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五月开始，《艺术新闻》联合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合作处的传播平台“法国文化”，共同推出【法兰西回声】（Un Monde en Alerte）思想专栏——邀请法国思想、文化和艺术界的知名学者和知识分子，分享他们在哲学、技术、伦理、生态以及社会、政治、文化等不同维度的观察和反思。

本期的思想专栏，我们邀请法国社会学家多米尼克·梅达（Dominique Méda）就疫情和隔离所带来的工作和就业危机展开她的思考。在梅达看来，根据疫病危机和隔离政策而建立起的远程办公模式不应该被广泛普及和长期持续下去，大规模的数字化工作会导致职业分工和社会分级风险的进一步加剧，并让我们更加忽略一些必要工作岗位长期处于低收入状态的问题，尤其是女性工作者所面临的风险。她主张在社会工作领域部署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包括在各个产业广泛开启“生态转向”。

多米尼克·梅达
Dominique Méda
法国哲学家与社会学家

她是巴黎第九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也是该校社会科学实验室的主任。此外，梅达还担任了社会劳工事务监察局的监察长。梅达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法国国家行政学院，获得哲学教师和社会学直接研究资格。她也曾是巴黎政治学院的教授，并担任就业研究中心（Centre d’Etude et de l’Emploi）的研究主任。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工作和社会政策、财富指标与女性就业问题。最新出版的书籍包括：《另一条可行之路》，由梅达与艾里克·海耶（Eric Heyer）和帕斯卡尔·罗克耶克（Pascal Lokiec）合著（Flammarion出版社，2018年）；《使用APP工作的新一代》，由梅达与萨拉·阿布黛尔努（Sarah Abdelnour）合著（PUF出版社, 2019年）。此外，由梅达与弗洛朗斯·雅尼-卡特里斯（Florence Jany-Catrice）合著的《经济增长值得期待吗？》，于2016年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本。

长期和大范围远程办公的风险

眼见当下这场公共卫生的危机正在加速改变大众的工作环境，而我们还来不及组织相关的讨论和决策。倘若任其发展，将面临很大的风险。

首先是远程办公的扩展甚至普及。要知道近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提倡工作中的人际关系维度。如果大家都害怕与人接触，都希望离别人远一点，广大就业人群的工作环境无疑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线上办公得到快速发展；二是线下办公的重新组织开始倾向于减少员工之间的相互接触。

如果在不经任何讨论的情况下，毫无保留地把远程办公从小众过渡到普及的程度，是否太过草率？毕竟远程办公本身就争议重重。合理在线办公（对那些有条件的人）的确好处多多，能让雇员减少通勤次数，不仅有利于环保，还节约了时间和精力。对于某些人来说，在家办公还能调停工作和家庭之间的矛盾。

Zoom成为新冠病毒流行期间数百万人的默认社交平台，用于与朋友、家人、学生和同事建立联系。图片来源：Dado Ruvic/Reuters

然而，远程办公也有许多短板，这些问题在最近的大范围应用中尤其被凸显出来。在家办公的雇员失去了工作中一部分重要的体验：与人面对面地接触，进行非正式的交谈与互动，看到彼此面部表情传递的反馈。这些构成工作环境的要素如果就此消失，就会导致经济活动条件的恶化。即使那些好用的软件能够帮助我们完成工作、组织会议和作出决定，我们也体验到了在家办公的种种缺陷，通过交叠的视频窗口彼此交流的方式使人疲倦，注意力很快下降，更何况隔离生活本身就存在着各种问题。

无论哪种工作者——包括远程授课的老师或上课的学生，所有人都意识到自己怀念那份被剥夺的共同在场与集体上课办公的体验。独自一人在家，没有同伴的支持，独自处理可能增加的工作量，或者独自解读那些不清晰的指令，无法看到同事的反馈，无法得到他们的帮助，甚至无法实现自我动员。

此外，远程办公使私人生活和工作大范围地混合在一起。在隔离期间，家庭生活和职业生活之间的界限消失了。家人永远围绕在你周围，年幼的小孩子及其他成员不时干扰你的工作，使得本应区分的时空彼此穿梭重叠。在狭窄的住所里，家务和工作需要两头兼顾，再加上办公设备不足，公私混淆的问题有增无减，这些都导致了不平等现象的进一步加剧。正在进行的研究已经发现，居家隔离期间，男女之间在家务活动的不平衡分配问题被进一步加剧了。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北部的El Masnou爆发新冠病毒期间，一名学生和他的同学们使用Zoom在家参加在线课程。图片来源：Albert Gea/Reuters

