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岸雄，《新山海经 3》，2013-2017 年
“新冠肺炎疫情是目前本世纪最大的全球危机，其造成了广泛深刻的巨大影响。这次公共卫生危机威胁着全球78亿人中的每一个个体。由此产生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可能超过08-09年间全球经济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所造成的影响。每场危机本身就足以造成一场大地震，永久性地改变我们所认知的国际体系和力量平衡。”《外交政策》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2位思想家谈谈他们对疫情后全球秩序的预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在他的回复中说，“在每个国家中，我们都见证了人性的力量。”（In Every Country, We See the Power of the Human Spirit）。在看到这份问卷的前几天，我也向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艺术界的朋友发去了关于艺术界将在这样的全球性剧变中如何转向的问题，询问他们个人与所处的机构对于对于全球生态、社会和文化环境变化的反应。
现驻上海的艺术家邱岸雄在回复中说，“艺术在全球化的资本链条里，逻辑是一致的，艺术圈里的贫富分化会继续，艺博会越来越重要，双年展越来越无聊。而来自伦敦里森画廊的策展总监格雷格·希尔迪（Greg Hilty）的回答如同在地球的另一端响应了邱岸雄，他说，“目前全球经济体系的市场利益和互相合作的政治利益都逐渐减少，是时候彻底改造了。与此同时，我们要建立、维护平台，增进文化互信和共享，促进创造性思考，这样我们才能继续生存下去。”
这些看起来宏大的问题，其实也关乎我们自身。在全世界的不同地方，身处欧洲疫情的中心意大利都灵，利沃里城堡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卡罗琳·克里斯托夫-巴卡吉耶（Carolyn Christov Bakargiev）在近期接受《Frieze》采访时颇为悲观，面对即将到来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她说，这场大瘟疫将给我们的文化和文明带来持久的创伤。
艺术史学家、策展人莫里斯·伯格
文明的创伤已经显现，对于年长者尤其具有攻击性的新冠病毒，已经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带走了多位文化艺术领域的重要人物。在3月疫情爆发的震中纽约，美国文化历史学家、策展人和艺术评论家莫里斯·伯格(Maurice Berger) 3月23日死于与COVID-19相关的并发症。3月15日，被誉为 “意大利现代建筑之父” 的维托里奥·格里高蒂（Vittorio Gregotti）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享年92岁。湖北美术学院的水彩画艺术家刘寿祥教授于2月13日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因新冠肺炎辞世，享年62岁。
说到瘟疫与死亡，我们无法回避威尼斯画派代表人物提香所画的《圣殇》，这幅艺术家毕生创作的最后一幅作品起笔于1570年，艺术家于1576年逝世时仍没有完成。提香本人也是因感染鼠疫去世。450年之后，同样是瘟疫在欧洲蔓延时，提香的大型个展以 “爱，欲望与死亡” 为题，于3月18日在英国国家美术馆开放两天之后即因新冠疫情而关闭，他的画布上留下的充满肉体美感的维纳斯是超越时间限制的生命的” 诗篇 “。在伦敦，1606年爆发大瘟疫时，莎士比亚在剧团停演的隔离期间，完成了《李尔王》、《麦克白》和《安东尼与克利奥佩特拉》三部剧本。这几部莎翁剧对威权的虚弱，伪善的蔑视的书写尤为彻底，或许正与莎士比亚在极端环境下的遭遇有关。
提香，《劫掠欧罗巴》，1559-62 年
四百多年之后，在这样巨大的灾难之中，重看提香和莎士比亚，也提醒我们，在这场在全球蔓延的瘟疫中，艺术会留下什么存在的证明？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高速成长期，即便遭遇过非典，目睹过2008年后的经济危机，但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全球性大瘟疫和紧接的各国封锁，以及正在到来的经济危机，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比科幻片还要不可思议。在二月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和远在柏林的朋友Q甚至会谈到死亡，“中国社会忌讳谈死，让人们往往感到死来得匆忙。但从某些角度来说，人生也可以说是一个漫长的遗书撰写过程，我们在上面写作、绘画、行动，给其他人带来快乐和安慰，保护善良正直的人，创造更公正而自由的环境，发展了自己的智慧，这就是最好的遗书。” 这是Q发来的留言。
这样的生死遗言，四百多年前提香、莎士比亚留下过，一百前在西班牙大流感中，席勒和蒙克也描述过。在此时，它们是诗人小引在疫情最烈的武汉每天深夜的书写，因车祸去世的作家蓝蓝为纽约医护寻求支援发出的呼告，还有82岁的霍克尼在诺曼底隔离时画下的春天的水仙。
春天已经来了，玉兰花开了又落，这个时节是樱花浪漫之时，如霍克尼所言 “记住，它们不能取消春天”（Do remember they can’t cancel the spring），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时刻，也许就更能发现哪些是我们真正的 “应付之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