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索罗金”——或是“安娜·德尔维”，有关这两个名字的故事大家或许早已耳熟能详：在2013年至2017年间，出生于俄罗斯普通工薪家庭的安娜·索罗金（Anna Sorokin）伪装成一名拥有6000万美元信托资产的德国女继承人“安娜·德尔维”（Anna Delvey）而混迹于纽约上流社交圈。
她声称自己在筹备一个“具有前所未有高度”的私人俱乐部与艺术基金会——“安娜·德尔维基金会”（Anna Delvey Foundation，简称ADF），以此诓骗本地金融机构、银行、酒店以及身边的熟人共计27.5万美元，同时伪造虚假文件以试图申请2200万美元贷款却最终未遂。
安娜·索罗金（Anna Sorokin）参加听证会，2019年5月10日。图片来源：New York Daily News
2017年，安娜·索罗金被捕，并在2019年被纽约州法院判犯有重大盗窃未遂罪、二级盗窃罪和盗窃服务罪。改编自《纽约杂志》调查记者杰西卡·普雷斯勒（Jessica Pressler）关于安娜·索罗金的报道，并由美国著名电视剧制片人珊达·莱姆斯（Shonda Rhimes）出品——近期，Netflix九集连续剧《虚构安娜》（Inventing Anna）在上映后的一周内便荣升收视率第一。
Nexflix剧集《虚构安娜》（Inventing Anna，2022）。图片来源：Netflix
现实中的安娜·索罗金与剧集中的安娜·索罗金（Anna Sorokin/Delvey，由Julia Garner饰演）。图片来源：Netflix
影片中关于安娜的舆论导向呈现出两极化趋势：一方面，在众人眼中她似乎与每一个贪慕虚荣并渴望捷径的诈骗犯别无二致——追求物质享受，不惜一切代价，只为立足上流社会；然而另一方面，调查记者薇薇安·肯特（Vivian Kent，原型为Jessica Pressler）则代表着另一派观点，认为安娜不过是在“由男性主导的商业系统中生存空间被挤压的女性创业者”，而其辩护律师托德·斯波德克（Todd Spodek）更是将她视作阶层对立中的“平民英雄”（a folk hero）、“现代罗宾汉”（a modern Robinhood）。
薇薇安·肯特（右）前往监狱中采访安娜·索罗金（左）。图片来源：Netflix
左：《纽约杂志》（New York Magazine）调查记者杰西卡·普雷斯勒（Jessica Pressler，剧中“薇薇安·肯特”的原型）
右：薇薇安·肯特（Vivian Kent，由Anna Chlumsky饰演）
的确，在当下的时代，“伪装一切，直到真的成功”（fake it till you make it）似乎早已成为秘而不宣的创业潜规则——这可以被视作“急功近利”，但也可以是一种“积极进取”。而从《虚构安娜》到艺术圈近年来的多起诈骗案，再至历史上那些更具戏剧性的重大骗局，看似难以触及的精英圈层，也因其特殊的土壤属性而成为高智商犯罪的温床。
“似乎确实在着一种模式，让这些人卷入了艺术圈顶端的社交泡沫中，并试图不惜一切代价去维持这个地位。”多年来聚焦艺术法与艺术犯罪，苏富比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主任加雷斯·弗莱彻（Gareth Fletcher）在曾经的一次采访中一语中的，“艺术市场或许也带有一种‘皇帝的新衣’的感觉，每个人都互相点头问好，并不想因为提出了某些关于别人的尴尬问题而让自己的地位冒险。这样的一个市场非常依赖人们的自信，而这些罪犯所拥有的魅力或许也可以说是诱人的。”
影片中“安娜·德尔维”为自己精心编造了身世背景。图片来源：Netflix
无论是贪慕虚荣的骗子，还是不择手段的创业者，抑或是可歌可泣的平民英雄……对于安娜·索罗金，观者得以保留着自己的认知与评判。
而抛开这些定义，在此，本文将梳理并浅析《虚构安娜》中的重要关键词，如拼图一般重塑“安娜·德尔维基金会”步步为营却功亏一篑的宏伟计划，以及，这些年来，艺术圈层出不穷的骗局究竟如何对精英游戏作出了讽刺？
关键词：
细节、艺术品位、社交媒体
男友，以及“画大饼”
一个“正确的人设”是展开一切计划的基础——除却虚构的姓名与精心编造的身世背景，个人生活与对外社交中的诸多“细节”正是在实践中完善与巩固人设的关键点。
