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仇英《竹园品古》局部，画家的创作受到收藏家、鉴赏家的影响）

“书画不可论价，士人难以货取”，11世纪的北宋书画大家米芾曾作此断言。实际情况呢，不说近代的吴昌硕、齐白石众所周知的以尺论价，素以狂傲著称的八大山人也会接受定制，为了按期完成而焦虑不安。至于是否“难以货取”，就看是不是对个人胃口了，郑板桥可以为一顿狗肉欣然挥毫，徐渭在八升美酒、一百只螃蟹和一条羊腿之后意之所至、“指生风雷”，除了美酒、佳人、香花这样风雅的“诱饵”，甚至水泥、丹药等，都可以用来“诱惑”画家作画。以上这些轶事趣闻，在西方著名中国艺术史学家、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高居瀚（James Cahill）的《画家生涯》一书中随处可见。

本书的副标题为“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开宗明义讨论的是画家们如何谋生与从事艺术的问题。这些“难以言说之事”，对看惯了苏东坡、唐伯虎的演绎故事的中国人来说并非不可想象。西方学者的中国艺术史研究普遍依赖文人精英对于自身的理想化描述，在面对这些来自信笺、随笔、地方档案、款识等非正式的写作所揭示的世俗生活时，也许更有神话破灭般的冲击。

画家是否真的如传记所描述那样无所羁绊，兴之所至“则留数笔”呢？其实不然，很多穷画家是需要靠卖画谋生的，于是就有了定制的作品、公开的润格，进而也会有批量生产、固定的模式和主题。各种交易一般都要在隐晦曲折的方式下进行，比如通过中间人，比如用书画来抵还人情债或交换各种利益。赵孟頫以画作相赠请朋友照顾双亲，沈周用三年绘制的山水长卷偿还朋友吴宽为父亲写墓志的人情，赵之谦向为他的女婿提供官职的官员赠送画作表示谢意。在列举了大量类似事例之后，作者禁不住感叹这种“人际关系体制巨大的灵活性”。

在解决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时，画家也表现出了迥异的性格。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就显得相当洒脱，润例写得清清楚楚，还特别注明“凡送礼、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而某位叫吴殿升的书法家在回复索取书帖的人信中，则愤愤地说：“你这样的委托是我平生最厌恶的事情，如果身处青山白云间，书美人之歌扇，画一天也不会累。要不哪天我喝醉了不省耻辱的时候展笔迅书，再了此一段恶趣，你觉得如何啊？”不知索书之人看到来信时有没有酸倒。

作者开篇结尾都在强调追求一种平衡，“并没有贬低他们，而只是让他们显得更有人性⋯⋯更可爱”，带着局外人发言的狡黠与小心翼翼。从社会史的角度，将中国绘画还原到真实的上下文中，其意义不用赘述，而口语化的行文风格、严谨而开放的治学态度更是让此书充满了不同于其他学术著作的感染力。撰文／刘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