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五月开始，《艺术新闻》联合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合作处的传播平台“法国文化”和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处共同推出【法兰西回声】（Un Monde en Alerte）思想专栏——邀请法国思想、文化和艺术界的知名学者和知识分子，分享他们在哲学、技术、伦理、生态以及社会、政治、文化等不同维度的观察和反思。

本期专栏带来法国人类学家夏洛特·布里夫（Charlotte Brives）对于我们当下所共同面临的状况极富针对性和启发意义的思考，即：在接下来的一年半载、甚至未来更长的时间里，如果不能彻底消灭病毒，我们将如何与病毒共生共处？布里夫通过深入阐释病毒与细菌的共生关系，进一步以“多元生物”（la pluribiose）的理念及其生存关系模式，设想了人类与病毒“和平”共生的可能样态。在她看来，只有打破固化的自然观与认知模式，向生物界学习变化的可塑性和对关系力量的平衡，才能在不稳定的变动环境中激发出自身的创造力，重塑人类与世界的关系。

夏洛特·布里夫 Charlotte Brives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的研究员，其研究领域为科学人类学、生物人类学及医疗人类学

2020年6月25日，人们在参观埃菲尔铁塔前排队。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导致巴黎标志性建筑埃菲尔铁塔自二战以来最长时间关闭后，埃菲尔铁塔重新开放。AP Photo/Thibault Camus

在过去的几周里，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我们不应重返新冠疫情之前的生活”。的的确确不应该。此次疫情事件为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变革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媒体强行灌输的那些内容往往阻碍我们去抓住这些变革的核心，比如，没有让我们重新认识到人类和病毒之间复杂多样的接触形式。

大流行病的叙事角度就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大型串联”,而后者往往是被排除在人类社会之外，并被根深蒂固地视为一种敌对的存在的。这些叙事进一步奠定了人类的特殊性，以及人类通过相异物种的侵入而对自身社群获得的一种确证性：这些界限严格界定了自我和“他者”、人与“非人”。万物似乎都被明确地定义、阻隔和框定在这种物种的秩序观之中，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全力以赴去维持或是不断修复这种人类为自然界所设想的稳定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虽然不会彻底回到以往的生活，但免不了还是会去修复其中的某些秩序。

除了科学学者所发展的理论、假说与实践以外，政治和媒体领域也经常通过隐喻去塑造我们对于生物的不同理解方式。一方面，人们对于新冠疫情的经验各不相同——不同的社会阶层、性别、居住地、家庭和职业、国籍、卫生系统甚至各个国家采取的不同应对措施都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因而无法在人与病毒的关系问题上形成统一的叙述。而另一方面，那些不同的“微生物”仍然被人们归在同一个类别下，无论它们之间是如何地不相关，以及富有差异和变化。与此同时，舆论把疫情比作战争，比作要去打败的敌人，或者更富于浪漫化地比作是有待被照料的朋友——此类叙述所展现的景象，正是假设了微生物的目标和意图仿佛都远远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围。

微生物示意图。Credit: paulista / EurekAlert.com

通过某种表象上的一致，“微生物”这一类别建构起自己单一性的特征（也就是肉眼完全或几乎看不见它们），数以百万计的生物体因而被划入微生物的大家庭。这一类别集合了各种各样的有机体，包括细菌、原生生物、某些微观真菌、藻类、涡虫、变形虫、浮游生物的某些成分以及病毒。科学家把病毒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寄生体”，离开有机宿主就无法存活。某些病毒学家和生物学哲学家认为，基于病毒对宿主具有依赖性，无法仅靠自己生存，它们就很难在生物界里被真正归类，只能“游离在边缘”。换言之，病毒既不是生物，也不是无机体。

但我们可以通过另一种思路来把这个问题概念化。如果说严格意义上的寄生体不能没有宿主，它只能通过与宿主建立关系才能存在，那么，病毒迫使我们去思考的就不是活体与惰体之间的界限，而是生物之间根本上的互动属性。虽然对病毒进行测序可以解释多如繁星的遗传多样性，而想要研究某个具体病毒的绝大部分特征、能力与功能，只能在被其感染、并与其共同演变的物种间的相互作用框架下进行，从而使得这一病毒被实验性地研究和理解。这些相互关系不停发展变化，难以即时进行系统化，正是这些关系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对象。希望通过这样的尝试，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人类与病毒所共享的未来。

从两栖生物到“多元生物”