在影片中以安娜的昔日好友、时装设计师瓦尔（Are Val，虚构人物）为出发视角的第二集，便详细阐述了这一点——瓦尔一度认为安娜是“真的酷”（the real deal），具体则体现在诸多“细节”中：时尚品位“低调且优雅”，懂得“正确的说话与行事方式”，知道“哪家餐厅的顶级三文鱼最好吃”，熟悉好酒的年份与产地——“暴发户永远点最贵的酒，但安娜点酒则像贵族一样。”与此同时，她“冷淡，难以接近，永远没空……”这一切让彼时的瓦尔迫切地渴望与她成为朋友。
安娜与瓦尔（Are Val，由James Cusati-Moyer饰演）。图片来源：Netflix
影片中安娜的部分造型。图片来源：Netflix
现实中，“安娜·德尔维”最为出名的一套时装为一件Azzedine Alaïa的黑色连衣裙。图片来源：timetoast
而同样地，剧中的女企业家塔莉娅·马雷（Talia Mallay，原型为巴西出生、现居美国的女企业家Jayma Cardoso）亦如是说：“我欣赏这种女人，她从不试图给别人留下印象，她从不畏畏缩缩，也不在乎别人的看法。”（I appreciate the woman who doesn’t try to impress, who isn’t afraid, who doesn’t give a fuck.）
信手拈来的时尚态度与生活方式让安娜在上流社交圈游刃有余，而在这之外，一如剧中塔莉娅所言，另一个为安娜打开社交局面的重点，是艺术品位。
安娜与塔莉娅在拍卖会预展上偶遇。图片来源：Netflix
安娜在拍卖会预展上建议偶遇的塔莉娅竞标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无题的电影静帧 17号》（Untitled Film Still #17，1978年），在一段铿锵有力的说辞中将其与由男性主导的系统中女性力量的觉醒相结合；而在曼哈顿社交名媛诺拉·拉德福德（Nora Radford，虚构人物）的家中，安娜对于艺术家“Polay”（虚构人物）作品的一番评论更是让她获得了进入更高级圈层的密码。
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无题的电影静帧17号》（Untitled Film Still #17），1978年。图片来源：Tate
更不用说之后“安娜·德尔维基金会”方案中令人激动的艺术家名单，以及“克里斯托（Christo Vladimirov Javacheff）将在开幕那天包裹整栋大楼”的狂言。不过，毕竟，当代艺术也是“安娜·德尔维基金会”的业务核心。
教堂传教院（Church Mission House），公园大道281号（281 Park Avenue）。安娜计划将其租下，作为“安娜·德尔维基金会”大楼。图片来源：Architect Magazine
影片中，安娜扬言，大地艺术家克里斯托·弗拉基米罗夫·贾瓦契夫（Christo Vladimirov Javacheff）将在基金会开幕当天包裹整栋大楼。图片来源：Netflix
然而，仅仅是“身体力行”的实践似乎依然传播度有限且不足以强化人设特点，身处如今这个线上与线下并行、现实与虚拟同步的世界，社交媒体自然也是营销人设的重阵。影片中，手机不离手的安娜自始至终深谙其中的逻辑，如影随形的Instagram图文成为了她对外展示奢侈生活的重要渠道，也由此收获了大量粉丝的关注与点赞——身着奢侈品自拍，与各界名流“蹭”合影，高端酒店与餐厅的“打卡”……而每一集片头中由无数Instagram图片拼贴而成的安娜肖像，似乎也暗喻着社交媒体的强大力量。
“安娜·德尔维”在现实中的Instagram账号。图片来源：Instagram
“当今的人们每分每秒都在网络上生活。”（People these days are living every minute online.）记者薇薇安的同事在影片中这样说道，而这也为彼时身处困境中的薇薇安提供了重要的调查线索——在采访受阻而毫无头绪之时，安娜的Instagram图文及其关联的人物，成为了薇薇安进入其人生时间线与社交地图的唯一切入口。
“安娜·德尔维”在现实中的Instagram账号。图片来源：Instagram
综上所述，对于社交名媛生活与品位细节的精准掌握让安娜在人设的打造上基本毫无破绽。然而读到这里，旁观者或许依然会好奇：仅仅凭借“正确的人设”或许得以交到朋友，但对于挥金如土的安娜而言，究竟如何在短期内获得挥霍不尽的金钱？
