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嘉辉作品《消音状况 #22：消音的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剧照，2018。录像与 12 声道装置 , 12+1半球形扬声器，45 分钟。图片由艺术家提供。摄影：Heike Fischer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怎样的危机？
经济学专家们试图从911事件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寻找经验与参照的线索，但在21世纪的前20年发生的这些事件及其危机，也许根本无法与2020年新冠疫情带来的公共卫生危机、全球性封锁、经济停摆和近期在不同地方接连爆发的政治抗议相比。
2020年3月，艺术品在拍卖市场上的成交数量与2019年同一时期相比下降了45%，今年5月，佳士得、苏富比和富艺斯全球重要的国际拍卖行的拍卖总额与去年同月相比减少了97%，指标性的巴塞尔艺术展在取消了今年原定于3月举办的香港展会之后，近期宣布将取消本已推迟到9月举办的巴塞尔展会。
尽管利率下调2008-09 年的经济低迷还是导致了大范围的经济衰退
在现实的封锁与艺术活动停摆期间，《艺术新闻》回到了过去三十年艺术世界所经历的艰难时刻，重新回溯当时留下的记录和经验。本期的“危急时刻，寻找驱动力”专题，着眼于自1990年以来金融市场的动向对全球艺术品经销商、艺术家以及收藏家产生的影响。在艺术世界试图评估新冠病毒大流行所产生的的经济及社会后果时，过去的经验也许对我们身处低潮时，保持理性与信心能有所帮助。
“这一次，艺术品交易不仅面临放缓，甚至还面临封锁，这种封锁正在明显改变着整个行业的生态与格局。” 《艺术新闻》美国艺术市场编辑玛格丽特· 卡里根说，“尽管此刻的现实世界一切似乎都很残酷，但并不能阻止创新的步伐，艺术世界终将迎来重开之日。”
“重开”已经提上日程，从上海和北京开始，中国的大部分博物馆和画廊已向公众开放，德国、法国、英国都将在6月和7月迎来重开。经历了一个季度的 zoom会议与线上展览的紧急状态之后，基于本地的线下艺术活动已经小心翼翼的展开，但前几年我们所经历的以大型展览和艺博会作为目的地的国际旅行状态，显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回不去了。以本地观众和社区作为艺术现场的受众对象， 已经成为各国艺术机构重开时的普遍共识。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站在巴耶里斯国家歌剧院的舞台上，希望她的歌剧《玛利亚·卡拉斯的 7 次死亡》今年晚些时候能在这里首演，摄影：WILFRIED HÖSL
从本地开始，向内发展，是走向上一个十年全球性链接的对立面吗？并非完全如此。
在大规模的市场活动与频繁的展览停歇之时，艺术家们的创作并没有停止，在这段物理性隔离的时间里，行为艺术家阿布拉莫维奇设法完成了一件艺术作品，疫情也启发了她对死亡的深入思考，她创作的歌剧《玛丽亚· 卡拉斯的7次死亡》（7 Deaths of Maria Callas ）将自己与这位悲剧性的女歌唱家联系在了一起，她们都同样面临过个人感情与生存的危机，阿布拉米维奇说，“是工作拯救了我”，为不忠的爱情抑郁而终的歌唱家卡拉斯没有做到的，阿布拉莫维奇做到了，在与前夫乌雷分手之后，她重新埋头于工作，创作了行为艺术的重要作品《艺术家在场》。
在面对这一轮疫情引发的社会与经济危机时，她甚至庆幸，“艺术市场如今终于不再是一切的主导。我们真的需要回到正常状态，重新回到创造性、回到纯粹性。”的确，做行为艺术并不需要很多钱，“行为艺术在经济高点时消失，又在经济下行时回归，就像是凤凰涅槃一般。”
《消音状况 #22：消音的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剧照，2018。录像与 12 声道装置 ,12+1 半球形 扬声器，45 分 钟。图片由艺术家提供。摄影：Heike Fischer
阿布拉莫维奇以创造新的作品度过了个人与社会的危机时刻。出生于香港的杨嘉辉则以艺术的方式回应了我们时代的状况。这位首届希克奖（Sigg Prize 2019）得主，在获奖作品《消音状况 #22:消 音 的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中，“把管弦乐队演奏的旋律静音，借此凸显那些原本不被注意的声音” ——庞大的乐队，哑然的演奏与并没有停歇的动作，杨嘉辉的作品以另一种幽默而巧妙的方式解读了什么是时代变动时的“艺术家在场”，有时候无声比大声，在这样的时刻更有深意。
在我们近期刊发的一组来自法国艺术、文化、科学和思想界的评论文章中（这个栏目名为“法兰西回声”），99岁高龄的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埃德加 · 莫兰（Edgar Morin ）的文章尤其值得一读，他说，“在这次大规模的人类危机面前此次疫情带来的社会危机启动了两种相反的进程：一种是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去寻求新的解决方案，另一种则是想回到过去的安定。事实上，危机让各种寻求新出路或是期待一个更好社会的思潮涌现出来。”
这位思想家的个人经历让他谈论柏格森所言的 “生命冲动 “时尤其具有说服力。上世纪初的西班牙大流感使莫兰的母亲患上了心脏病，按照医嘱，她不能生小孩。她曾两次尝试堕胎，第二次失败了，而存活下来的那个孩子出生时被脐带缠绕，几乎窒息而亡。但这个孩子可能在子宫里就获得了某种对于疾病的抵抗力——这个孩子就是莫兰本人，这个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60年代的社会和文化革命以及最近的全球性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世纪老人，仍然乐观的写道，“所有的危机都激发着我，这次也一样，它以十分强烈的方式，激发着我。”
亨利·马带斯《中式花瓶中的银莲花》1943 年
他和阿布拉莫维奇都谈到了死亡，莫兰提醒我们，我们身体里同时矛盾的存在着 “生存本能”与 “死亡本能”，而选择追寻 “生存本能”总是会“令我们更加健康而强壮”。
理解死亡也让我们清晰地看待生命，正如阿布拉莫维奇所说，“我们应该把每一天都当做生命中唯一的一天来度过”， “生命短暂，我们应该把无聊之事尽量剔除，活得淋漓尽致，把每一天都视作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在近期接受《艺术新闻》的采访时，阿布拉莫维奇提到，二战期间，所有人都在描绘着战争导致的灾难，马蒂斯却画起了鲜花—— 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在此时想起了霍克尼不久之前在诺曼底所画的春天——这不正是个体对于灾难和危机绝妙的回应吗？
撰文/叶滢
《艺术新闻》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