艺术家称之为建立在圣经人类学的基础上，或者允以称之为“单幅片断的神剧”。这些作品根据圣经故事，以教友为模特，并于教会楼上的工作室内完成拍摄。正如阮义忠先生所言：“拍照对他而言已不是在强调自己的艺术手法，而是为了替人人本具的灵性显影，以牧师的身分揭露圣经的启示”。摄影最强的特性就是把瞬间凝住，冯君蓝的作品刚好相反，彷佛是在缓慢释放着时间的流动，渐进启示着上帝的临在，并朝向创造的完成推进。作品中的人物衣着简朴，装扮成圣经典故中的人物：牧童大卫、童贞女玛利亚、女先知米利安、灵童撒母耳等等，无一不透露出赤子的无邪，性灵的纯净，宿命的枷锁，救赎的渴求以及信仰的坚贞。这些肖像，犹若正在体察某种超越性的灵，正经验一种神圣的、超越的时刻，一个永恒的时刻，卑微如尘土的人也因而转化为不凡。
正如美术史大家德沃夏克所言，要理解任何一个时期的艺术，关键是要了解这个时期的精神史，毫无疑问，“喻体·幻像”便是一部浓缩的香港文化精神史，而且，相较于高雅文化，它在更为世俗的层面上叩问了大历史下个体的精神状态。哲学家布朗肖曾言：“影像的本质全然是外在的，没有内里的东西，可是，比起最深层次的想象来，影像的这种本质更难以接近，更显得神秘；它没有意义，却能唤起各种更深层次的意义；它是不能显现的，却明白无误地摆在那里，因为它的这种若有若无具有吸引力和蛊惑力，就像个歌声诱人的美人鱼。”“喻体·幻像”就像这条美人鱼，诱惑着我们去理解香港社会的历史演变，进而反思历史命运与个体身份认同、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联。
▲ 何藩《罗伯特· 雷肖像》（1956）
▲ 邱良作品展览现场
▲ 邱良《邵氏女星》（1970年代）
▲ 梁志和+黄志恒《搔背脊的日本家庭主妇》（2010）
▲ 梁志和+黄志恒《有两部照相机的摄影记者》（2010）
▲ 冯君蓝《被光照的微尘》（2010）
▲ 冯君蓝《牧童大卫 月夜》（2010）
喻体·幻像
上海摄影艺术中心 | 展至2016年2月29日
撰文 | Annie
编辑 | 朱文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