一些需要接待大量人群的机构安装了远程办公系统，而为了应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几个月，这些系统必须尽快被部署下去。一旦这些都得到落实，就很难再回去了。显然一些大学和高等学府就是怎么做的，它们最近几周在线上完成了大部分授课，并有意在下一学年继续沿用网课模式。这种模式之所以越来越受欢迎，也是因为很多大学校园本身就存在授课空间不足的问题，所以要么全部保留网络远程授课的模式，要么至少部分地被采用。这样一来，教学活动本身就被会彻头彻尾地改变。而如此种重要的事情绝不能不经过讨论就作出决定。

因此，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办公的发展，距离都是最关键的问题。在一个本来已经朝向过度个体化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工作模式的改变可能促成更为关键性的一步：工作将被进一步地孤立和分割，而工作内容也会逐渐演变成基于精确脚本的一系列个体操作。

风险升级的职业分工和社会分级

数字化工作进程中的另一衍生阶段，就是让我们面临大规模监控机制的威胁。软件通过算法精确切割和组织每个人的任务——以生产效率为目的组织工作（泰罗制化）、把工作细化为各项任务，通过大数据算法分配工作——这些趋势很可能大范围地被应用于各个领域和层级，从生产空间到货、物集散地，从与人接触的职业到远程办公的岗位。然而相关的管理软件大部分是来自美国企业的产品，这讲对法国的数据独立性和所有权均构成重大风险。

我们将看到不同职业之间会越发远离、越发被划分成三六九等，而这些早已经造成社会阶级分化的加剧，甚至如法学专家阿兰·苏比欧（Alain Supiot）所预见的那样，整个社会被“再封建化”。鉴于目前形势所造成的人与人接触的风险，处于社会底层的“苦”差事和可以安心在家办公的白领工作之间的鸿沟势必越来越大。

在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之前，有超过3000万美国工人在六个广泛的行业工作，这些行业目前处于应对疫情的第一线。其中包括杂货店店员、护士、清洁工、仓库工人和公交车司机等。来源：CEPR（https://www.cepr.net/a-basic-demographic-profile-of-workers-in-frontline-industries/，该研究由本文原文发布网站The Conversation France所引用）

近几年来，跑腿任务兴起，外卖人员为那些付得起钱购买时间的人送餐。工作的时间价值的差别导致了报酬的不平等，促使了这种新的“仆役模式”的诞生。数字工具保障了网购产品的配送及线上服务的兑现，覆盖范围从外卖送餐到更复杂的产品和服务。在线上购物快速增长的前景中，仓储基地的工作人员将面临更加集中的风险，因此需加强语音控制工具以及避免互相接触。而另一方面，物流末端的快递员仍需与顾客面对面。

对于那些必须与人接触的职业（比如生活助理、家政人员、护工或收银员），这场疫情危机证明了他们的工作不可或缺，然而收入却太低。其中大部分工作者是女性，通常以兼职模式从事此类职业，而全职税后月收入中位数值也仅在1300欧到1500欧元之间。因此，在此我必须强调，许许多多女性奋战在抗疫前线，因为护理工作者大部分是女性护工、护士、家庭帮工、生活助理以及医生。在女性占大多数的销售领域，她们也冲在最前面。

部分女性工作者挣扎在温饱线上，因为她们从事着薪酬最低的工作。究其原因，第一，这些职业大部分是兼职工作，尤其在销售领域；第二，我们的薪资等级建构并不合理。其中部分职业被认为无需技能或者根本没有入门门槛，因为看似这些工作只需要发挥一些自然的技能。——照顾别人、面带微笑、亲切待人，这些都被认为是女人天生就会做的事情。赛弗琳·勒米埃（Séverine Lemière）和瑞秋·希尔薇拉（Rachel Silveira）这两位经济学领域的女性学者曾经论证过，上述想法正是这些职业长期低收入的原因。她们提议调整薪资等级，让这些职业的分级标准跟其他行业一样细致，尤其向男性标准靠近，把能力尤其技能纳入考量的范围。鉴于现在的形势，不仅有必要提高此类职业的工资，也应尽快调整相应的薪资等级表。

能够远程办公的人受到隔离的保护，而需要接触人的工作者领着微薄的报酬，同时愈发暴露在危险中。这两者之间的鸿沟会越来越大，交集会越来越少，进一步加剧社会和个体的分裂。很明显，这次疫情危机暴露了必要工种长期收入低下的现实，护工就是一个例子。

