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美尼亚难民之后，加拿大导演阿托姆·伊格杨拍摄并于2002年5月在戛纳电影节首映首映的电影《阿拉若山》（trailer）
今年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国家馆给了亚美尼亚国家馆，这个由Adelina Cüberyan von Fürstenberg担任策展人，以“Armenity”为主题的国家馆展，旨在纪念1915年至1917年间亚美尼亚人遭遇土耳其大屠杀的历史。这场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浩劫，在当时的奥斯曼帝国的种族清除政策下，100多万亚美尼亚人丧失生命。展览邀请了18位侨居国外的亚美尼亚裔艺术家参加，每位艺术家的作品都体现出对其所在国家和地区，及对亚美尼亚传统的思考。
由Adelina Cüberyan von Fürstenberg担任策展人以“Armenity”为主题的亚美尼亚馆斩获今年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
位于San Lazzaro degli Armeni岛上的亚美尼亚国家馆
其中80后参展艺术家Aram Jibilian的作品《戈尔基》系列，取材于经历亚美尼亚大屠杀的亚美尼亚裔艺术家阿希尔·戈尔基（Arshile Gorky）的作品《艺术家和他的母亲》。这位于1904年出生于亚美尼亚，并亲历这场屠杀运动最终逃往美国的艺术家，在他此后深受抽象表现主义影响的艺术创作中，均流露出对于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痛苦回忆。
Aram Jibilian的“戈尔基系列”，以戈尔基的代表作《艺术家和他的母亲》为灵感创作，戴着面具的Aram Jibilian和家人、朋友，仿佛与戈尔基共同面对着那段历史及真相
1915年，戈尔基跟随母亲开始逃离遭到种族灭绝的亚美尼亚，在大屠杀的黑暗下，他的母亲在1919年饿死于埃里温。直到1920年，戈尔基才辗转抵达美国与父亲团聚。《艺术家和他的母亲》创作于戈尔基成年之后（1924年），创作过程历时10年。
亚美尼亚裔艺术家阿希尔·戈尔基的作品《艺术家和他的母亲》
作为亚美尼亚难民之后的加拿大导演阿托姆·伊格杨（Atom Egoyan）拍摄并于2002年5月在戛纳电影节首映首映的电影《阿拉若山》（Ararat）同样从戈尔基的这件作品《艺术家和他的母亲》切入。这部根据1917年一本纪实作品《一个美国医生在土耳其》改编的影片，呈现了1915年土耳其东部一座亚美尼亚族小城被围一役中，当地百万人惨遭屠戮的悲剧。
电影《阿拉若山》海报
影片以同名电影《Ararat》的拍摄过程为线索，以“片中片”的叙事策略巧妙将戈尔基与他的母亲的故事穿插其中，我们在观影过程中得以看到导演、编剧、顾问如何讨论剧情发展，看到片中片的拍摄现场，看到演员是如何演绎电影及影片的尾声（电影的首映会）。贯穿影片的三条线索为：戈尔基在画室创作母亲的肖像；片中同名电影从编剧、拍摄到首映全过程； “片中片”所讲述的故事――亚美尼亚大屠杀。
“阿拉若山”一直以来被看作亚美尼亚民族的象征，导演伊格杨曾在影片公映时强调族群集体记忆的重要性，同时也表达了面对历史的态度，“作为一个社会，我们依靠的是集体记忆……在大屠杀之后努力寻求意义和救赎的过程中艺术扮演着精神的角色”。
2015年威尼斯双年展亚美尼亚国家馆以阿拉若山为题材而创作的作品，上图为Melik Ohanian作品《PRESENCE — Belongingness to Present — Part II》，始于2015年；下图为Aikaterini Gegisian作品，《A Small Guide to the Invisible Seas》，2015年
影片中，戈尔基创作《艺术家和他的母亲》的10年历程充满着痛苦的回忆，他希望通过画作的形式“让母亲复活，免于湮没和遗忘。把她从成千上万的尸体中拖出来，置于生命的基座。”导演伊格杨以拍电影的方式继续着母亲的记忆，寻找自己族群的身份，不仅仅是个人的寻找与认同，而是希望能得到更多人对这段历史的认同。他以片中艺术史教授阿妮的角色表达了戈尔基这件作品于亚美尼亚民族的重要性，这件作品“说明了我们的身份和心路历程”，对他们族群的身份有着重要意义。
亚美尼亚裔艺术家阿希尔·戈尔基和他的自画像
影片同时呈现了关于记忆的另一个困境：这样的记忆要怎样在不同经验、不同族群的人们之间进行交流。当记忆要进入到不同人群之中去时，记忆的真实性就面临着挑战；甚至当这样的记忆与对方对立时，会被置于否认的世界。
“直至今天，土耳其依然否认1915年对亚美尼亚的种族屠杀。”影片中亚美尼亚裔片场工作人员面对土耳其裔演员否认这段历史时只能愤怒。参与亚美尼亚大屠杀影片拍摄的土耳其演员尴尬的说，“让我们忘记过去，在一个新的国家，我们可以开香槟庆祝。”诚如土耳其演员所说，他从小并没有被告知这段历史。国家记忆的选择性决定了后代们将会被告之什么，将怎么教育。电影《阿拉若山》最后，在影片的首映会上，土耳其演员静立在偌大的《阿拉若山》海报前，表情凝重的回头，那一刻，他显然后悔了；或许是后悔不应该参与拍这部片，参与的过程让他也对自己的身份产生焦虑，甚至是背叛；他也在怀疑关于亚美尼亚大屠杀的事件。
2015年威尼斯双年展亚美尼亚国家馆参展艺术家Rosana Palazyan的影像作品，《 A story I never forgot》（截屏），2013－2015
这一片断的呈现已然超越片中亚美尼亚裔工作人员与与土耳其演员个人之间的冲突，上升到国家、族群之间的问题，他们怎么面对历史，选择怎样记忆历史？这场对话的安排仍是导演伊格杨的乐观想法，希望灾难的经验在不同的族群间通过真诚的讲述能被了解。然而，影片在2002年戛纳电影节放映时曾激起土耳其政府的抗议。多年来亚美尼亚人在世界各国施以政治压力，要求土耳其政府为大屠杀道歉，但至今未果；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大屠杀的很多具体细节也被尘封起来，流落世界各地的年轻一代亚美尼亚人都对这段苦难知之甚少。
不同族群之间对历史，特别是灾难历史的记忆如何产生对话，策展人Adelina Cüberyan von Fürstenberg无疑向前迈进了一步，在亚美尼亚馆的参展艺术家中，土耳其－亚美尼亚裔的萨奇斯（Sarkis）备受关注，这位同时也是土耳其国家馆代表的艺术家，在将人们的视线拉回历史记忆的同时，也达成某种对话的可能性，而Sarkis也普遍被大家认为是联结两个国家馆之间的桥梁。Adelina Cüberyan von Fürstenberg在策划亚美尼亚馆的声明中说道：“为了纪念1915年的亚美尼亚种族灭绝行为，亚美尼亚国家馆将提供一个重新思考亚美尼亚观念的的机会，同时拓宽这种思考到身份、记忆、公平及和解的观念上，现在，仍然有很多的斗争在发生”。在亚美尼亚馆斩获今年金狮奖之余，或许这会是面对这段历史的一个新开端。撰文／王丽萍
Sarkis此次于亚美尼亚馆展出作品，《Danseuse dorée en haut du toit 》（2012），Sarkis将老照片与当下的日常生活进行对比，玻璃窗格在随着千变万化的光线而改变，到了晚上，LED灯会代替自然光将它们点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