此时，需要一位重要人物登场：安娜的前男友“蔡斯”（Chase Sikorski）——影片中，他是科技创业公司“觉醒”（Wake）的创始人，而现实中的人物原型则为韩裔美国企业家Hunter Lee Soik，Hunter研发了一款用于挖掘梦境的app，名为“影子”（Shadow，即影片中的“Wake”）。尽管杰西卡·普雷斯勒在《纽约杂志》的原文中并未对其指名道姓，而是如此形容这位“未透露姓名的情人”——一位“未来主义者”（futurist），参与过TED巡回演讲，曾出现在《纽约客》杂志上；他的app最终并未完成，他之后便搬去了阿联酋……而这一切，均与Hunter Lee Soik的背景相契合。
安娜与前男友蔡斯（Chase Sikorski，由Sameer Usmani饰演）。图片来源：Netflix
“蔡斯”的原型，Hunter Lee Soik。图片来源：thelocalreport.in
据《纽约邮报》八卦版《第六页》（Page Six）报道，一位重要线人曾表示，Hunter Lee Soik正是将安娜带入纽约社交圈的领路人：“他（Hunter）的社交范围遍布全球。没人知道他做了什么，但他总是在给别人建议，教他们如何在公司里步步晋升。”而另一位线人则声称Hunter“在科技领域结识了很多拥有强大社交能力的人”。
回到影片中，安娜伪装成“德国女继承人”的身份与蔡斯交往，并以“未到提取信托资金的年龄”为由，让蔡斯心甘情愿承担自己的一切开销，包括环球旅行与顶级酒店，以及购买奢侈品。而通过蔡斯的人脉关系网，安娜也得以结识了部分纽约精英社交圈人士，一如前文提到的贵妇诺拉·拉德福德。
所谓“画饼”先从枕边人开始，即便在一系列闹剧之后个人身份遭到蔡斯的质疑，安娜依旧凭借强大的心理素质在争论中夺得主动权而“反客为主”——在一轮声情并茂的“画大饼”中，依靠对“梦想”的拿捏而激发了对方作为移民创业者的同理心。其实“心态的洞察与拿捏”一直贯穿着安娜的骗术，而与蔡斯的一番“交手”，也为之后其进阶版本的“画饼术”作出了铺垫。
在个人身份被蔡斯质疑后，安娜就“安娜·德尔维基金会”展开了一段演说，依靠对“梦想”的拿捏而激发了对方作为移民创业者的同理心。图片来源：Netflix
关键词：
推荐人、杀熟、伪造
强大的心理素质，洞察、拿捏人心
以及，进阶版“画大饼”
安娜与诺拉·拉德福德（Nora Radford，由Kate Burton饰演）。在获得诺拉的认可后，安娜随诺拉一同前往暴风国王艺术中心（Storm King Art Center）参加一个市内艺术项目的筹款活动，由此，诺拉将其介绍给多位艺术圈人士。图片来源：Netflix
随着关系网的逐步扩大，安娜结识了地产律师艾伦·里德（Alan Reed，原型为国际律师事务所Gibson Dunn合伙人Andy Lance），在对其心理的洞察与剖析中，安娜将艾伦笼络麾下，为她之后在国民城市银行（City National Bank）与堡垒投资集团（Fortress Investment Group）等机构的贷款作出担保。
艾伦·里德（Alan Reed，由Anthony Edwards饰演）。图片来源：Netflix
得知艾伦拥有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女儿之后，安娜以此为切入口对其心理进行拿捏。图片来源：Netflix
与此同时，与蔡斯分手后，失去经济来源的安娜持续面临着大额账单，在花光向银行申请的临时信用额度后，此时的“逃单”伎俩则变得“简单粗暴”：辗转居住于朋友家与各大酒店之间，盗刷别人的信用卡，酒店消费挂账欠款，提供多张额度不够的信用卡再坚持声称刷卡机故障，假装被父亲断了零花钱，假装信用卡出问题需要联系银行……再者，上演情绪崩溃大戏——以此获得朋友的怜悯与金钱支持。
在一场前往马拉喀什的旅行中，安娜以信用卡出问题为由诓骗好友瑞秋（Rachel Deloache Williams）用自己的信用卡冻结酒店押金，并承诺等信用卡恢复后便会支付费用。但最终，在瑞秋离开后，安娜用瑞秋的卡支付了全部达6万美元的费用。图片来源：Netflix
其中的“杀熟”对象包括前文提到的瓦尔与诺拉，居住在12乔治酒店（12 George，原型为位于纽约SOHO的奢侈酒店11 Howard）时结识的好友奈芙（Neff Davis），同为昔日好友的《名利场》图片编辑瑞秋（Rachel Deloache Williams）和明星私人教练凯西（Kacy Duke），仅有过一面之缘的Blade公务机租赁平台CEO罗伯特·维森塔尔（Robert Wiesenthal）以及黄勖夫，等等。
影片中，安娜利用从国家城市银行申请的临时信用额度邀请好友吃喝玩乐、购买奢侈品与健身私教课，以取得她们的信任，继而在额度花光之后开始“杀熟”。图片来源：Netflix