可行且可持续的措施

我们的工作已经通过网络平台变得越来越自动化。如果希望阻止我们的工作进一步原子化和去人性化，并且避免大家因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陷入失业潮的泥沼，那么必须采取几个必要的措施。

首先，我们需要给远程办公设定一个合理的频率（比如每周不超过3天）。高频率线上办公的普及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与此同时，师生到教室里上课必须成为主流授课方式。远程教育、在线课堂MOOC及一些创新教育工具确实能够丰富课堂内容和改善面对面的交流，但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我们绝对不能减少线下教学的比例。

随着COVID-19的不断扩散，远程工作成为了必须采取的手段之一。图片来源：CISOMAG

其次，从更广泛而言，我们必须认真讨论数字化在工作中的位置。远程办公本来应该使员工更加具有自主性，但许多人发现他们的工作彻底受到网络的牵制。劳动监督部门应当惩罚或者禁止故意把工作变得更加个体化和机器化的做法。

再者，那些需要与人接触的职业被证明是对社会最有用的工作，但却往往被严重低估（许多被归入“非技能岗位”）。事实上，对于那些长期低收入的必要岗位，无论是从道德责任还是从社会利益的角度，都有必要根据实际情况提高这些岗位的工资。应该看到，一方面，工作条件的优劣显然会从整体上影响公民的抵抗力（恶劣的工作环境会使人变得更脆弱，使病毒更容易侵袭，从而使卫生危机更容易爆发）；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很难招到人的岗位（具体来说是条件恶劣且报酬低的工作），这方面的劳务需求则有增无减：根据法国社保局的《Libault报告》，自疫情发生以来，需要雇人照顾、无法独立生活的老人增加了20%。因此，必须要缩减薪资等级的差距：一方面要增加底层工作的工资（根据经济学家的建议，这点主要可以通过调整薪资等级来实现）；另一方面则要严格限制高薪，要么通过行业内部的调整，要么通过税收（比如增加一个所得税段）。

然而，失业率暴增是当下箭在弦上的难题。政府很可能因此重启“褐色能源”经济（增加化石能源的使用，导致温室气体的增加），从而加剧气候危机，其结果绝对比大流行病更加糟糕，因为生态危机导致的飓风、火灾、干旱、洪涝将严重破坏我们的生产能力、能源网络、电信系统和基础建设。为了补偿隔离期间造成的经济损失，不环保的复工行为也将导致温室气体排放激增，从而加剧气候危机。

多米尼克·梅达与弗洛朗丝雅尼一卡特里斯（Florence Jany- Carice）合著的《经济增长值得期待吗》，本书分别从经济增长的内涵和历史及其带来的损失、发达国家的经济微増长、绿色增长、后增长时代的社会模式和新指数等方面来论证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经济增长的合理性问题。

因此，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计划绿色复工。虽然国债和赤字可能因此增加，但同时也可以节约能源并增加我们的产能。社会各产业努力进行生态转向，大家都节制行事，就能够创造数百万可持续且有用的工作岗位。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落实这些必要的政策部署，在不牺牲就业的前提下给予产业二十余年的生态转向时间。就业保障措施可以参考“平民保育团”的模式（罗斯福新政的就业政策，把美国联邦政府变成了失业人群的雇主，让百万年轻男性从事自然资源保育活动）。在把一部分产业调回国内时，应当保障工作组织的民主性，满足后增长时期社会和经济各方面人员的需求。

说到底，必须要在我们的社会中启动生态转向，这不仅是避免生活条件急剧恶化的唯一途径，也是重新彻底组织工作和就业的方式。（翻译／黄黎娜）

* 本文是法国社会学家多米尼克·梅达为《艺术新闻》特别授权发表的最新文章。法文原文的标题是Penser l’après : Seule la reconversion écologique pourra éviter la déshumanisation du travail（《后疫情思考：只有生态转向才可以避免工作的去人性化》），首发于The Conversation France, 2020年5月18日，https://theconversation.com/penser-lapres-seule-la-reconversion-ecologique-pourra-eviter-la-deshumanisation-du-travail-138008，中文版本进行了重新编辑。

策划：曹丹 叶滢
特约编辑：贺婧
后期制作：詹静怡 黄黎娜 郑乐

《艺术新闻》和【法国文化】
从5月开始开启
【法兰西回声】(Un Monde en Alerte)，
带来法国思想、文化和艺术界
知名学者和知识分子，
在新冠疫情蔓延全球的特殊时期
与人类的紧急状态中，
从哲学、科学、政治、社会与文化等
不同维度进行的观察与反思。
感谢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的特别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