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博物院”为展览“乾隆潮”设计了一系列使用数码技术制作的卡通图片

这本由《朝日新闻》记者野岛刚写的《两个故宫的离合》。虽然名为“两个故宫”，由于野岛刚多年驻台的经历，描述重点还是在台北“故宫”上。但与一般从历史脉络梳理和从文化艺术鉴赏角度写故宫的书籍不同，野岛刚的这本书着眼点在于“两个故宫”背后的政治角力上。
开篇第一章，野岛刚就抛出一个政治意味浓厚的题目，“民进党未完成的‘美梦’——故宫改革”。全球世界级博物馆的收藏大多兼容并包，如卢浮宫、大英博物馆等等，它们的收藏不仅限于本博物馆所在的国家和大洲，而是全世界。唯有台北“故宫”，几乎看不到任何与中华文化无关的东西，它所收藏的仅是单一地域文化的艺术品。北京故宫也是如此。
这要从两个故宫的藏品来源说起——清朝皇帝的私人收藏。在历代清朝皇帝的眼中，中国才是世界的中心。因此，虽然立足台湾，在台北“故宫”的诸多收藏中也看不到任何反映台湾地方文化的收藏品。
而这正成为2000年后台北故宫改革的焦点所在。在早期，故宫的传统地位一直是“集合中华文化最高艺术品的博物馆”。陈水扁上台后新任命的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杜正胜提出了“台湾化、多元化、亚洲化、国际化”等数个目标。因为观点不同，前后两任院长产生了针锋相对的激辩。不过，自杜正胜时期开始的让故宫文物亲近台湾人民的台湾化也同样取得了显著成绩。尤其是到了第一任女院长林曼丽时期（2006年-2008年），现代艺术背景的她提出“Old is New”的口号，引入数码新技术制作文物介绍短片，充实博物馆的社会服务功能和对外功能。种种举措为背负沉重古代艺术包袱的台北“故宫”，注入了现代的新鲜灿烂空气。
对内，台北“故宫”无法逃脱政治的影响和掌控，对外亦是如此。野岛刚在《两个故宫的离合》简体版上市后接受大陆记者采访时说，两个故宫的关系是两岸关系的风向标，“在故宫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和政治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故宫对两岸关系而言是很好的突破，反映两岸关系新局面，两岸政治家都认为这种突破可能要从故宫开始。”
但饶是如此，仍有许多难以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成为横亘在两个故宫之间的合作障碍。从2009年到2014年，两个故宫间的交流与互访十分频繁，合作办展也不止一次，但均是单方面地由北京故宫出借藏品到台北“故宫”展出。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大陆并没有通过像台湾一样的司法免扣押条款。即使北京故宫一再表示并不会对藏品的归还产生任何不利影响，但台北“故宫”仍怕发生藏品被扣押的状况而顾虑重重。名称的使用也是一个原因，台北“故宫”坚持要使用全称“国立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显然无法同意。但“台北故宫”这样的非正式称呼又不具备法律效力，所以目前两个故宫凡涉及到签署协议和文书，都要通过一个中间机构作为第三方实现。
文化与艺术，从来都不可能只是单纯的文化与艺术，它们的背后，有着经济基础的制约、有着上层建筑的主导。如同这分割两岸的两个故宫，因政治而分离，又因政治而聚合。撰文／宋敏

《两个故宫的离合》
野岛刚著，张惠君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年12月，上海
250页，3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