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拉蒙·施莱默（C. Raman Schlemmer），包豪斯艺术家奥斯卡·施莱默（Oskar Schlemmer）之孙在伦敦弗里兹艺术博览会期间编排并重现了艺术家1926年在德绍包豪斯的一场表演，摄影：Linda Nylind. Courtesy Linda Nylind / Frieze
伦敦。与往年相同，今年的伦敦弗里兹艺术博览会（Frieze Art Fair）于10月3日如期向公众开放。来自35个国家的逾160家画廊参与展会，其中有来自中国、韩国、巴西、黎巴嫩、爱沙尼亚等国的新画廊首次参展，令今年的伦敦弗里兹艺博会成为自创立以来最为国际化的一届。在英国即将脱欧的背景下，伦敦弗里兹艺博会总监维多利亚·西达尔（Victoria Siddall）希望展示出“伦敦和往日一样，开放、令人兴奋且依旧国际化”。 来自上海的新时代画廊天线空间（Antenna Space）和AIKE，以及来自香港的刺点画廊（Blindspot Gallery）和马凌画廊（Edouard Malingue Gallery）参加了本届艺博会，2018年参展的香格纳画廊和磨金石空间则未出现在参展名单中。
2019年伦敦弗里兹艺术博览会全新主题单元“编织”（Woven）现场，摄影：Linda Nylind. Courtesy Linda Nylind / Frieze
本届伦敦弗里兹艺博会吸收全新的策展人、开辟独特的主题单元，通过展现行为艺术以及新兴艺术家的作品，将复杂的艺术迭代与殖民主义遗产放置在当代语境中，探讨其在当前时代的重要性。香港Para Site艺术空间执行总监及策展人康喆明（Cosmin Costinas）负责艺博会的全新主题单元“编织”（Woven），将8位利用布料、织物和挂毯进行创作的艺术家的作品有机组合并联合呈现。此外，致力于呈现年轻画廊（创办不超过15年）的“聚焦“（Focus）版块则首次启用了国际委员会，包含香港马凌画廊的创办人爱德华·马林格（Edouard Malingue）在内的3位画廊主参与到遴选参展画廊的过程中。
“聚焦”版块参展的伦敦画廊Tiwani Contemporary带来英国尼日利亚艺术家Joy Labinjo的3幅以家庭相册为灵感的绘画作品，每幅标价1万英镑。在10月2日VIP预览开幕2小时内即被个人藏家和机构购买。Courtesy of the artist, Tiwani Contemporary
自弗里兹艺术博览会创建以来，商业与关键性（criticality）这两个难以兼容的主题就贯穿始终，它不仅是交易艺术的目的地，也是雄心勃勃的话语平台，而后者甚至更好地定义了弗里兹。在当前生态危机与脱欧效应的双重影响下，弗里兹也顺势为艺术家创造了探讨危机临界的场域。同期举行的弗里兹大师展（Frieze Masters）更呈现了亚洲对于收藏界的深刻影响。恰逢包豪斯一百周年，历史的叹息声被引入当代，勾勒政治与艺术错综复杂乃至生死攸关的联系。当前危机时代的艺术市场发展与回响，在弗里兹艺博会可见一斑。
弗里兹展会期间，伦敦的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将开启关于非裔美国艺术家卡拉·沃克（Kara Walker）的展览。此外，国家肖像馆（National Portrait Museum）也将呈现伊丽莎白·佩顿（Elizabeth Peyton）的作品，成为艺博会会场之外的独特艺术亮点。
编织艺术：去殖民化美学对话的出发点
过去的两年间，弗里兹艺术博览会聚焦女性，先后以“性务”（Sex Work, 2017）和“社会工作”（Social Work, 2018）为主题，探讨女性主义并致敬打破现状的女性艺术家。今年的策展单元回归艺术表达的媒介本身：从印度艺术家穆里纳尔尼·穆克吉（Mrinalini Mukherjee）创作的结状仿生麻制造型，到受包豪斯启发的马达加斯加艺术家乔尔·安德里亚诺马里索（Joel Andrianomearisoa）用丝绸、棉花和纸完成的几何构图，无不体现了编织艺术的多样性与创造力。但对于策展人康喆明而言，未受到足够重视的古老织物艺术实际上充斥着丰富的政治含义。织物艺术有着“丰富的实践史，但也内含复杂的被边缘化的历史”，他说道：“在欧洲，编织总是和女性联系在一起。而在很多殖民地上，它被矮化为民俗艺术，因为编织并不符合欧洲人的艺术语言系统。”
2019年伦敦弗里兹艺术博览会全新主题单元“编织”（Woven）现场Nature Morte画廊展出印度艺术家穆里纳尔尼·穆克吉的作品，摄影：Linda Nylind. Courtesy Linda Nylind / Frieze
