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左）Jed Perl于2008年发表在《新共和》上的评论《为“毛”疯狂 》（Mao Crazy）

（右）摘用了《新共和》部分内容的《西方学术界讥笑中国当代艺术邪恶》

编者按：
对于近期在网络流传盛广的《西方学术界讥笑中国当代艺术邪恶》一文，艺术评论人、M+视觉艺术博物馆高级策展人皮力迅速给予了回击与厘清，《艺术新闻》征得皮力授权后，在此刊发本刊编辑后的皮力的评论文章。

我最早看到《西方学术界讥笑中国当代艺术邪恶》这篇文章的时候，最少是在一年以前。几天前出现在微信上时，也没有在意。微信历来是垃圾信息繁多，良莠不分。但当我降落在纽约，参加大都会博物馆“水墨艺术”研讨会时，此文已开始在微信上广泛流传了，但我可以负责任的说，这篇文章是基本是被添油加醋改造过的。中文摘录大量按照自己的理解“篡改”了原文，结构和事实。最简单的例子是提到张晓刚时，中文说张晓刚是模仿Rene Magritte，但是原文只是把张和70年代活跃美国西海岸艺术家Margaret Keane进行了对比。（这完全是两个艺术家）。基本说来，原文是对一个2008年萨奇画廊展览的评论，远非代表“西方学术界”，言辞没这么激烈，而且分析理性居多。（原文链接在此：http://www.newrepublic.com/article/mao-crazy。 《为“毛”疯狂 》（Mao Crazy ，发表于2008年7月9日的《新共和》杂志，作者为 Jed Perl）。但是作者掐头去尾改头换面，把它变成“西方学者讥笑中国艺术邪恶”。

不说原文所依据的展览是个糟糕的商业展览，更不说这个发表刊物的文章本身就是保守主义的刊物。基本说来，网上转的这篇”援引”“西方学术界”观点的文章连翻译也算不上，大抵是作者听说文章大致观点如何，提到了哪些人，然后自己就写了这么一篇，然后用了原来的出处，加了个“西方学术界讥笑中国当代艺术邪恶”的标题。

文章本身并没有什么好说，倒是这篇文章在网络上不断转发所激起的涟漪让我觉得吃惊，而更吃惊的是几天前的舆论的一边倒。这个事情基本上说来，当代艺术其实处在一个非常不自信的状态。任何一个所谓“海外或西方学术界”的风吹草动，就能让我们“春心荡漾”。远的不说，就说我刚刚参加的大都会的这个“水墨艺术”的展览吧。最让水墨的人嗨了，嗨的人说”你看，大都会都做当代水墨了”，仿佛水墨就被认可了。而批评的人说，“你看，连邱志杰都参加了，西方对中国水墨也就那个样子”。你不可否认这两种观点虽然截然不同，但是逻辑都是虚拟出一个“西方的学术界”。

图：邱志杰，书写兰亭序一千遍（1990-1995年），2013年12月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水墨大展上展出

谈到水墨艺术这个展览，策划人本身是研究清代绘画，其用心是从传统的角度来梳理当代的水墨性试验。本身出发点和我们这些策展人肯定不同，更遑论文化和理论背景的差异了。一个“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当代艺术展”，本身这个展览的的选题就是吃力不讨好的，国粹派觉得不够传统，前卫派看不到当代。其展评可想而知。但是很多水墨派把这个看做是水墨走向世界的里程碑，虚拟了一个为国争光的故事。上次中国当代艺术群展亮相纽约基本是15年以前高名潞的 “INSIDE OUT”。邱志杰对我说“其实大都会这个展览框架和当年老高的那个展览在理论框架的上进展不大，但是我们艺术家这15年其实进步很大。”在我几乎就要点头称是的时候，联想到网上疯传的这篇文章，我不由得怀疑：我们真的长进了吗？
你如果看看，这些天很多人开始如何对那篇《新共和》的伪托文章推崇，如何崇拜“西方学术界”，心中还是会闪过很多绝望的：难道必须要“西方学术界”打倒前辈艺术家，才能获得成长空间和认可吗？

共产主义的“不破不立”似乎已经幻化成中国当代艺术的DNA，必须要通过“弑父”才能成长，而这个弑父几乎必须是致命性的。毛泽东和列宁的文化革命观的区别在，列宁认为新文化是旧文化的一个碎片，好比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主义的一个碎片，而毛则认为新文化的诞生必须是对旧文化的摧枯拉朽。85新潮反思了黑格尔主义，反思了文革，但是却忽略了那个的邪恶的种子“不破不立”。无论是革命美术、还是八五新潮，还是之后的潮流，似乎只有打倒了XX才能成功。只有在成功之后，才能欣赏更更上一代的“传统”。但是不要忘了，所谓这个更上一代的传统其实已经被上一代“摧枯拉朽”过。

如果说我们“一生下来就老了，到死了还没长大”大抵是合适的。

我并非是这篇“西方学术界”讥笑的“中国当代艺术”正名，撇开那些国外市场的解释、撇开10块钱一个字的画册前言，5000块一个的现场表扬，我们其实并没有对他们有多少的了解。（至少缺乏像黄专的“国家遗产”那类严肃的超越个体的研究）

没有了解、没有研究，中国当代艺术界通常的做法是，要么对“西方学术界讥笑中国当代艺术”这一类的题目缺乏抵抗和自信，要么就是要找出更“权威的西方学术界”来为自己撑腰。中国理论界找西方学术权威历来两种。一种就是如民间哲学家那样的走狗型，完整翻译不去做，却微博上趾高气扬，请个真神来到处演讲，低三下气，充当理论代理人；一种就是外语基本不会，出国买些书从来不看放自己书架上，其最高意境是指点江山说出“其实哈贝马斯，还算有点学问”的名言，或者找出不知哪里来真神，伪托个文章。这类人谈起“西方学术界”的这些认知方式更适当的说法是它总让我想起当年在京城流行现在转战二线城市的加州牛肉面和德克士炸鸡——假西方之名的本土臆造。

说到“西方学术界”，其实没有只此一个的所谓权威”存在。拿水墨来说，美国有何慕文（Maxwell K. Hearn）国粹主义的框架，也有巫鸿带有知识考古色彩的研究框架，还有安雅兰(Julia Andrews)从现代史出发的框架。如果说有什么“西方学术界”的存在，那也不是一个理论或一个权威，当然，这些艺术研究框架也存在一些基本的学术共识。

而现在，我们的共识应该是：第一，必须迅速、严肃的展开对自己历史的研究，平等的借用一切方法以寻求我们的共识; 第二，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任何抬出权威的人，其实都有试图通过这个权威建立自己的权威的野心。前者是走出不破不立的怪圈，后者是清除学术理论中的加州牛肉面。

行文至此，乌克兰的人民在2014年又一次获得了民主，这是21世纪前14年的第三次。昨天看着乌克兰警察下跪道歉的照片，想起了鲁迅的诗句“城头变幻大王旗”，同样的街头革命对代议制政治的冲击也出现在泰国。令人纠结的不是民主是否带来混乱，我纠结的是当我们把选举当做目的，而民主的意识和观念没建立起来的时候，这些“民主的样子”又有什么用呢？而发生在我们身边这些文化舆论盲动无疑加剧了我的担忧。撰文／皮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