1960年代，微生物学家西奥多·罗斯伯里（Theodor Rosebury）提出了两栖生物的概念，以描述不同生命体之间随时间和空间变化的动态关系。微生物学家马丁·布雷塞（Martin Blaser）在《失落的微生物》一书中给出的相关定义是：“两栖生物是两种生命形式根据环境所建立的共生或寄生关系(……) 。它是生物学的核心，在其中，自然选择的恒常性催生出了生物间微妙差别的不可胜数的变化。”

左：微生物学家马丁·布雷塞（Martin Blaser）所著的《失落的微生物》（Missing Microbes）；右：马丁·布雷塞

至此，两栖生物的概念是打破局限的第一步：它描述的不是生物，而是生物彼此之间根据环境建立的互动关系——并且是依赖于环境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给这些关系标上属性，划定时间或空间的界限，或者再以“战争”或“和平”、“朋友”或“敌人”的论调来讨论它们，就构成了最基本的错误，同时也是对生物间关系的野蛮伤害。

然而两栖生物的这个概念还是一种简化层面的认识，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把关系范围化约为二元对立：生物仅以共生或寄生两种模式相互作用；第二，它还是基于生物之间相对固定的关系概念展开的，由此让人无法想象这种关系如何能通过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去改变自身。针对这个问题，病毒学的知识带来了宝贵的一课。噬菌病毒（字面意义：细菌的吞噬者）是地球上数量最大的生物体，以细菌为宿主。通过动态且复杂的方式，噬菌病毒和细菌这两种生命形式的共同进化已经超过了35亿年。在某个时间点，地球上40%的细菌都感染了病毒。当某一个噬菌体与大量克隆细菌（基因相同）接触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结果：有的细菌被病毒摧毁而死亡，而病毒利用细菌来繁殖；有的细菌尝试与病毒共存，通过变异和选择获得免受感染的能力；其他细菌则与病毒建立了深厚的亲密关系——该病毒会将自己和宿主的遗传物质暂时或永久地结合在一起。如果它们再次分离，病毒可能会留下部分遗传物质，并且/或者带走细菌的一部分遗传物质，最终使两者均产生转变。

电子显微镜下的噬菌体病毒，通过其流动纤维附着在细菌的细胞膜上。Credit: Graham Beards

数十年以来，噬菌体和细菌的相互作用能力成为实验室研究的对象。科学家们由此发展了分子生物学，涵盖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所有可能性（转基因生物，治疗分子，生物燃料等）。然而，许多科学家们依然没有把它们视为生命形式。这种无肉身的非活体生物被当成了为某些人服务的工具。于是许多科幻小说从中获取灵感，描述人类对微生物的操纵，揭露了人们把“自然”视为异己，对微生物进行物化并最终将其变成商品的癖好。而对于另外一些科学家来说，微生物的这些能力不断为生命的延续、合作、进化或生态学提供研究资源。对病毒和细菌的研究结果表明，关系模式不止单一的一种：微生物能够发挥生物自身的可塑性，在彼此之间建立的关系中也能相伴进化。随着遗传物质的结合，病毒的存在模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们成为了细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说有时候它处于休眠状态，而在这个对真实视而不见和让想象力受到压制的社会里，人们会认为它什么也没做。然而，在病毒中休眠的细菌不断在发展新能力。那么这些能力到底是属于细菌还是属于病毒？这两种生物能否分离，形成嵌合体变成一个新的生命体？这些问题跟新生的生物一样复杂。

比喻和修辞因而再一次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性繁殖和免疫学的常用词汇之外，我们很难找到准确的说法来表达和描述“病毒细菌”的行为。对此，人类学家艾米莉·马丁（Emily Martin）以两性相结合的方式来解释病毒和细菌在此形成的关系：即噬菌体“射入”它们的DNA，“插入”宿主细胞，让休眠因子“埋伏”或“隐藏” 在细菌的DNA内。在这里，除了违抗、侵犯、潜在的战争和破坏，我们也可以从中甄别出另外一种东西，也就是创造的力量。这股力量恰恰挣脱了性繁殖或免疫学的教条，不再区分自我与非自我。同时，有机体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暴露了分类的不足，也恰恰反映出西方现代性对于世界所展开的思考和行动上的局限性。事实上，不同生物之间会出现一种微妙缠绕的关系，越来越难以界定它们的属性。更加复杂的是它们还会蔓延感染更广泛的环境。在彼此塑造和构成的同时，微生物有时会带来惊心动魄的结果。