安娜利用从国家城市银行申请的临时信用额度提现，多次支付12乔治酒店管家奈芙（Neff Davis，由Alexis Floyd饰演）百元小费，让其为自己获得高档餐厅与俱乐部的VIP权益。图片来源：Netflix
安娜以伪造的电汇确认单骗取私人飞机包机服务，但Blade公务机租赁平台CEO罗伯特·维森塔尔（Robert Wiesenthal）一度相信她会在旅行归来后补上欠款。图片来源：Netflix
影片中，黄勖夫（Michael Xufu Huang，由Austin Ku饰演）将安娜介绍给艺术圈相关人士。图片来源：Netflix
普雷斯勒曾于《纽约杂志》的原文中提到，安娜在2015年与黄勖夫相约前往威尼斯双年展，同时让其为自己支付了近3000美元的酒店与交通费用，却不曾归还；直到2016年安娜举办的生日派对结束后，当餐厅联系黄勖夫并告知安娜的信用卡无法支付，他这才产生了疑心。
现实中，安娜曾于Instagram上分享与黄勖夫的合影。图片来源：Instagram
风波过去之后，黄勖夫及其创立的X美术馆购藏了艺术家龚剑的布面丙烯作品《缪斯 3号》（Muse No.3，2020年），作品描绘了法庭上受审的安娜·索罗金。图片来源：Instagram
然而，与艾伦的结识，令安娜将目光直接转移至银行与金融机构。此时的她已不再仅仅只是社交圈中的派对女孩，而将自己包装成为事业奋斗的“商场女精英”。而这份为华尔街人士准备的进阶版“大饼”，则包括一份80页的商业计划书，以及前文提到的，由“关系与介绍”而带来的顶级顾问团队——大名鼎鼎的西班牙建筑师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Santiago Calatrava）之子布里埃尔·卡拉特拉瓦（Gabriel Calatrava）也在其中。
安娜与她的顾问团队在公园大道281号勘查场地。图片来源：Netflix
安娜虚构了自己“家族”的“资产经理”——“彼得·亨内克”（Peter Hennecke），同时为其伪造了电子邮箱，并运用一次性电话和变声软件假扮成彼得与艾伦通话。而普雷斯勒则在刊登于《纽约杂志》的原文中提到，安娜还直接运用Microsoft Word伪造了大量的银行对账单与资产文件，声称自己在欧洲的银行账户拥有6000万美元的资产，但由于自己身处美国，所以无法访问这些账户。
2016年11月，安娜在艾伦的协助下向国民城市银行提交了虚假文件以申请2200万美元贷款，但由于无法提供德国资产的来源而遭到银行拒绝。随即，她向堡垒投资申请了贷款，但最终，面对堡垒投资提出的最后一轮对于其德国资产的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安娜只好撤回了贷款申请——随之而来的，还有一场崩溃。
安娜将两张价值1.5万美元的空头支票存入她在签名银行（Signature Bank）的账户，并于接下来的几天内，在支票被退回前取出了大约8200美元现金。图片来源：Netflix
尽管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但失败是必然的——25岁女孩伪造的虚假文书必定无法于严密的国际金融体系中蒙混过关。凭借苦心经营的人设、坐怀不乱的心理素质与洞察人心的洗脑能力，或许得以于浮华的名利场中获得所谓的“名声”与“背书”，但在制度与规则面前，那些经不起推敲的谎言终究不堪一击，而欺骗者亦必将为之付出代价。
而安娜能够从一次又一次的“杀熟”中成功脱身且不被揭发，无非还是得益于其对于身边人心态的拿捏。“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我可不想丢脸。”第一集中瓦尔与诺拉的对话便透露出这一点——宁可损失金钱并忍气吞声，也不能因为被“卑微的安娜·德尔维”欺骗而颜面扫地。相较于“一无所有”，对于“拥有太多”的人们而言，或许“拥有”也是一种无形的束缚？
诺拉：“我可不想丢脸。” 图片来源：Netflix
有资本的地方便有骗局。多年来，通过欺骗众人而维持纸醉金迷生活的案例，在艺术圈并不少见。
近期的重大事件包括知名艺术品经纪人、曾经的白立方画廊二级市场销售负责人伊尼戈·菲尔布里克（Inigo Philbrick）的认罪——他被指控欺诈藏家、投资人与贷方，涉案金额高达2000万美元。当被法官问及犯罪动机时，菲尔布里克亦直言不讳：“为了钱，法官大人。”（For the money, your honor.）