康喆明于2018年策划了展览“一兽，一神，一线（A Beast, a God, and a Line）”，将亚太区域的宗教与政治意识形态发展与传播通过织物的形式呈现在众人眼前。今年十二月，香港的Para Site艺术空间还将展出波利尼西亚岛汤加王国（Tonga）的织造艺术。康喆明认为，“织物显然是去殖民化美学对话的出发点”——它可以勾勒多样的本土语境，填平西方社会设下的人种论与艺术之间的鸿沟。尽管（又或许正是因为）编织有着颇为朴素的传统意味，这种媒介反而拥有某种社会运动的潜力：“被排挤的历史为它提供了进行反击的优渥土壤。”
以画廊为主导的“编织”单元收录了八位艺术家的作品，其中包括已故菲律宾艺术家帕斯塔·阿巴德（Pacita Abad，1946-2004）颇具政治意味的提花垫纬凸纹布作品（trapunto）。阿巴德以个人经验为丝线，编织了她离开马科斯统治下的菲律宾前往旧金山的故事，也穿插了她对于美国移民历史的研究。通过呈现阿巴德、穆克吉等已故艺术家的编织作品，康喆明希望通过展览传达，早在西方艺术市场对编织艺术感兴趣之前，艺术家们便已经全身心投入其中。
徐世琪，《缝起我分裂的心灵》，2019，Courtesy the artist and Blindspot Gallery
来自中国香港的徐世琪（Angela Su）和菲律宾的奇安·德利特（Cian Dayrit）也参与了此单元。作为年轻艺术家，他们认为织物只是他们艺术创作的一部分，传达的信息比媒介更为重要。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画家，德利特与专业的刺绣工人开展合作，对殖民时期的地图和图像进行挪用。对他而言，“挑战布料的私密性，从而将掩藏的社会真相展现给众人”更具有吸引力。徐世琪则通过伪科学的素描画、视频、行为艺术和装置对人体进行检视。她用头发进行刺绣，呈现其“触觉的特性”，以及它所具备的强大文化象征意义。头发“代表着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恐惧与渴望”，她说道，而剃发在历史的进程中时常被用作为压迫的工具。在“编织”单元展出的徐世琪头发刺绣作品《缝起我分裂的心灵》（Sewing together my split mind，2019）呈现了缝合的女性身体部分，作品是艺术家在近3个月内的创作，探讨了“反抗与压迫”的主题。
西马里·辛格·索因：“艺术家必须是好公民”
2019年弗里兹艺术家奖（Frieze Artist Award ）得主西马里·辛格·索因（Himali Singh Soin）用自己的行动来传达信念，思考脱欧、气候变化与它者的议题。通过使用视频和行为艺术，驻留伦敦和德里的艺术家西马里·辛格·索因探索人类对于地球的影响，也借此缩减自己的碳排放足迹。“我拒绝使用浪费资源的材料，也没有大量的仓储。”她说道：“我想要的是，艺术品在需要的时候被创造出来，而当不再需要时便可以蒸发消失。从环保层面来说，这就是我正在培养的美学。”
西马里·辛格·索因，《我们像那样对立II》（静帧），2019，Courtesy of the artist
她为弗里兹创作的艺术作品《我们像那样对立II》（We Are Opposite Like That II, 2019）是一则12分钟长的单信道视频，材料源自她2017年的北极之旅。这是她计划的北极四重奏作品中的第二件。在冰雪背后，掩藏的是一则有趣的十九世纪英国轶事：维多利亚时期的人认为，冰河世纪就要来临。“这种想法无处不在，”辛格·索因说道：“对于他们来说，这就和我们现在谈论全球变暖一样。”彼时的恐惧来自于所谓的小冰期。14世纪初到19 世纪中叶，欧洲和北美的冬天变得格外严寒。“在视频中，我还加入了来自《笨拙》（Punch）杂志以及《伦敦新闻画报》（London Illustrated）的图像——北极熊出现在伦敦桥上，展现了群众的恐惧。”
维多利亚时代对冰河世纪的恐惧是辛格·索因的作品《我们像那样对立II》的灵感之一，来自这一时期的出版物中描绘了北极熊在伦敦桥上进行劫掠。Courtesy of the artist
但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更为害怕的，是环绕的冰块可能会断送大英帝国的繁荣。“他们世界中心的定位可能就此消失殆尽，”她引用影片的一句话解释道。她用这些具备象征意义的故事，来回应今年弗里兹艺术家奖的主题——“国家现状”（state of the nation）。
在影片中，辛格·索因以“潜入的它者”为理念基础，描绘了“威胁英国根基”的故事。她的角色身披给难民的金属毯子，在冰冻的北国景致中游荡。“影片的重要镜头是这位异乡客转化为了冰块，而这对于她本人而言，也是相异相斥的存在。”影片的音乐由她的丈夫大卫·索恩·塔佩瑟（David Soin Tappeser）创作，在弦乐四重奏的背景下，艺术家本人的诗意念白跃然屏上。
