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定观看《最后的晚餐》并不容易，至少要提前一周到一个月，但在现场看到这幅可能是全世界最为著名的壁画时，它比想象中更模糊，更昏暗。作为文艺复兴极盛时期的标志，这幅壁画完的时间约在1494至1498年间，而在其后的500多年间，它经历的损伤和修复过程，可能让我们面前的这幅壁画与原作已相距甚远。
1494年，列奥纳多·迪瑟皮耶罗·达芬奇 (Leonardo di ser Piero da Vinci) 接到圣玛利亚修道院 (Santa Maria delle Grazie) 的委托、并于1498年在教堂内的多明我会饭厅内 (refettorio dei padri Domenicani) 绘制完成了《最后的晚餐》。
关于《最后的晚餐》的透视法则、构图原则、艺术表现手法与达芬奇的工作过程，已经被艺术史学家们在500多年来一再解读。
达芬奇，《最后的晚餐》，1494年至1498年
圣玛利亚修道院几经毁坏与修葺，今天仍在使用，与修道院一街之隔重修的列奥纳多葡萄园 (La Vigna Di Leonardo) ——这里也曾经是列奥纳多绘 制《 最 后 的 晚 餐 》时 居 住 的 地 方 — — 来自佛罗伦萨地区的达芬奇，却在米兰留下了绝大多数作品，在文艺复兴高峰期，米兰聚集了诸多“集工程师、建筑师、艺术家于一身”的文艺复兴人，“天才”的达芬奇是这群能人中在当时和后世中最被推崇的一个。
造就这样的“群星灿烂的时代”的赞助人，是被意大利史学家吉罗拉莫·蒂拉博斯基 (Girolamo Tiraboschi) 称为“ (米兰) 历史上最好的一位君主”的米兰公爵卢多维科·斯福尔扎 (Ludovico Sforza) “他延聘的那么多名建筑师和画家，使米兰的音乐、美术、建筑达到登峰造极的光辉”。
黑特·史德耶尔(Hito Steyerl)，《莱昂纳多的潜水艇》(Leonardo ́s submarine)，2019年，第58届威尼斯双年展绿城花园展览现场
1482年春夏，列奥纳多在卢多维科的邀请下来到米兰，而他当时是以军事与工程为特长向公爵做的自我推荐。
工程师达芬奇在米兰参与了军事装备的制造以及水利工程的修建(米兰运河及其水闸)，艺术家达芬奇除了绘制《最后的晚餐》，还完成了《音乐家肖像》《抱银鼠的女子》《哺乳圣母》《美丽的费隆妮叶夫人》等多幅绘画。
建筑与设计师达芬奇担任了多莫大教堂 (Duomo) 主塔的建筑顾问和斯福尔扎城堡 (Castello Sforzesco) 的装潢总监，他还为公爵制作了大量大型演出舞台和布景。
在米兰前后20年，是达芬奇作为一个全能型的文艺复兴人展示才华的高峰期。
“每当他遇到问题，他不依赖权威，而是通过实验予以解决。自然界里没有一样不引起他的好奇心，没有一样东西不激发他的创造力，他解剖过三十多具尸体去探索人体，他是观察孩子在子宫发育奥秘的先驱者之一;他研究过水波和水流的规律;还长年累月地观察和分析昆虫和鸟类的飞翔，这有助于他进一步设计飞行器”。在最新的达芬奇传记中，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这样写道。
充满好奇心的达芬奇并非是孤立的存在，在他的时代，还有一群与他一样兼具多方面才能的文艺复兴人。
《 维 特 鲁 威 人 》(Homo Vitruvianus，约1487年)
达芬奇留存的最为著名的一幅素描《维特鲁威人》，是他对“完美的人”的描绘，而这个题材在他的时代也被一再绘制，它的灵感和启发来自于“同时期的知识再发现“。约生于公元前80年的马库斯·维特鲁威·波利奥所著的《建筑十书》，在15世纪早期和许多古典作品一起被重新发现和整理——文艺复兴就诞生于这股古代典籍再发现的风潮。