右边为伊尼戈·菲尔布里克（Inigo Philbrick），图片来源：art-critique
据《艺术新闻／国际版》报道，为了保持形象、维持其奢侈的生活作风——包括私人飞机出行和购买价值数十万美元的腕表，菲尔布里克自行篡改了若干件作品的所有权，并将作品的份额同时出售给多个投资者，总份额相加远超100%。菲尔布里克还利用其中的一些作品申请贷款，并伪造了寄售文件。2019年底，面临1400万美元的贷款欠款及多项指控，菲尔布里克离开美国，逃往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Vanuatu），之后被驱逐出境，于2020年6月被捕。
无独有偶，澳大利亚艺术品经纪人安迪·万尔莫比达（Andy Valmorbida）也在几乎同一时期上演了相似的手段——伪造虚假文件以篡改多件作品的所有权，利用虚假发票向多家机构骗贷，以及，向多人重复销售同件作品。
安迪·万尔莫比达（Andy Valmorbida），图片来源：New York Times
同样发生在2021年的，还有德国社交名媛、艺术品经纪人安琪拉·古尔本基安（Angela Gulbenkian）因两笔欺诈性销售而被判处盗窃罪。据artnet报道，尽管早已嫁入欧洲最为显赫的收藏家族之一，一直以来，安琪拉却始终是伦敦地区当代艺术市场的“惯犯”，曾被多人指控。法庭证据显示，安琪拉将行骗所得资金全部用于享受奢侈品及服务，其中包括一块价值2.5万英镑的劳力士手表，两件共价值5.6万英镑的艺术品，还有私人飞机包机出行。
安琪拉·古尔本基安（Angela Gulbenkian），图片来源：artnet
而相较于圈内人士的“作弊”，从人设编造到四处揽金，与安娜·索罗金的整套骗局拥有相似戏剧性与“出圈”程度的，或许只存在于历史中——著名英国诈骗犯约翰·德鲁伊（John Drewe）。1985年，失业的德鲁伊将自己伪装成一名与英国情报部门有关的核物理学家，并声称希望在自己的家中安置多件艺术复制品，由此，他说服了艺术家约翰·米亚特（John Myatt）为自己绘制大量赝品。
约翰·德鲁伊（John Drewe）。1999年，在一场对德鲁伊的审判中，法官将他形容为一场十年诈骗的“首席建筑师”（the “chief architect” of a decade of deceit），称其能够“将这些优秀到可以为你提供一切所需价值的赝品变现，通过专业的伪造技术和无尽的谎言，让它们变成黄金”。图片来源：the Art Newspaper
被卷入这场“20世纪最大艺术品造假案”的约翰·米亚特（John Myatt）在家中与自己伪造的一副梵高自画像合影。图片来源：the Art Newspaper
德鲁伊使用泥土和吸尘器里的灰尘来“老化”这些赝品，并伪造了证书、发票与流通记录等一系列相关文件。据彼时的《纽约时报》报道，在之后的十年中，他通过中介机构与苏富比和佳士得等国际拍卖行保持着联系，并在拍卖中以原作的价格售出了约200件米亚特绘制的赝品，凭借收益享受着奢侈的生活。
不仅如此，德鲁伊还以“收藏家”与“捐赠人”的身份欺骗了泰特、V&A等重要机构，甚至将多页对自己有利的虚假文件替换、插入了部分机构的档案里。通过中间人，他还创建了一家名为Art Research Associates的公司，用于为自己释出的赝品作背书。直到1995年，德鲁伊的前妻在他留下的文件中发现了一些可疑的信件，随即报案。
马克·兰迪斯（Mark Landis）。图片来源：the New Yorker
纪录片《艺术与工艺》（Art and Craft），2014年。图片来源：IMDb
不可否认的是，相较于其他经济领域，政府部门监管的相对松散与市场透明度的缺失，为艺术市场中欺诈等不良行为的发生创造了一定的环境。
而美国社会学家萨拉·桑顿（Sarah Thornton）在《艺术世界中的七天》（Seven Days in the Art World）中亦曾这样写道：“当代艺术圈就好像汤姆·沃尔夫（Tom Wolfe）所说的‘地位场’（statusphere）。它围绕着一个模糊且时常相互矛盾的等级制式构建而成，这其中包括名声、信誉、想象中的历史重要性、显现出的智慧、财富以及归属——例如一个人的艺术收藏的规模，等等。”安娜·索罗金们的“入侵”无疑蕴含着对于这一“地位场”的戏谑与挑衅，他们深谙游戏规则，并以真实与虚假的模糊边界无意识地对其进行了讽刺。
撰文／夏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