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 年至 1974 年间，唐纳德·贾德逐步买下了美国德克萨斯州马尔法市中心埃尔帕索西街 400 号的一个建筑群，并将其命名为“街区”（The Block）。此后 20 年，贾德逐渐将作品安置到此处，永久展出
Blue of my heart
Blue of my dreams
Slow blue love
Of delphinium days
我内心的蓝色
我梦境的蓝色
翠雀蓝的日子里
缓慢的蓝色之爱
……
这部片长76分钟的电影于1993年在威尼斯双年展上首映。全片只有满屏的蓝色，配音穿插着来自咖啡馆和街道的杂音、音乐剧的唱和，贯穿始终的是一个男人的低语，他经受着 HIV病毒带来的折磨，眼睛渐渐失去视觉，而耳朵似乎变得更为灵敏，他的内心独白与外界的声音互相交织，他还听到了来自世俗的嘲讽，他把这些句子也编写到了电影中，还有他昵称为 HB的伴侣之间，温柔来往的日常生活……他再次通过这部电影坦陈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蓝》（Blue ）首映四个月之后，这部电影的导演德里克·贾曼 (Derek Jarman)死于艾滋病引发的并发症，这是他生前最后一部电影长片。
经过3个月新冠疫情带来的紧张与压抑之后 “观看”《蓝》，几乎被一击即中，这哪里仅仅是一部实验电影，从屏幕显现的 “蓝色”到如心理剧一般不断转换角度的叙述，分明是源于生命的全部真实。由于病毒带来的并发症，贾曼在眼睛逐渐失明的过程中，眼前出现的就是闪烁的蓝色，他撰写的电影脚本来自于他在自己独居时所捕捉、感受和想象的世界，也完全可以被当作一篇独立的长诗来阅读。
贾曼在愿景小屋外耕种花草
1986年在检测出 HIV阳性之后，贾曼搬进位于英国肯特郡南端邓杰内斯海滩边的一栋农舍，他将这里命名为 “愿景小屋”（Prospect Cottage ），他和伴侣基思·柯林斯（Keith Collins，上文的 HB是他的昵称）生活其中，直至1994年去世。
突发的全球性新冠疫情让人回想起上一次全球性卫生危机之中艾滋病的蔓延。作为于70年代在英国最早一批出柜的同性恋者，贾曼也是同性恋社会权益的积极争取者。1986年在检测出 HIV阳性之后，面对媒体和公众的提问，他始终报以诚实的回复，当然，最具穿透力的回答还是他的创作。
他和他的朋友经历过旋风一般的六七十年代，伦敦斯莱德美术学院是贾曼学习艺术的地方，他和帕特里克· 普罗克特（Patrick Procter）、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形成了相当活跃的圈子，他从学习艺术开始，进入到舞台设计，继而拍摄电影，这些电影在欧洲传统宗教与艺术中找寻的禁忌与另类角度，一再回扣贾曼曾经犹豫和纠结过的同性恋身份，1976年的《塞巴斯蒂安》（Sebastiane ）是强烈释放的开始，而1986年的《卡拉瓦乔》（Caravaggio）挖掘的文艺复兴激烈的暗面，也可看作是贾曼借由卡拉瓦乔隔代遗传的 “自传”。
该页图源来自 2012 Magnum Photos, New York 和 Judd Foundation
在 他 所 留 下 的日记《现 代自然》(Modern Nature: The Journals of Derek Jarman)中，不断闪回那些炫目的时光。此时他已经远离人群，独居在自己改造的 “愿景小屋”，也在生命的最后数年，重建了自己精神上的家园。这个家园周围是他在荒芜的沙地之上与秋冬的寒风、夏日的烈阳之下，种下的海甘蓝、番红花、黄水仙、迷迭香、紫罗兰、旱金莲、矢车菊……如果不是因为远离人群，他可能不会焕发出作为园丁的热情。1990年，他还在这里拍摄了一部名为《花园》（The Garden ）的电影。
