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阿雷在莫阿比树冠上，加蓬，2012年，弗朗西斯·阿雷收藏，蒙彼利埃，图片：Jake Bryant

“我在树冠上行走，我探索过数英里的林下植被，但每一次，我都被树木的生存能力所惊叹。”出生于1938年的法国植物学家弗朗西斯·阿雷（Francis Hallé）是热带雨林和树木结构专家，也可能是全世界为数极少的能在 “树冠上行走”的人。成长于二战时期的阿雷和他的家人为了躲开德军，到巴黎以外40公里之外的森林逃避战乱，这片森林庇护了他们，也让阿雷从小就练就了轻松爬上40米高的科西嘉大松树的本事。

六十年来，这位四处游历的植物学家在研究树木的同时，也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描绘花、叶和树木结构，“我在森林深处工作，有时我需要一整个上午来画一棵树。我围绕它走动，从正面、侧面、下面、上面观察它。所有角度均可作画。我脑海中跃出问题，而答案近在眼前。熟悉一棵树需不吝时间。”他发表了《24种树木结构模型的类型图》，并以发现它们的植物学家的名字命名，也希望能发现第25种树木结构的可能性。

巴西艺术家路易斯·泽尔比尼（Luiz Zerbini）的参展作品

在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共同举办的《树，树》展览中，这位在树冠上沉迷作画的植物学家的形象如此令人着迷，在他与法国导演吕克·雅克合作的纪录片《从前有座森林》中，他向我们展示了一座被毁灭的森林重生的故事，而这也是他毕生想做的事情，在日益崩坏的自然生态中，重新培育出未来的森林——即使要花上七个世纪的时间。

郑波，《写生》，2020-2021年

在柏林格罗皮乌斯博物馆的个展 “万物社”中，深居在香港大屿山的艺术家郑波带来了一组素描系列作品《写生》，在过去一年里，在每一个节气中，郑波画下了不同时节里的山中植物，366张素描被依据节气分为24个部分，被放置在展览现场，观众需要蹲到几乎与植物相似的高度，来观看这些作品。在中国农历中，二十四节气所反映的气候和季节变化，与自然的更迭密切相依。

“郑波：万物社”在柏林格罗皮乌斯博物馆展览现场

为什么会关注植物？除了作画之外，与科学家对话，进而了解植物的 “政治生活”，如郑波所言，“我们必须发明新的词汇，来描述植物间的政治境况——它们之间既有凶残的竞争，也有慷慨的合作。”无论从生存时间、还是在地球上的占有量都比人类长久深远的植物，人类对它们却所知甚少。植物之间的 “政治关系”也许是人类活动的某种映射和写照，在越来越紧迫的地球生态危机中，如果不对物种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多的研究，改变此前的相处模式和人类的自我中心状态，遭受更大的危机的将是人类自身。

去年在疫情中，生于1945年的美国艺术家苏珊· 雷西（Suzanne Lacy）联合了三十余位女艺术家创作了一件作品——《这个地球》（This Earth）—— “从2000年后出生的年轻人到已走过大半生的老者，身处向日葵花田中、树荫下、山谷里，或是自己的家中，她们依次朗读了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 n）1978年的散文诗《女性与自然，她内心的咆哮》”，在疫情肆虐的一年中，自然再次成为了疗愈的母体，正如《这个地球》中所强调的女性与自然的共生关系。

1984年，苏珊·雷西邀请154名已过花甲之年的女性来到加州的海滩，相坐在一起讨论衰老、死亡、女权运动，以及她们会给年轻女性什么建议

不同的物种、身份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在人类之间尚不能达成平等的现实面前，科学家与艺术家的倡议也许是一个不可及的理想：弗朗西斯·阿雷期望用七百年的时间来恢复一片雨林，在郑波的《蕨恋》中酷儿与蕨类植物相恋，在苏珊·雷西发起的作品《耳语，浪花，风》中，“154名已过花甲之年的女性在加州的海滩相坐在一起讨论衰老、死亡和女权运动”……这些看上去诗意的想象和行动中，艺术提供的是什么？“艺术肯定了身份。艺术让人发声。艺术表达了差异，也表达了共识。艺术提出了问题。”苏珊·雷西曾如此回应，让艺术从特定的专业，回到自然，并与万物联结之时，改变才有可能真正发生。

撰文/叶滢

《艺术新闻》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