对于艺术家本人而言，脱欧的现实威胁也不容小觑。她在伦敦的驻留完全依赖于其伴侣的德国国籍身份。对于她新作的政治内涵，艺术家回应道：“艺术从内在而言就是政治的。我并不知道什么是创作政治艺术，因为这一般都不会是好的作品。但我确实认为，艺术家必须是好公民（Artists have to be good citizens）。”
帕特里克·戈达德（Patrick Goddard），《蓝天在思考》（Blue Sky Thinking）, 2019，摄影© David Owens
除了辛格·索因之外，帕特里克·戈达德（Patrick Goddard）的作品《蓝天在思考》（Blue Sky Thinking, 2019）标价1万8千英镑，展现了180只死亡的铅制环颈长尾小鹦鹉，期望引起人们对于环保议题的注意。
弗里兹的中国身影
伦敦弗里兹艺术博览会VIP预览日当天，白教堂画廊的主管伊娃娜·布雷兹威克（Iwona Blazwick）、海沃德美术馆（Hayward Gallery）的馆长拉夫·鲁戈夫（Ralph Rugoff），艺术家克里斯蒂安·马克雷（Christian Marclay）以及马特·克里肖（Mat Collishaw）都被邀请来佩斯画廊（Pace）享用宋冬的最新展览“甜食城市”的中心展品。该作品由堆积起来的饼干和糖果组成，呈现了亚洲遍布各地的拆迁与重建工程。宋冬将他的可食用艺术品称作“华美的毒药”：十分可口，可若不加限制地食用，也会对人有害。当然，这对阻止人们对其糖果大都会的大快朵颐似乎成效有限。饕餮之后的残局将会在留存在佩斯直至艺博会结束，让人们记住弗里兹那一刻的饮食疯狂。
2019年伦敦弗里兹艺术博览会期间宋冬的展览“甜食城市”，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Pace
曾于2015、2016、2017年三次参加伦敦弗里兹艺术博览会的天线空间，在今年重返伦敦弗里兹时，从往年的“聚焦”版块升级进入主单元，带来关小、程心怡和韩冰三位背景和实践各异的年轻女性艺术家的作品。天线空间创始人及总监王子接受《艺术新闻》采访时表示：“过去‘聚焦’版块只能呈现一位艺术家，进入主单元后可以展示不同的艺术家，展位的位置也更加靠近展场中心，比邻一些更加资深并且布展经验更丰富的画廊，这个区域整体作品价格也相对更高些。”
作为由年轻一代画廊主经营并代理中国年轻一代艺术家的新生代画廊，天线空间在国际化的艺术市场中继续向前走时遇到了英国脱欧、美国对中国艺术品增加关税等政策和风向的改变，谈及对画廊的影响，王子表示：“相对于脱欧讲，美国对中国加征征税对我们画廊影响的可能会更大。这会导致我们运往美国艺博会的中国艺术家数量的减少。但好在天线空间代理的艺术家中超过30%是欧洲、英国和美国的艺术家，可能这是唯一能稍微庆幸的一点。”
程心怡，《Jane and Théophile》，2019，图片来源：天线空间
在另一侧，首次参展并成为“聚焦”版块亮点之一的中国新生代画廊AIKE的展位上，艺术家唐狄鑫尝试着“诊治”艺博会参观者。根据AIKE总监王欢介绍，AIKE展位现场的背景墙面刻有唐狄鑫行为作品《休息是最好的革命》主题的红色字体标语并用了典型的绿色和白色相间的医院墙体的视觉颜色。艺术家与工作人员身穿白色医生大褂来为参与的观众在6个指定的身体部分包扎石膏绷带，观众佩戴着这些石膏并开始进行“休息”。王欢接受《艺术新闻》采访时表示：“这是对于看似永不停息人类忙碌的一种回应。在艺博会这样特殊的场合下上演，唐狄鑫每天都要在现场进行长时间的行为并持续进行5天，参与的观众需要在现场进行预约。”谈及首次参与伦敦弗里兹艺术博览会，王欢说：“AIKE首次参加Frieze London是想拓展这一地区藏家和机构的联系和对话，期待能把更多业务拓展到以伦敦为中心的地区。”
AIKE代理的艺术家唐狄鑫尝试着“诊治”伦敦弗里兹艺术博览会参观者，摄影© David Owens
在英国即将脱欧的背景下，弗里兹艺术博览会努力呈现出国际和开放的姿态。和前一届相比，展会在吸收大量东南亚艺术家与画廊的同时，也尝试重新肢解殖民主义的框架，编织全新的社会政治语境。艺博会期间的伦敦，似乎又一次成为了融合的中心。但这种欣欣向荣的景象是否仅是排外主义阴云下的昙花一现？至少伦敦弗里兹艺博会总监多利亚·西达尔（Victoria Siddall）希望延续“伦敦非凡的国际精神”，“这座城市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思想与人的交汇点”西达尔强调。（撰文/楼润之，采访、编辑/童亚琦）
伦敦弗里兹艺术博览会
弗里兹大师展
摄政公园
10月3日-7日