他间或接受媒体访问，谈到自己的身体状态和心理感受，坦陈感染 HIV病毒带来的疏离和疼痛，但这些都没有阻碍他把舆论和禁忌抛在身后，以全然的真实不断深入内在的腹地。与早年拍摄《塞巴斯蒂安》、《卡拉瓦乔》所展现的炽热情欲和对同性恋身份的申辩相比，他的最后一部长片《蓝》并非激情的消退，而是以全然的纯粹来展示生命的真实（此时只有他可见的蓝！），以及几乎要溢出蓝色屏幕的心理活动现场。不论是疾病，还与外界的隔离，都不能压抑一个人的表达和创造，何况他还拥有提纯之后愈发强悍的意志力和想象力。
贾曼在 HIV检测出阳性之后，选择远离人群去建造他的 “愿景小屋”，身居博洛尼亚的莫兰迪则是主动选择离群索居，在纯粹的几何线条中，走向内在的世界。1890年出生在博洛尼亚的莫兰迪很少离开意大利中部的家乡，终其一生都生活在他的工作室兼公寓里。
莫兰迪在工作室中，1951年
“从岩洞壁画的第一笔线条开始，到现在，每一个涂涂画画的人，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用脆弱的符号、用风经过林梢的轻吟，反击空无的威胁”，在菲利普·雅各泰所写的小书《朝圣者的碗钵》中，他这样想象莫兰迪的独白。在莫兰迪那种著名的肖像照中，他抬起眼睛注视着面前的这几个瓶子。这样的凝视，凝聚在他所画下的那些趋向几何线条的瓶瓶罐罐中，这些日常物件在他的画中，仿佛带有了某种神性。“任时代的波涛怎样拍打他的门垣，他都不在意。仿佛是有一些事情值得付出一试，哪怕是在这漫漫历史的尽头。我们并未完全失却一切，还可以另有作为，而不是因为恐惧而尖叫、嗫嚅，或更糟糕地闭口不言 “。
在疫情的隔离之中，給我分享这本书的是已有两个多月没有出门，微信也被处于禁言状态的艺术家张晓刚，在这段时间里，他在工作室独自一人面对画布，也许更能体会到离群索居的莫兰迪的生存和创作状态。
离群索居并不代表对生活绝望，反而可能激发出更大的志愿去创造另外一个世界。
愿景小屋
唐纳德· 贾德（Donald Judd ）与贾曼一样，都经历过六七十年代狂飙突进的艺术运动和浮华摇摆的社会生活。贾德在七十年代离开喧嚣的纽约，移居得克萨斯州西南角的马尔法（Marfa, Taxas ）——这个沙漠中的小城几近荒凉。此后贾德陆续将自己和约翰· 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 ）、丹·弗莱文 （Dan Flavin ）等人的作品安置在马尔法。1986年，他建 立的 The Chinati Foundation当代艺术基金会在此开放，按照他的想法，在这里，艺术、建筑和自然环境将连接成一体。他并过多的考虑追随者，但现在此地已成为现代艺术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出走纽约的贾德则被认为是 “现代艺术的最后一个革命者”。
贾德的 The Chinati Foundation落成开放的同一年，也是贾曼搬进肯特郡 “愿景小屋”独自生活并耕种花园的开始。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他们都选择了简朴的生活与趋向减法的艺术。巧合的是，他们也在同一年相继离世。1994年2月12日，唐纳德贾德因癌症去世，享年六十五岁。一周之后的2月19日，德里克·贾曼在伦敦因艾滋病并发症去世，终年52岁。
我们的名字，迟早被人遗忘
我们的手所作的工，无人纪念
我们的生命将消逝，如浮云飘过
如日光所驱散的雾气那般消散
我们的时日，仿佛流动之影
……将如禾秸间往来飞驰的火花般消失
这是贾曼在他所写的《现代自然》中提到过的《马太福音》中的段落，他们的名字并没有被遗忘，他们 “手作的工”，依然在被人纪念。2020年这场席卷全球的瘟疫及其带来的隔离中，因为这些他们留下的记录和作品，我们知道，隔离并不代表封闭，而孤独可能创造出即使死亡也不能抹去的 “愿景小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