DNA示意图。KTSDESIGN/SCIENCE PHOTO LIBRARY/Getty

这些相互作用方式并非病毒和细菌所独有。实际上，人类DNA的5％到8％来源于病毒。换句话说，在物种进化史的某一时刻,病毒的遗传物质与被“感染”的宿主细胞融合在一起。矛盾的地方在于，人们不惜一切代价去维持细胞的保护膜和界限，把可能“污染”它的东西隔离开来，然而结果却导致病毒有机可乘。这种源于病毒的DNA被称为“垃圾DNA”，因为大部分不能编码蛋白质。然而，我们却可以将其视为关系经验的缓慢沉积。作为珍贵的事件档案，它记录了哺乳动物进化的历史进程。

事实上，生物体及其之间关系的本质只能通过制止它们的变化运动、或者大幅度放缓这种运动才可能显现出来（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微生物世界的宝贵之处就在这里。因此，如果我们意识不到这种运动和变化，也就无法展开真正有效的思考。同时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去理解病毒和细菌是如何生存的。正是在一种将上述运动关系放缓所导致的失真状态里，我们才倾向于以单义的模式来思考生物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本质是固定化的，并将它们生发于其中的环境（即使它们已经发生了变化）看作是一些简单的场域和不变的背景。

所以，对病毒和细菌的观察将有助于我们理解生物之间的多元关系图谱——永远处于和其他生物相遇之中的变化、作用和转化过程中。生物、关系和环境在本质上都是很不稳定的，并且始终都处于相互影响中。我们无法穿越时间，所以更难以感知在漫长而缓慢的进化过程中，复杂生物的DNA与其他生命形式编织的关系如何沉积下来。然而，这种沉积的效果也只是“多元生物”的许多方面之一。

改变与创造：与病毒共同进化

对于人与病毒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病毒转化的潜力，在历史上均保留了大量相关的观察和经验。病毒的致病性是人们唯一关注的方面，但这只是它许多可能性当中的一面。人类已经学会了与某些致病病毒共存并融为一体。遗憾的是，这种学习过程是健康危机强加给我们的（至少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几次大流行病期间）。那个年代政治经济制度下的卫生设施不足，严重限制了人们适应环境的条件。为了密集开发工业资源，人类与动物都必需迁徙出自己原先的居住地，加速了病毒的传播。

上世纪80年代，艾滋病激进组织ACT UP在华尔街组织了多次抗议活动。该组织的策略帮助加快了寻找艾滋病有效治疗方法的进程。Credit: Tim Clary/AP

那么，艾滋病是如何流行起来的？仅仅是某个滥交的人感染了埋伏在丛林深处的病毒，然后把它带出来的吗？没有那么简单。艾滋病毒在全世界的传播是若干事件共同作用的结果：殖民、采掘业的发展以及某些全球化的特定形式。这其中每一个方面都影响着人与人之间建立的联系以及他们的未来。

基于数以百万计的艾滋病毒患者的经验，人们相信艾滋病毒将与人类共存——尽管世界卫生组织的目标仍然是彻底消灭它。“ PvVIH”（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称呼就来源于这种经验。通过摄取特定的、有针对性的抗逆转录病毒分子，病毒和人体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改变，也就是病毒被驯化了。这样做的前提是将驯化理解为对病毒繁殖（尚未完善）的控制。从行为的角度看，这些生物之间相互作用的有害影响也将有所减少。这些通过治疗引起的关系模式的变化，既引发了病毒和人类的转变，也通过其他的改变使它自身的变化得以可能：包括积极行动起来，促进研究项目和相关政策的发展，改变募资模式等等。

能否获得治疗、能否组织护理取决于政治和社会政策、卫生系统的状况、以及生产分配和消费模式。艾滋病患者的治疗基于复杂的动态，受到各种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和宗教因素的制约。收治患者，即意味着调节艾滋病毒和人类之间的关系。为此，需要让患者回归家庭空间，与周围的家人或同事日常互动，融入他所属于的社会常态中。而调节这些关系，需要理解包含和制约着病毒的东西也制约着人类。从这一点上看，病毒和人类构成了一个混合体，其存在需要遵守精确的规则，尤其是获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定期及受控治疗。而能否获得这样的治疗，则取决于社会经济政策。这种共存生活方式也依赖于一系列降低传播速度的方法：使用安全套、接触前预防（PREP）、预防治疗（TasP）、男性包皮环切术、献血安全、调整护理管理等。