根据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中的描述，达芬奇绘出了完美比例的人体。这幅由钢笔和墨水绘制的手稿现存于威尼斯学院美术馆。
“人，可以被称为一个小世界，整个世界的完美都体现在他的身上”，与达芬奇同时期的弗朗切斯科这样描述“维特鲁威人”，弗朗切斯科也是一位“集艺术、工程和建筑才能于一身的典范”。列奥纳多的另外一位密友贾科莫·安德烈亚也根据维特鲁威的描述画过一幅草图。但同这两位朋友相比，列奥纳多的版本“无论是科学的准确性，还是艺术的独特性” “都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
在古典的智慧与思想被重新发掘，并在当时的能人们之间传递时，达芬奇很幸运地成为了当时的“文艺复兴”传导中上最美妙的一环。
列奥纳多·达芬奇手稿
在艾萨克森所著的达芬奇传记中写道“像米兰的这种文艺复兴的宫廷里，各类人才聚聚在一起，不仅促进了思想交流，还便于共同激发灵感 ，除了大批的音乐家和庆典表演者，斯福尔扎宫廷海供养了建筑师、工程师、数学家、医学研究者和形形色色的科学家，他们不仅帮助列奥纳多完成了他的继续教育，也让他的好奇心得以尽情释放。”
从蜻蜓的翅膀的颤动到云的流动，从眼睛如何观看客观世界的动态捕捉到孩子在子宫内的成长过程，好奇心无所不包、但没有接受过拉丁文等经院教育的达芬奇，在这样的聚会与辩论中，吸收到了不设边界的营养。
这样的智识基础与融汇，也许为文艺复兴之后的米兰在科技与工业发展中带来了更趋于现代的起点。
今年，斯福尔扎城堡也在举办一场达芬奇纪念展，这个在当时更多用于军事与防御功能的城堡绝大部分是损毁之后重新建造的，在熙熙攘攘的游客之中，或许很难捕捉到达芬奇和他的朋友们在此崭露才华、辩论与创作的氛围。今日更为新潮而现代的米兰，与其他的意大利城市相比，与昨日的距离似乎更远。而它当年的开放、多元与宽容，可能是今天的米兰与佛罗伦萨、罗马相比更为当代的缘由。
距离达芬奇绘制《最后的晚餐》的圣玛利亚修道院不远，在同一条古老的街道上，会经过圣马乌里齐奥教堂 (Chiesa di San Maurizio)，在这里，不必提要一个月预定，也能自由出入看到伦巴第地区16世纪最美妙的壁画，这些作品来自达芬奇的一些学生，包括伯纳迪诺·卢伊尼 (Bernardino Luini) 和他的儿子奥雷利奥·卢伊尼 (Aurelio Luini) 以及他们的同时代人。
圣马乌里齐奥教堂 (Chiesa di San Maurizio) 里的作品来自达芬奇的一些学生，包括Bernardino Luini和他的儿子Aurelio Luini以及他们的同时代人
在游人不多的教堂内，被如此高密度的壁画包围时，一位年轻的老师正在给学生们讲解这里的壁画和这个时期的艺术史。
这些年轻人中，会产生这个时代的达芬奇吗?如果达芬奇生活在今天，他会做什么?
我把这个问题提给了远在美国、毕业于MIT媒体实验室的艺术家刘昕，“他可能想要做太空探索，又想去南极考察冰川”，她又补充了一句，“他也会在艺术市场里，但又不满足于此”。另一位从伦敦回到上海的艺术家郭城也工作在科技与艺术交界处，他给我的回复是——“得看他有没有运气突破学科的壁垒”，在这个时代，达芬奇“也许他会变成乔布斯”。
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心目中的达芬奇。500年后，还能产生孕育达芬奇的土壤吗?还会给一个自学成才者成长为跨越学科边界的全能通才的成长空间吗?他会得到赞助人或者市场的支持吗?
但愿在这个时代，能出现更多如斯福尔扎公爵这样的赞助人、更多像弗朗切斯科和安德烈亚这样的同道者。回到那样一个时代，在诸多的文艺复兴人中，达芬奇这位文艺复兴巨人的养成并非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