但是，即使病毒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体现在特定的身体上，也没有必要往个人主义的方向去解读。纵观艾滋病流行的历史，病毒与人类之间的相遇，是人类学习、斗争、集体抵抗致命病毒的过程，也是争取尊严、认可、知识和治疗机会的历程。感染艾滋病的人在各个层面上的参与都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周遭的人不易理解他们，他们就自己创建患者互助小组，然后分享知识，创造和传递新的故事。艾滋病毒的流行引发了很大的生存危机感，导致患者及其周遭亲友举起政治请愿的大旗。随着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生产，很多患者也加入了对药物研发的参与，以便获得更多治疗的途径。

如何处理人类与病毒之间的关系成为后疫情时代的新议题。Credit: Sagi Shapira, PhD, Columbia University Vagelos 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但是“与病毒共处”绝不意味着忽略或否认病毒带给人的痛苦，尤其在最脆弱的地区和人们所遭受的痛苦。这个口号只是用来提醒我们病毒所揭示的不平等现象，提醒我们暴力统治的结果比病毒带来的危害更大，提醒我们病毒能够激发有机体的创造力，促使我们去设想更好的方式，包括与病毒共存的生活方式。我们也应该趁着这个机会总结病毒与人类之间相互改造的结果。

我们到处听到这样的说法：“大家不得不与病毒共存一年半载”。但是，“与XX共生共存”听起来很空洞，甚至对于目前正处于极脆弱境地的人们来说似乎是很不公平的，因为人们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应付这种状况。更何况这种付出所换来的不过是一种最起码、最低程度的适应——与其说是“与XX共生共存”，不如说这其实是“不得已的生存方式”。这是对管理失败的承认，远不比上那些带来变革力量的人，那些被痛苦折磨的患者所学会的与体内携带的病毒共处、创造出新的存在方式。所以，这种“与XX共生共存”的认知模式并不属于“多元生物”的范畴，不是对生命形式的根本关系性的认知。

另一方面，生命共生政策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要求。这些政策需要解释和记录病毒对人类和其他生命产生了什么转变，以及生物转化的具体方式。在隔离的环境下，鹿群在村庄里闲逛；海龟重返它们丢弃已久的沙滩来产卵；卫星图片告诉我们空气质量有了显著的改善；断裂的供应链导致物资短缺；天空不再画满飞机经过的白线；妇女和儿童面临家庭暴力；人们因为缺乏保护措施而死；医护人员几个月前会在每晚8点听到人们鼓掌的声音，却在不久前维权的时候被催泪弹与警棍袭击，还被邻居排斥，认为他们带来了不安宁；互助网络迅速搭建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去邻近的农户家买菜；很多地方都在探索和实验。在接触人体时，病毒低调地逐渐演变，每一天都在挑战科学家的认知：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确认这些变异的病毒来自于一种病毒？

面对如此之多的转变，只能模糊它们的含义和范围，才能被西方现代的归类方法所理解。是的，我们要与病毒共存，但是我们更要改变生活方式，要不断前行，要获得能屈能伸的可塑性。这种可塑性并非来自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致力于把人类带入一个统一而狭窄的框架里，直奔自我毁灭之路。而“多元生物”、知识与环境生物学的可塑性，意味着观察和学习“多元生物”的关系模式，对知识和行为进行去性别隐喻化和去殖民化，问问自己什么最重要，愿意牺牲什么，准备抵抗什么，以及谁将承受选择的后果。我们要从长远去规划政治生态，抛弃自以为是的操控，并认识到那种将生物、人类和非人类进行区分和物化的标准必然会导致悲剧。问题确实在于，要注意到我们处于“资本-人类化”的环境中所持的生存方式，同时也要更好地重置这些力量之间的关系。要时刻记得，生物很不稳定，也极具创造力。（翻译／黄黎娜）

*本文首发于法国《地球万物》（Terrestres）杂志，2020年6月1日。中文版本经过了重新编辑。原文标题为《多元生物。与病毒共生。但如何共生？》（Pluribiose. Vivre avec les virus. Mais comment ?）：https://www.terrestres.org/2020/06/01/pluribiose-vivre-avec-les-virus-mais-comment/

策划：曹丹 叶滢
特约编辑：贺婧
后期制作：詹静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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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月开始开启【法兰西回声】(Un Monde en Alerte)，带来法国思想、文化和艺术界知名学者和知识分子，在新冠疫情蔓延全球的特殊时期与人类的紧急状态中，从哲学、科学、政治、社会与文化等不同维度进行的观察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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